1. 如何認識和評價中國近代及當下的民族主義
第一，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是民族危機日益加重的產物，其興起、發展和高漲都與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義的侵略有關。日本因素，是我們考察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視角。眾所周知，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是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的，但在1895年之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平均大約每20到25年對中國發動一次軍事侵略，而且這些軍事侵略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佔領中國的領土，而是要進行經濟利權的剝削，即把中國變成其商品的傾銷地和原料的供應地。可以說在1895年以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壓力是慢性的與漸進的。但1895年以後這種壓力驟然升高，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從自由發展到壟斷亦即帝國主義階段，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也從以前的商品傾銷為主變成了資本輸出為主，並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另一方面，通過明治維新而逐漸走上軍國主義發展道路的日本開始取代西方列強中的英國成為侵略中國的急先鋒，與此前的西方列強不同，日本不僅要掠奪中國的經濟，而且還想佔領中國的領土，把中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它通過發動1895年的甲午戰爭，割走了中國的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及其附近島嶼，遼東半島後來雖因三國干涉而由清政府出巨資贖了回來，但台灣和澎湖列島及其附近島嶼則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達50年之久，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才重新回到祖國懷抱。與此相一致，中國的民族危機也在1895後日益嚴重起來。正是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背景下，西方近代民族主義被梁啟超等人作為一種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武器介紹到中國，並促進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在清末民初的興起和形成。
五四前後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發展階段。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所以在這一時期能得到發展，一方面是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范圍內民族解放運動高漲以及十月革命的影響，另一方面與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有關。五四愛國運動是這一時期民族主義發展的標志，而引起五四愛國運動的導火線，則是在巴黎和會上，因日本的阻擾和美、英、法偏袒日本，中國收回被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掠走的山東權益的失敗。至於九一八事變後，尤其是華北事變和七七事變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高漲，更是日本對中國進行赤裸裸的武裝侵略、企圖滅亡中國的結果。邁克爾·弗里登曾經指出：「民族主義只有在短暫的時段內變得極為重要，即在民族建構、征服、外部威脅、領土爭議、或內部受到敵對族群或文化群體的主宰等危機時，民族主義才顯得極為重要。」[3]
第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發展和高漲的原因，決定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自它興起的那一天起，就具有鮮明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內容和特質。在清末，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之所以要「排滿」，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不僅僅在於它是滿洲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而且還在於它是腐敗的專制主義政權和「洋人的朝廷」，正是它的專制和賣國，才導致了近代以來中國的落後挨打和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所以，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挽救民族危機，實現中國的富強。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之所以要「合滿」，是因為在他們看來，20世紀的「民族帝國主義」是以整個民族的力量對外侵略擴張，我們要抵抗「民族帝國主義」的侵略，實現民族獨立，也就必須集合整個中華民族的力量，包括滿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鬩於牆，「將彼五百萬之滿族先擯棄之」。
五四前後民族主義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徵，是反帝與反封建的結合。清末民初的民族主義雖然含有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內容，但由於當時資產階級（包括革命派）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不足，並沒有明確提出「反帝」的口號，甚至對帝國主義還抱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的一個原因。而到了五四時期，由於無產階級力量的壯大並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毛澤東曾經指出:「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斗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正是對帝國主義認識的這種變化，中國人民開始將反帝與反封建結合起來，從而賦予了近代民族主義新的內涵。而抗戰時期民族主義的特徵一，便是國內各個階級、各黨各派、各種政治勢力和各個民族逐漸集合在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
當然，除了具有鮮明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內容和特質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也還具有其他一些內容和特質。一般認為，民族主義具有對外反抗和對內建設兩個面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亦不例外，即對外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追求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對內尋求中華民族的認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富強的國家，如清末民初的「民族建國」，抗戰時期的「抗戰建國」。但總的來看，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更偏重於對外反抗的一面，究其原因，就在於近代中國始終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是擺在全體中華兒女面前的十分緊迫和重要的任務。「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如果被帝國主義（主要是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了，不存在了，又如何實現「民族建國」或「抗戰建國」呢？因此，我們考察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會發現，無論階級、政黨、集團或個人，誰能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提出更有利於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方針、路線和政策，並積極領導或投身於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斗爭，誰就能在錯綜復雜的政治博弈中佔得先機，並最終取得政治斗爭的勝利。筆者在一篇對話中曾經指出，人們常說自由主義在中國最終沒有成為歷史的選擇，是由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因而沒有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作為其階級基礎。其實這一觀點是很值得商榷的。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充分，不僅造成了資產階級力量的弱小，同時也造成了無產階級力量的相對不強大（與西方無產階級比較中國的無產階級的人數要少得多），為什麼以無產階級作為階級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能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最後取得了勝利呢？這就說明，把自由主義沒有成為中國歷史選擇的根本原因歸之於資產階級力量的不強大是有問題的。它是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恐怕還得從自由主義理論以及社會環境中去尋找。眾所周知，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或思想內涵是強調以理性為基礎的個人自由，主張維護個性發展，認為國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在個人自由與國家或民族的自由發生矛盾或沖突時，自由主義者往往強調的是個人自由優先的原則。然而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國，擺在國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務不是爭個人的自由和個人的權力，而是謀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與自由，所以強調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與民族救亡的時代主題始終顯得有些隔膜，也很難得到絕大多數國人包括廣大青年學生的認同。和自由主義不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則始終把民族解放、國家獨立和人民的自由權利放在首位，因而得到了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並取得了最後勝利。[4]
