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蘭德研究方法

㈠ 華府智庫蘭德公司是什麼公司

美國蘭德公司
蘭德公司是美國最重要的以軍事為主的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它先以研究軍事尖端科學技術和重大軍事戰略而著稱於世，繼而又擴展到內外政策各方面，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研究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社會等各方面的綜合性思想庫，被譽為現代智囊的「大腦集中營」、「超級軍事學院」，以及世界智囊團的開創者和代言人。它可以說是當今美國乃至世界最負盛名的決策咨詢機構。
[編輯本段]蘭德的由來
蘭德公司正式成立於1948 年11月。總部設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聖莫尼卡，在華盛頓設有辦事處，負責與政府聯系。二次大戰期間，美國一批科學家和工程師參加軍事工作，把運籌學運用於作戰方面，獲得成績，頗受朝野重視。戰後，為了繼續這項工作，1944年11月，當時陸軍航空隊司令亨利•阿諾德上將提出一項關於《戰後和下次大戰時美國研究與發展計劃》的備忘錄，要求利用這批人員，成立一個「獨立的、介於官民之間進客觀分析的研究機構」，「以避免未來的國家災禍，並贏得下次大戰的勝利」。根據這項建議1945年底，美國陸軍航空隊與道格拉斯飛機公司簽訂一項1000萬美元的「研究與發展」計劃的合同，這就是有名的「蘭德計劃」。「蘭德（Rand）」的名稱是英文「研究與發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兩詞的縮寫。不久，美國陸軍航空隊獨立成為空軍。1948年5月，阿諾德在福特基金會捐贈100萬美元的贊助下，「蘭德計劃」脫離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正式成立獨立的蘭德公司。
[編輯本段]蘭德的輝煌
蘭德的長處是進行戰略研究。它開展過不少預測性、長遠性研究，提出的不少想法和預測是當事人根本就沒有想到的，爾後經過很長時間才被證實了的。蘭德正是通過這些准確的預測，在全世界咨詢業中建立了自己的信譽。成立初期，由於當時名氣不大，蘭德公司的研究成果並沒有受到重視。但有一件事情令蘭德公司聲譽鵲起。朝鮮戰爭前夕，蘭德公司組織大批專家對朝鮮戰爭進行評估，並對「中國是否出兵朝鮮」進行預測，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句話：「中國將出兵朝鮮」。當時，蘭德公司欲以200萬美元將研究報告轉讓給五角大樓。但美國軍界高層對蘭德的報告並不感興趣。在他們看來，當時的新中國無論人力財力都不具備出兵的可能性。然而，戰爭的發展和結局卻被蘭德准確言中。這一事件讓美國政界、軍界乃至全世界都對蘭德公司刮目相看。 二戰結束後，美蘇稱雄世界。美國一直想了解蘇聯的衛星發展狀況。1957 年，蘭德公司在預測報告中詳細地推斷出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時間，結果與實際發射時間僅差兩周，這令五角大樓震驚不已。蘭德公司也從此真正確立了自己在美國的地位。此後，蘭德公司又對中美建交、古巴導彈危機、美國經濟大蕭條和德國統一等重大事件進行了成功預測，這些預測使蘭德公司的名聲如日中天，成為美國政界、軍界的首席智囊機構。
蘭德公司的研究成果舉世矚目。已發表研究報告18 000多篇，在期刊上發表論文3100篇，出版了近200部書。在每年的幾百篇研究報告中，70％是機密的，30％是公開的。這些報告中，有「中國21世紀的空軍」、「中國的汽車工業」、「日本的防禦計劃」、」日本的高科技」、「俄羅斯的核力量」、「南朝鮮與北朝鮮」、「數字化戰場上的美國快速反應部隊」等等重大課題。蘭德公司被譽為美國的「思想庫」、「大腦集中營」， 它影響和左右著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事務的決策。
在為美國政府及軍隊提供決策服務的同時，蘭德公司利用它旗下大批世界級的智囊人物，為商業企業界提供廣泛的決策咨詢服務，並以「企業診斷」的准確性、權威性而享譽全球。蘭德分析家認為，世界上每100家破產倒閉的大企業中，85％是因為企業管理者決策不慎造成的。隨著全球商業化競爭的加劇，一個企業管理者決策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的前途和命運。
[編輯本段]蘭德的運作
蘭德公司又是如何具體運作的呢？蘭德公司作為一個「思想庫」，通常是與其客戶建立合同關系，蘭德公司的很多合同是同美國聯邦政府簽訂的，比如國防部、衛生部、人力資源部、教育部、國家科學基金、國家醫學研究院、統計局等等。蘭德公司和許多上述客戶有著3～5年或每年更新的服務合同，合同額在數千萬美元左右。在合同所規定的范圍內，有時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提出具體的項目建議，有時是客戶自己提出需求，然後雙方通過會談、電子郵件以及其他形式的通信方式進行交流討論，對具體內容進行這樣或那樣的修改，最後形成《項目說明書》文件，包括問題、方法、背景、數據、進度、預算、時間表等。接下來項目開始執行，預算到位，蘭德公司按時間表提供報告研究的結果，完成項目。蘭德公司每年有700～800個項目在同時進行。除了大部分根據長期合同和政府預算來安排的政府項目外，還有部分項目是蘭德認為有意義或會造成重大影響而自主選擇。對後一類項目，開題後蘭德會向可能的用戶推薦和兜售，或研究結束後，以粗線條方式告訴潛在用戶，動員他們來購買研究成果。一般情況下，蘭德會向項目委託人提供多達5個決策咨詢選擇，並將每一種選擇在政治、經濟、公共關系等方面可能產生的後果及利弊，一並忠告用戶。對決策者提供科學、客觀、公正而全面決策建議。不同的人和不同性格的決策者，會從這些選擇中作出不同的決策，從而得到不同的結果。蘭德現有1600名員工，其中有800名左右的專業研究人員。蘭德集團除自身的高素質結構之外，還向社會上聘用了約600名全國有名望的知名教授和各類高級專家，作為自己的特約顧問和研究員。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參加蘭德的高層管理和對重大課題進行研究分析和成果論證，以確保研究質量及研究成果的權威性。
[編輯本段]蘭德的獨立性
長期以來，蘭德堅持自己只是一個非營利的民辦研究機構，獨立地開展工作，與美國政府只有一種客戶合同關系。蘭德公司努力通過擁有不同性質的客戶的形式來保持其獨立性。雖然蘭德的客戶大部分是美國聯邦政府，但是即使就一個客戶而言，比如五角大樓，其內部也有陸、海、空、情報、國防部長辦公室等機構，有許多不同的部門。蘭德通過與不同部門打交道，來實現一定的獨立性。同時，蘭德還有許多非政府部門和私營部門的客戶等。目前，蘭德公司65％ 的收入來源於美國的聯邦政府，也就是說，蘭德公司65％ 的生意來自美
國聯邦政府，剩餘35％ 的生意分布在許多不同的客戶間，諸如美國的州政府、外國政府、私營公司、提供資助的基金會等等。蘭德公司一直保持著關於獨立性的文化傳統。蘭德公司有