第三，既然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是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背景下興起、發展和高漲的，具有鮮明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內容和特質，那麼，就基本性質而言，它是一種進步的社會文化思潮，在其興起、發展和高漲的過程中，對於促進中華民族的覺醒，增進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凝聚力和自信心，對於動員和鼓舞廣大中華兒女投身於抵抗帝國主義侵略和「振興中華」的偉大斗爭起過積極的歷史作用。比如，由田漢作詞、聶爾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是華北事變後民族危機加重的產物，它問世後，便很快就傳遍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各地，文化界名人曹聚仁曾經這樣描述到：「從敵人進攻沈陽的那天起，中國民眾心裡，就燃起了一種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緒；這情緒也就寄託在這樣一首流行歌曲上。一個英國人在北戴河初聞此歌，為之感動流淚；一個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頭聽了不覺心神震動；這歌曲曾流傳於印度河上，也曾洋溢於舊金山的一角；有著中國人的綜跡，就流行著這首悲憤的歌曲」。[5]《義勇軍進行曲》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的悲憤歌聲，極大地激發了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整體的認同感和愛國熱情，激勵著他們為民族解放而英勇前進！直到今天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仍然具有激發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整體的認同感和愛國熱情的作用。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評價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時，必須把它與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區分開來。除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外，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還包括中國傳統民族主義和其他民族主義，如民族分裂主義、大漢族主義、排外主義等。學術界之所以在評價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時意見分歧較大，有的是基本肯定，有的是基本否定，筆者想沒有對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與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進行區分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就像封建主義文化和封建主義時代的文化一樣。封建主義文化肯定是落後和腐朽的文化，我們應該給予堅決的否定和批判，但封建主義時代的文化中既包括封建主義文化，也包括一些非封建主義文化，如農民階級的文化、一些開明的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提出的進步文化、一些具有超時代的普世價值的文化，等等。對於這些非封建主義的文化，我們就應該一分為二，棄其糟粕，取其精華。近代以來一些人之所以徹底否定傳統，主張全盤西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對封建主義文化和封建主義時代的文化加以區分，誤以為封建主義時代的文化都是封建主義文化，封建主義文化當然要徹底否定。再如，社會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化也是有區別的，社會主義文化是先進文化，但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化，除社會主義文化外，還包括一些非社會主義文化，如時下的黃色色情文化、封建主義文化殘余、資本主義腐朽文化，等等。這後一類文化是落後、腐朽的文化，我們理應加以批判和清除。對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我們應該充分肯定它的興起、發展和高漲，對於促進中華民族的覺醒、動員和鼓舞廣大中華兒女投身於抵抗帝國主義侵略和「振興中華」的偉大斗爭所起的歷史作用，肯定它的積極意義。而對於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民族主義，如民族分裂主義、大漢族主義、排外主義等，則應加以批判和否定。比如，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和頑固守舊分子打著民族主義旗號宣傳尊孔復古思想及排外主義，國民黨和一些反動政客文人以民族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宣揚「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一些具有民族沙文主義思想的人以民族主義鼓吹大漢族主義，煽動民族仇恨、民族分裂，打著「民族自決」的旗號，搞民族獨立，如此等等，諸如此類的民族主義無疑是錯誤或反動的社會文化思潮。它們雖然不是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主流（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主流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但影響極壞。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
隨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歷史從近代進入到了現代，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甚至到80年代之前，在斯大林民族主義理論的影響下，民族主義被定義為資產階級的思想在民族關繫上的反映。比如，《中國大網路全書》中關於「民族主義」的條目就是這樣表述的：「資產階級思想在民族關繫上的反映，是資產階級觀察和處理民族問題、民族關系的指導原則」。「在社會主義國家，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一般來說產生民族主義的經濟基礎與階級基礎已經消失。但民族主義思想的殘余還將長期存在，還會不時地干擾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損害各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不利於執行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對外政策」。「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的民族主義，一般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需要謹慎妥善地處理。如果處理不當，也可能轉化成敵我矛盾」（《中國大網路全書》簡明版，第3395頁）。受此影響，民族主義長期得不到研究，甚至沒有人敢提民族主義，更不用說有民族主義思想或思潮的存在。
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伴隨冷戰結束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全球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在形形色色理論與思潮中，民族主義以其內在的強大力量，逐步成為多數國家統治的意識形態和合法性根據，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前沿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現象之一。受此影響，在沉寂了近半個世紀後，民族主義在中國也再度興起或高漲起來。
當然，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再度興起或高漲，除受國際局勢變化的影響外，也還有自身內在的原因：一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國際影響力的擴大，使中國人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不斷增強，敢於向西方說不，表達自己的民族訴求；二是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諸多非議以及少數西方國家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的一再挑釁（如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中美撞機事件、少數西方國家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干擾、日本政要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和對南京大屠殺的否定、以及近來的釣魚島事件等），給中華民族以強烈的刺激，這是近年來民族主義高漲的一個重要原因；三是中國共產黨一直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重視對全國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加上世界局勢的動盪不安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憂患意識、自強意識和趕超意識，使中華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空前增強，因而也促進了民族主義的發展。可以說，中國民族主義的再度興起或高漲，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和評價當下的民族主義呢？
第一，我們認為，把民族主義定義為「資產階級思想在民族關繫上的反映，是資產階級觀察和處理民族問題、民族關系的指導原則」，這是對斯大林民族理論的照抄照搬，不符合中國具體國情。斯大林的民族理論主要是依據西方的歷史和現狀而言的，西方民族形成較晚，其民族主義產生於近代，是資產階級的一種意識形態。而中國民族形成較早，其民族主義形成也較早，那時還沒有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當然，那時的民族主義還是一種傳統民族主義。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和形成於清末民初，其思想來源是中國傳統民族主義和西方近代民族主義。雖然在五四運動之前，推動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和形成的主要力量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按照傳統的說法，革命派和立憲派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但到了五四運動以後，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人都認同、接受和宣傳過近代民族主義，他們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是民族主義者，毛澤東還被我們黨的代表大會稱之為民族英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戰勝自由主義，成為中國歷史的最終選擇，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始終堅持民族解放、國家獨立優先於個人解放、個人權利這一民族主義的基本原則。所以，無論從民族主義產生的源流，還是從中國共產黨人與民族主義的關系來看，把民族主義定義為「資產階級思想在民族關繫上的反映，是資產階級觀察和處理民族問題、民族關系的指導原則」，都不符合中國歷史實際。就現實的理論而言，我們黨對歷史上的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一直給予很高的評價和積極的肯定。「中華民族是富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偉大民族。愛國主義是動員和鼓舞中國人民團結奮斗的一面旗幟，是推動我國社會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黨的十六大報告更明確提出，要「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強調「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著這個民族精神」。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雖然不是一回事，兩者有著相當的距離，但不可否認，它們之間又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愛國當然是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民族，所以愛國主義者，也是民族主義者。而認同和弘揚本民族精神，是民族主義的特徵或表現之一。
第二，我們認為，民族主義在當代中國的興起，有它深厚的歷史和現實根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不是說我們喜歡，它就存在；我們不喜歡，它就不存在。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處理或對待它。在目前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提倡或保持一種「適度的民族主義」是必要的。所謂「適度的民族主義」，包括兩個方面含義：一、它的表達方式是文明的，而非暴力的，一切言行都必須符合理性，限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二、它的規模是可控的，活動是有序的，不能搞狂熱的群眾運動。
為什麼說提倡或保持一種「適度的民族主義」是必要的呢？這是因為民族主義有對內和對外兩個功能，對內，它能強化民族的認同感，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對外，它能展示中華民族的意志，給敵對勢力以強大的心理壓力。時下，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已進入到深水區，社會各種矛盾尖銳復雜，尤其是由於一些官員的貪腐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脫離群眾的工作作風，黨群關系、干群關系較為緊張，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在這樣的形勢下提倡或保持一種「適度的民族主義」，這有利於凝聚民心，緩和國內矛盾，從而為進一步改革開放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國際上，一來由於美國亞太地區戰略再平衡的實施，其軍事力量向亞太地區的轉移，二來由於日本右翼勢力的抬頭，上演購島（釣魚島）鬧劇並使釣魚島危機持續升溫，再加上菲律賓、越南等國家在南海不斷挑起事端，以及朝鮮半島局勢的空前緊張，中國的周邊環境明顯惡化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下提倡或保持一種「適度的民族主義」，不僅有利於向國際社會傳達出中國人民捍衛領土主權、反對外來干涉的堅強意志，同時也能為中國的外交政策提供強大的民意支持。實際上，民族主義也是對外斗爭的一種武器。
如何才能提倡或保持一種「適度的民族主義」呢？我們認為，要提倡或保持一種「適度的民族主義」，就必須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一方面要開放言論空間（包括網路和平面媒體），給廣大民眾提供能自由表達其民族主義訴求和言論的平台，並且可以就一些民族主義的議題展開討論，以求在維護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基礎上達成廣泛共識；一方面要加強媒體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正面引導，堅決反對和取締極端民族主義的言行，對於打砸搶等違法行為要堅決予以打擊，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定，不能使民族主義走向極端，干擾或破壞改革開放大局。
在當下，如何認識和處理中日關系，是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問題。自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就一直是侵略中國的急先鋒和最凶惡的敵人，亡中國之心始終存在。1895年之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發展和高漲，都與日本的侵略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1945年日本雖然戰敗投降，但至今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不僅沒有對本國的侵略歷史以及由此給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有過深刻的反省和真誠的道歉，相反，還否定南京大屠殺，否認慰安婦的存在，參拜靖國神社，為甲級戰犯招魂，宣揚「侵略」未定論。近年來，由於經濟的不景氣，日本社會進一步右傾化，右翼勢力抬頭，他們力圖修改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改自衛隊為國民軍，擴軍備戰，從而使日本重新走上向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發展道路。而日本要重新走上向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發展道路，就必然會把矛頭對准中國，這是上世紀20年代末「田中奏摺」所確立的基本國策，也是近來日本挑起釣魚島爭端並使之危機持續升溫的根本原因。所以，中日之間必有一戰，這可能是中日兩國無法逃避的宿命。對此，我們必須丟掉一切幻想，充分做好與日戰爭的准備。
中日兩國雖然必有一戰，但這「一戰」越晚越對中國有利，從目前兩國發展的趨勢來看，時間在中國一邊。因此，我們要在堅定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不容侵犯的前提下，想法沒法盡量推遲戰爭的發生。由於中日兩國經濟實力的對比發生了有利於中國的變化，我們可以不再繼續小泉時代的中日兩國「政冷經熱」的政策，而應採取「政冷經更冷」的策略，給正陷於經濟衰退中的日本以巨大的經濟壓力，因為中國是日本工業產品尤其是汽車和電子產品的主要市場，一旦失去，日本的經濟復甦或振興就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只有給日本以巨大的經濟壓力，才有可能迫使它改變目前的對華政策，從而達到「以經止戰」的目的。據此，我們認為，應該支持至少默許民間提出的「抵制日貨」和不到日本旅遊的倡議，加大對日本產品進口的檢查和限制。「抵制日貨」，這是經濟民族主義，在近代史上也是中國人民多次使用過的反對日本侵略的有效武器。
第三，除了如何認識和處理對外關系外，民族主義還有一個如何認識和處理國內民族關系的問題。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受國際形勢變化的影響，國內民族分裂勢力有所抬頭，尤其是在國外敵對勢力的支持下，疆獨、藏獨活動猖獗，對我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構成了一定威脅；另一方面，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和糾紛也日漸增多起來，這對各民族之間的團結以及社會穩定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前一方面是敵我矛盾，後一方面是人民內部矛盾。就如何解決後一方面矛盾，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我們要加強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整體的認同，逐漸弱化各民族人民對本民族（如漢族、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回族、苗族等）的認同，多宣傳中華民族，少講某一具體民族，使各族人民樹立起一種大民族（即中華民族）觀，增強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這方面我們應向美國學習，美國不僅是多民族國家，而且還是多種族國家，但美國從不講你是哪個民族的人或哪個種族的人，只講你是美國人，是美利堅民族，很少刻意強調國內各個不同民族或種族間的區別或差異。
其次，我們要堅決反對人為地強行推動民族同化。但各民族之間的自然融合或同化則是一種自然現象或進步趨勢，我們應該順其自然，並加以正確引導。比如，隨著社會的開放和進步，以及對外交往的擴大，一些人口較少的民族的語言因不便於與其他民族交往就會逐漸消失，這是一種自然現象。全世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種語言在消失。對此我們應該順其自然，大力推廣普通話，而不應該像一些地方一樣，強迫中小學生學習正在逐漸消失的本民族語言。一些少數民族的服飾和風俗習慣的消失也是如此。這些民族的服飾和風俗習慣之所以會消失，或是不方便生活或勞動（服飾），或是落後煩瑣，不符合現代生活（風俗習慣）。對於這些民族服飾和風俗習慣的消失，我們也應該持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可以把它們作為一種物質文化遺產（服飾）或非物質文化遺產（風俗習慣）保存下來，但沒有必要去提倡、推廣或恢復。
復次，在維護並進一步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礎上，建議對個別少數民族的照顧政策進行微調。現在一些地方實行的少數民族學生高考加分政策。例如，筆者是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人，土家族。根據國家政策，湘西的少數民族考生高考可加20分，而漢族考生只能加5分，這一方面造成了少數民族考生和漢族考生教育權利的不平等、不公平，生活在同一地區，接受的是同一水平的教育，為什麼漢族考生就要比少數民族考生的加分少？另一方面是人為地製造了當地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差別甚至矛盾。由於少數民族學生的加分比漢族學生多，因此很多本來不是少數民族（土家族或苗族）的學生也改成了少數民族。這也就是改革開放以前土家族只有幾十萬人、而現在有幾百萬人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筆者建議，類似的照顧政策，可以從以前的以民族為標准改為以地區為標准，凡是生活在同一地區的學生，無論是少數民族還是漢族，享受同樣的照顧政策。這樣一來，突出的則是地區意識，而非民族意識，是地區差別，而非民族差別，這有利於增強各民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2. 中國近代史的歷史經驗對中國目前改革有何借鑒
改革開放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繁榮發展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近代史學界對文革前就已是「熱門」並有相當多研究的領域，如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許多領域開始了新一輪的實證性研究；與此同時，近代史學界加強了對鴉片戰爭、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等過去比較薄弱領域的研究；還在政治史、經濟史、思想文化史、軍事史、外交史等專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並開辟了關於近代文化史、社會史、思想史以及中國近代化史等新領域的研究。這些新領域雖然起步較晚，基礎薄弱，但在研究者們的共同努力下,發展迅速，成就顯著，有些新課題甚至後來居上，成為學術研究的新熱點。傳統的政治史研究領域出現了多種意見爭鳴的活躍局面，而以前被忽視或被認為是禁區的經濟史、社會史等研究領域，則出現了令人矚目且朝氣蓬勃的發展：優秀學人迅速涌現，創新成果大批誕生，真正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1981年2月，劉大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中國近代史研究從何處突破》的文章，提出從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難、而又最重要的內容」即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的角度尋找突破口的主張。此後不久，以《歷史研究》編輯部等為首，也在「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的題目下發起了關於開展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倡議。這是經濟史與社會史成為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兩個最令人矚目和最富活力的研究方向的重要契機。其實，中國近代經濟史與社會史研究的繁榮並不是單純學術發展的表現，而是改革開放後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社會的迫切需求。我們探索和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自然需要從中國近代經濟史與社會史的研究領域入手，尋找答案。
80年代後，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重點從社會經濟形態、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轉移到與現代化有關的問題上。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由於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實現現代化目標、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任務被突出地提了出來。在這樣的情況下，迫切需要從近代中國實現現代化的角度對近代中國的歷史加以重新審視，它包括對近代中國各個領域現代化進程的經驗的具體考察、對各種現代化理論和思想的總結、對中外現代化道路的綜合比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他各種政治派別對近代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及制度、方針、政策和實施模式等方面的作用與影響的評價與分析等等。
中國近代社會史的復興，也是在改革開放形勢的鼓舞下，伴隨國外社會史理論的引入以及中國社會史的復興與重建，特別是在對舊有研究模式的反思的基礎上開展起來的。開展社會史研究不僅適應了學術發展的需要，也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社會史復興之初的主要目標是「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其涵義包括研究重心的三個方面的轉向：一是從精英歷史轉向普通民眾的歷史，通過對社會大眾日常生活的探討揭示出導致「英雄」輩出的社會內容；二是將政治的歷史轉向日常社會生活的歷史，關注與社會大眾日常生活相關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內容；三是由一般歷史事件轉向重大的社會問題，從歷史的縱向探索中為現實的社會問題的化解提供歷史借鑒。在近代社會史研究成果的推動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均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簡單化、教條化的「革命史」和「階級斗爭史」模式己經被突破，使中國近代史的內容獲得了重新建構的新的知識體系；並由此豐富、深化、擴展了中國近代史的內容。這應該是具有時代性的變化。
改革開放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躍
改革開放初期，以真理標准討論為代表的思想解放運動對長期盛行的「左」的思想進行了深刻反思，帶來了精神潛能的釋放，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復興作了准備，也成為史學工作者解放思想的契機。從事近代史研究的史學工作者在思想解放的過程中增添了追求真理的勇氣，這是近代史研究取得突破和擁有活力的重要條件。在列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取得的繁榮局面的時候，不能不注意到，這一繁榮是與思想解放帶來的近代史研究中的思想活躍密不可分的。
誕生在民族民主革命年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從20世紀40年代就基於中國近代社會兩個基本矛盾（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的判斷，初步確立了以階級斗爭為基本線索的理論體系。新中國建立後，老一代歷史學家結合自己的革命經歷，進一步將階級斗爭的線索歸納為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運動高潮，用「革命史體系」敘述帝國主義企圖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和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過程。由於這是一種能夠合理闡釋近代中國的歷史過程又與時代精神極其吻合的理論「範式」，而且對於革命政黨具有很強的資治功能，所以是革命年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理論框架的基礎。即使在革命取得成功後的初期階段，這一理論「範式」的闡釋功能仍在繼續。改革開放開始後，以民族解放為目標的革命追求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努力所取代；憧憬未來的浪漫激情被對世界先進國家現代化道路的冷靜觀察所替代。中國社會發生了重要的社會轉型，時代精神隨之發生了改變。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主要的社會運動從原來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轉為實現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與進步的四個現代化的努力；以前被激烈的階級斗爭所掩蓋的新舊生產方式的矛盾和現代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的矛盾被突出出來。由於實現社會的「現代化」成為主要的目標，開始有人提出從現代化的視角重新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主張，而對歷史評價的關注比研究具體問題更能觸及學術發展的方向問題，並能夠凸顯近代史在整個社會實踐中的位置。這一主張逐漸從理論上被加以系統化，形成被稱為「現代化範式」的學派。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時出現了用「革命史範式」還是用「現代化範式」加以分析闡釋的討論與爭鳴。
其實，上述兩種「範式」之所以產生爭論，與對中國近代史上「現代化歷程」與「革命歷程」孰輕孰重的判斷有緊密聯系。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孰輕孰重的判斷並非產生於主觀性的政治立場的動搖，而是源於客觀的時代變化。從鴉片戰爭開始後的10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思想及社會變遷，無不與「革命歷程」密切相關，革命進程、革命事業是影響這一時期中國基本趨勢的根本因素，是規定社會本質內容的基本因素。人們對這一時期的階級斗爭、革命斗爭予以更多的關注是完全必要的、十分合理的。只有抓住了這一基本線索，才能夠順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包括居於「革命歷程」之外的洋務運動、戊戌維新、改良運動、北洋軍閥、資產階級等歷史真相。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認識。不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變遷也是十分注意的。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在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後，重視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的重要性，即重視「現代化歷程」的必要性，則成為時代的要求。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這一命題同樣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從現代化視角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發生的極為錯綜復雜的變革都是圍繞著從傳統向現代過渡這個中心主題進行的，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大趨勢。抓住這個中心主題進行分析，帶動對其他問題的研究，就可以探索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真相，全面把握歷史過程中的復雜線索。
從近代化、現代化的角度關注中國社會，與從革命和階級斗爭的角度分析中國社會，在理論架構方面雖然有所不同，但兩者並不是對立與排斥的關系。實際上，正如胡繩先生指出的：「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幾代中國人為實現現代化作過些什麼努力，經歷過怎樣的過程，遇到過什麼艱難，有過什麼分歧、什麼爭論都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題目。以此為主題來敘述中國近代歷史顯然很有意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再版序言）。只是在戰爭年代，人們還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世界大變革的總進程中考察近代中國社會的變動，所以就沒有可能提出以生產力作為社會發展中軸的發展觀的理論架構。但改革開放以來，重新建立一個包括革命在內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綜合分析框架,以現代生產力、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社會進步、國際性整合等為參照，對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大變革重新給予歷史定位,從新的視角對中國近代史進行研究,顯然已成為時代發展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理論「範式」的討論雖然曾經十分活躍，但沒有發生以前出現過的「一揚一抑」或「非此即彼」的結果，因為兩種「範式」都沒有否認對方存在的價值：用現代化範式研究中國近代追求近現代化的過程固然重要，但是，至少從目前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來看，還不能完全取代以革命史範式對中國近代革命里程的研究，不能代替整個近代史。反之亦然。關於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的探索和不同「範式」的爭論，不僅是社會轉型的產物，而且反映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紛繁復雜、豐富多彩的實際狀況，提醒人們通過不同的視角觀察近代中國的歷史，從而避免偏頗或誤差。不同學術流派的討論只是發現了自身的缺陷和糾正了對方的偏頗和不足。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範式」多元並存的狀態，是思想活躍的直接結果，對於拓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對於近代史研究中理論思維的深入具有積極意義，推動了學術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理論思維。
值得注意的是，「範式」是具有一定價值取向的理論框架，所以需要將「範式」的討論加以一定的學術限制，否則就會產生與思想活躍相反的結果。譬如，以「革命史範式」闡述中國近代革命斗爭的歷史，也需要注意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要避免使我們的研究對象過於片面，研究方法過於單一，要防範研究思維絕對化和研究理論教條化的傾向。而以「現代化範式」闡述社會變革的過程也需要十分注意，因為現代化的理論從某種程度上是被引進的理論，是在西方的學術話語系統中被磨練得相對純熟的理論。如果照搬這一理論，把中國僅僅看做是普遍化的西方歷史在東方的特殊範例，就容易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潭，走到「告別革命」的道路上去。連西方的理論界對現代化理論的局限都有所警覺，他們對基於西方中心論的現代化理論的普遍性提出了懷疑，有人甚至認為那是與宣揚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政體和美國文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理論。這些動向對中國近代史理論研究的深入意味著什麼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見，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躍，今後還會繼續下去。
改革開放與中外歷史學界的對話
改革開放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意義，還特別體現在開創了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世界、開始中外歷史學界對話的新時期。
近代以來，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一直存在從中國看世界和從世界看中國的兩個角度。從林則徐和魏源那一代人的「睜眼看世界」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就開始了對世界的觀察，稍後開始了中外學者間的交流與對話，而改革開放則大大促進了中外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從理論上說，這種交流與對話對於確立以世界為背景思考中國的視角，摒棄或盲從或封閉的文化心態，積極引進海外中國學的優秀成果，進而促進傳統的歷史研究理論與方法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唯物史觀相結合，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中外學者之間的交流過程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主要的問題是中國學者能否在研究中國自身歷史的過程中保持主體意識，對國外歷史學界的觀點做出積極的學術回應。堅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在歷史學領域發揮主導地位與主流影響，始終是中國學者所肩負的重要任務。
而另一方面，關注跨學科研究和並不缺乏中國近代史資料的外國學者則從世界看中國的角度確實也得出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如果說19世紀的「中國熱」是出於對「東方睡獅」的好奇，20世紀的「中國熱」是出於窺探冷戰中被封鎖的中國的內幕，那麼，國際歷史學界對改革開放後中國的關注，則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發揮更大和更積極的作用而不斷升溫。國外學者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給中國學者以啟示，同時也提出了挑戰。有的外國學者在吸收中心地學說、城市空間網路學說、等級——規模學說及許多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集市體系理論和區域體系理論對中國的鄉村社會與中國的城市化進行研究，解剖中國社會經濟變遷狀況，提出了分析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化的中國經濟的模式。還有些外國學者從傳統的朝貢體系與近代的條約外交體系的矛盾角度對中國近代史乃至東亞的近代史進行考察，從地域與時間的差別的角度看東亞受到外來壓力的情況，強調東亞史的內在性和構造、基礎的連續性，注重思考東亞各國在國際秩序重新組合過程中包括政府層面及知識分子與民眾層面的相互影響，認為來自亞洲的沖擊應比西洋的沖擊更受重視。
上述從世界看中國的角度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其積極意義在於促使中國學者更加重視建立理論框架的意義和意識到實證研究方面的「缺口」。為什麼外國學者針對中國近代社會歷史的發展能夠大膽提出某些理論或模式，而且並沒有太多的顧慮，而中國學者提出理論或模式則比較謹慎呢？在一些學者思考這一問題的時候，也有一些學者開始引進這種從世界看中國的理論包括模式作為分析中國近代社會的理論工具。近年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注重從社會現代化的角度建立社會發展研究的區域體系理論，並注重尋求推進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方法，應當說與這一影響不無關系。這就是80年代的中國敞開國門，中國近代史研究也面向國際歷史學界與國外學者切磋交流的過程中的實際情況。西方史學理論相繼被介紹到國內來，促進了80年代的理論熱，對以唯物史觀為基本原理的理論挑戰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當然也成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理論建設發展的契機。
在經歷了90年代相對扎實的實證性研究階段後，國內學者發現，運用國外學者提出的模式或者理論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之際，其實還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如有的模式其實與歷史實際並不完全相符，至少需要通過實證研究對其結論進行修正；有的理論在提出的時候有史料運用不當和數據統計誤差的問題。這些問題只有在使用大量的歷史資料或具體事例進行研究之後才能夠發現。外國學者由於對中國的歷史資料的充分利用的數量與條件有限，第一手材料嚴重不足，所以主要是將其模式或理論建立在較繁瑣的理論推衍或邏輯推理上。但即使是在理性層面，其理論來源及該模式或理論本身的某些研究方法也值得質疑，所以那些模式或理論與中國歷史的實際是有偏差的。而在使用歷史資料或文獻方面，中國學者當然比外國學者更加得心應手。這一現象引起了學者關於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文化霸權」的討論。在經歷了80年代對西方的學術成果的大量介紹、引進和學習之後，特別是在接受了盲目引進西方理論的教訓後，關於學術研究的自主性與本土化的話題越來越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當社會越來越面對那些復雜而深層的難題的時候，當人們越來越迫切地需要破解難題的具有較高解釋力理論的時候，唯物史觀則越來越展示出強大的功能。
當前，中外學者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對話十分活躍，學者層面的交流和政府主導的共同研究日趨頻繁。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共同研究已經遠遠超出改革開放初期追隨外來學術理論的「知識移植」層面，也不再是簡單地套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現象，而是在保持自身「知識系統」正當性的前提下的平等的學術對話。中外學者都在共同思考超越本國的歷史視角，建立面向未來和更寬視界的歷史認識。在頻繁的國際史學交流過程中，中國學者將在保持主體意識的前提下對國際社會的種種觀點做出積極的學術回應，發揮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歷史學領域的主導地位與主流影響。我們相信，新一輪的中外歷史學者的對話將進一步深化人們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
3. 中國近代史論文
中國近代史論文
我之前直接找輕風論文網的老師幫忙指點的，非常專業
建議你看下
還有些資料，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綜述的
近代史研究經過二十世紀的風雨歷程,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歷史學領域里一門相對獨立而成熟的學科。（中國近代史論文）
雜志作為專門刊載中國近代史研究高水平的學術成果並及時反映學術研究動態的刊物,所刊發的論文代表了近些年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出近代史研究的特點和發展規律。在世紀之交承上啟下的十幾年時間里,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時代同步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豐碩成果,同時也面臨著如何更好發展
通過對1994－2006年間《近代史研究》刊發文章的數量、作者所屬單位情況、發表作品情況等進行統計,對學者關注的研究方向、領域的拓展和深入、
分布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近些年來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特點和發展趨向主要表現在:研究環境日趨
學風更趨實際,更加註重學術研究;研究適時調整,領域不斷拓展,內容不斷深入;創新研究理論與方法,跨學科研究時尚,實證研究興盛;研究隊伍不斷壯大,高校成為主要研究力量;注重學術交流,中外史學互動發展。展望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機遇與挑戰並存。中國近代史論文研究的發展方向,要根據本國和世界的未來社會發展趨勢,按照學術研究本身的發展邏輯,循序漸進地加強、深化以往研究中的薄弱領域,開辟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新的研究領域
你參考下，如果不行，自己看下輕風論文吧
近代史研究作為具有權威性的雜志在學科建設和發展中當發揮規范導向作用,努力加強自身建設,引領中國近代史研究在二十一世紀沿著健康的軌道取得更大的發展。
4. 結合實際談談學習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有何現實意義
1、了解國史國情 學習中國近現代史，有助於我們了解國史國情。學習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了解外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能激發我們的愛國情感；了解中國近現代的歷史，懂得中國必須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爭取到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開辟道路，充分認識革命的必要性、正義性和進步性，自覺地繼承和發揚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思想、民族精神和革命傳統，能夠增強我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2、自覺擁護黨的領導 近代以來中國的先進分子和人民群眾為救亡圖存進行了艱苦的探索，但是無論是地主階級「自救」的洋務運動、農民階級試圖推翻清政府統治，建立理想社會的太平天國運動，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變法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所做的努力，都沒能完成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歷史的發展要求舊民主主義革命必須讓位於新民主主義革命，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於人民共和國，充分認識到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所以我們應該更自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擁護黨的領導；
3、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通過學習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深刻了解中國人民走上以共產黨為領導力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聯系建國社會主義改造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認識到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正確性，牢固確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文本框: ●舉例說明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信念，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4、為學習《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提供相關的歷史基礎知識。
你從以上方面多發揮吧
5. 簡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演變歷程（最好詳細點）拜託了
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發展演變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清末民初，這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階段。
其特徵有三：一為新（近代民族主義）舊（傳統民族主義）雜糅，而新（近代民族主義）的量在增加，舊（傳統民族主義）的量在減少；二是反對國外民族壓迫和反對國內民族壓迫，亦即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爭取國內各民族的平等的斗爭交織在一起；三是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結合，亦即推翻國外和國內民族壓迫的斗爭與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斗爭結合起來。推動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形成的主要有兩種力量，即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立憲派。
第二階段：「五四」時期，這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發展階段。
其特徵有三：一是反帝與反封建的結合。這一時期，由於無產階級力量的壯大並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斗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正是對帝國主義認識的這種變化，中國人民開始將反帝與反封建結合起來，從而賦予了近代民族主義新的內涵。二是從思想文化上尋找中華民族落後的原因，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省，人們開始認識到近代以來中國屢遭列強侵略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文化的落後，這種落後又導致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失敗，所以，解決民族危機的不二法門就是從文化上入手，謀求文化上的解決。三是民族主義開始與各種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結合，呈現出多元的傾向。
第三階段：「九一八」以後到抗日戰爭結束，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高漲階段。
特徵有二：一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從原來的反省、批判傳統文化轉變為對傳統文化的發掘和弘揚。因為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首要的工作是如何團結人心，激發民族意識，以抵抗日本侵略，而作為中華民族數千年生活與斗爭之結晶的傳統文化，很自然地成為人們鼓舞士氣、增強民族自信心與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當時的學術研究出現了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就是文化史學的蓬勃興起，有關中國文化史的著作不斷出現。國內各個階級、各黨各派、各種政治勢力逐漸集合在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戰的局面。
6. 《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研究生專業屬於什麼學科
《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研究生專業屬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
《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主要圍繞歷史和人民怎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即中國的發展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由誰來領導等中國近現代史的基本問題進行研究，是具有鮮明的「歷史與理論」相結合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
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從歷史和理論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開展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研究，深入開展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研究，深刻認識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進一步增強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6)中國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論與方法擴展閱讀：
一、培養目標
根據國家對於碩士學位獲得者的基本要求，結合本學科特點和人才市場需求，確定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碩士學位獲得者培養目標如下：
1、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掌握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比較熟悉中國近現代史的基本線索；具有一定的科學研究能力；了解本學科的最新動態。
2、掌握本學科堅實的基礎理論和系統的專業知識，具有較強的理論和實踐結合的能力；熟悉所從事研究方向的國內外的發展與新動向，能較熟練地運用一種外國語閱讀本專業的文獻資料及撰寫論文摘要。
3、人才培養類型主要是學術型。能承擔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教學研究、與本學科相關的教學、科研和理論宣傳、黨務工作等。
二、研究方向
1、中國近現代史基本規律研究。
2、中國近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研究。
三、學習年限
碩士研究生學制3年，最長學習年限5年。
參考資料：東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
7. 論中國近代史的大學論文3000字
在我國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的近現代發展史，是一卷被鮮血浸滿鮮血又慘遭蹂躪的長卷。下面是我給大家推薦的論中國近代史的3000字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中國近代史的3000字論文篇一
《近現代中國救國道路探索》
摘要：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質是中國的兒女們為救國圖存，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艱苦探索的歷史。在這很長時期內，中國面臨三種可供選擇的建國方案，本文根據《中國近代史綱要》的歷史理論與知識，通過對這段時期各個階級對國家出路的探索的 總結 與分析，採用比較分析的 方法 ，從歷史的客觀性出發，結合作者對《中國近代史綱要》的學習與體會，研究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性的歷史原因，並得出社會主義道路是當時中國的唯一出路。
關鍵字：中國歷史 中國近代史 中國出路 歷史必然性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爆發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質是中國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國人民群眾為救國圖存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艱苦探索的歷史;尤其是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偉大而艱苦的鬥志，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贏得民主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我們大學生是祖國未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者，各條路線的主力軍，通過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學習，認識到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和革命發展的艱辛歷史進程及其簡略的發展規律。越是了解國史、國情，我們越是深刻體會到歷史和人民是在怎麼是困境下經過怎麼樣的波折才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道路、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第一章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夜，國人探索救國道路的歷程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劃時代的重大事變，中國社會從封建社會開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近代歷史就是以此為開端的。鴉片戰爭的爆發，引起了近代中國的主要矛盾和歷史任務的改變。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戰後，中國的社會矛盾變得復雜化了，又增加了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間的一對矛盾，並且這種矛盾地位越來越突出。因此，中國人民除了繼續遭受殘酷的本國封建壓迫以外，還遭到來自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的殘暴的民族壓迫。亡國滅種的陰影。籠著在中國人的心頭。爭取民主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強成了人民群眾最迫切的渴望並成為中華民族的兩大歷史任務，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斗爭都是圍繞兩大歷史任務而展開的。鴉片戰爭後，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封建社會危機四伏。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夜間，中國各個不同階級對於國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1.1農民階級對國家出路的探索
隨著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自1851年初開始，爆發了一場席捲半個中國的農民階級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農民運動，是中國幾千年來農民戰爭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擊了中外反動勢力。
但是，太平天國起義必定是會失敗的，不過它也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和重大的歷史意義。太平天國起義沉重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強烈撼動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來農民對擁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畝制度》中比較完整地表達了出來。《資政新篇》作為太平天國繼續反封建反侵略的綱領，它有強烈的革命性。它是先進的中國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具有鮮明的資本主義性質。因此，太平天國具有了不同於以往的農民戰爭的新的歷史特點。
然而，農民階級不是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他們無法克服小生產者所固有的階級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國對國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質只不過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國未來的出路。同時，太平天國起義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國，農民階級具有革命性，卻不具備先進性，是一支擁有巨大潛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對歷史產生巨大改變的力量。
1.2地主階級對國家出路的探索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的統治階級對如何解決一系列的內憂外患分裂稱為「洋務派」與「頑固派」，洋務派主張利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強兵富國，擺脫困境，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手段來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
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師夷長技”的運動洋務運動。洋務派想通過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來維護和鞏固清政府的統治，試圖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來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於是，洋務運動從中央到主要的地方發展洋務。通過辦實業、建海軍、創學堂來探索富國強兵的道路。
不過，與太平天國起義一樣，洋務運動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也註定是要失敗的。甲午戰爭，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標志著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的失敗，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務運動具有封建性。洋務運動本身是為了維護和鞏固清政府的統治而興起的，這就註定了它失敗的命運。因為新的生產力是同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築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義的壓迫下充分地發展起來。二是洋務運動對外國具有依賴性。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利益，是不可能讓中國通過洋務運動變強的。三是洋務企業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敗官僚的作風的普遍性連洋務企業也不能避免。
綜上所述，可知洋務運動不可能為中國擺脫弱小找到出路。
1.3資產階級對國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國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應當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觀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資產主義民主革命准備了一些物質條件;新式學堂的勃興和 留學 教育 的發展，革命知識分子的隊伍不斷壯大;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學說是不斷傳播;上海和東京成為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和社會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產，爆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發生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矛盾激化和人民頑強斗爭的必然結果。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屈服，進行了前仆後繼、可歌可泣的抗爭。中國人民從反抗斗爭中逐漸認識到，要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國反動封建勢力的代表，同時已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不掃除這個障礙，要獲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振興中華的深切願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動政府，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辛亥革命，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打開了新的視野。
但是，從歷史看，辛亥革命是失敗的。首先，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國主義與袁世凱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買辦以及舊官僚、立憲派一起勾結起來，從外部和內部絞殺了這場革命。其次，從主觀方面來說，在於它的領導者中國資產階級具有軟弱性,妥協性：一是沒有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二是不能充分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三是不能建立堅強的革命政黨，作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強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敗說明,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探索救國道路的新變化及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中國工人階級從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顯示了中華民族的進一步覺醒。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期間，在對中國探索救國道路的歷史長河中活躍著三種政治力量，推動著中國朝著三條道路的徘徊。
1.1以大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建國方案
在長時間里，地主階級與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力量，他們主張繼續實行地主階級與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統治，使中國繼續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道路。
地主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建國方案違背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個方案是禍國殃民,毀國害民的方案,它最終遭到了廣大中國人民的唾棄,並且隨著新中國的誕生,他們的反動統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1.2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建國方案
在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始終沒有占據統治地位。它們的基本政治主張，是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以便使資本主義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發展，使再過過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
實際上，當時的中國基本國情從客觀上決定了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建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當時的中國工業極度落後，農村自然經濟佔主體，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只限於沿海和河口發達地區。而從主觀上看，民族資產階級革命不夠徹底，軟弱妥協性，大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屬於小資產階級也註定了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建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同時，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建國方案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1.3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建國方案
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動力和主要依靠。他們的政治代表中國共產黨主張，中國人民應當在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首先進行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便建立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並且經過這個人民共和國，逐步到達社會主義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從一成立就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第三章 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馬克思主義道路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
1.1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期間的歷史背景
自鴉片戰爭爆發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開始了對中國人民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驅使中國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革命斗爭的歷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後的近代中國，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軍閥，1927年以後，主要是國民黨統治集團。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對外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對內以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作為社會支柱，把自己置於中國人民的對立面。抗日戰爭後，蔣介石集團無視中國人民建設獨立、民主、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的強烈願望，堅持獨裁統治和內戰政策，把全國各階層人民推向飢餓和死亡，迫使他們奮起團結自救。所以中國人民革命的發生和發展，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雄厚的群眾基礎。
1.2中國走馬克思主義道路的必然性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這近八十年的時間里，由於沒有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那樣的先進的革命政黨作為領導核心，這些斗爭都失敗了;是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斗爭的目標，在長期斗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並且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不可戰勝的力量。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艱苦曲折的英勇斗爭，終於取得偉大的歷史性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歷史客觀決定的，也是人民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是單憑任何人的願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長時期內，中國面臨三種可供選擇的建國方案：第一種方案先由北洋軍閥後由國民黨統治集團代表。他們主張實行地主買辦階級的專政，使中國社會繼續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種方案由某些中間派或中間人士代表。他們主張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使中國社會走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第三種方案由共產黨代表，主張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三種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實踐中反復地受到檢驗。結果是：第一種方案被中國人民拋棄了，它的代表者的統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種方案沒有得到中國人民的贊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數後來也承認這個方案在中國無法實現;只有第三種方案最終贏得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在內的擁護。
由此可見，中國人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走上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他們鄭重作出的歷史性選擇，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結論
本文根據《中國近代史綱要》的歷史理論與知識，通過對這段時期各個階級對國家出路的探索的總結與分析，採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從歷史的客觀性出發，結合作者對《中國近代史綱要》的學習與體會，研究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性的歷史原因，並得出社會主義道路是當時中國的唯一出路。通過學校開設《中國近代史綱要》這一門課，對於國家的近現代歷史，了解到很多的歷史知識，讓本人更深刻到中國近現代史風雲變幻與厚重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讓本人更加熱愛和珍惜現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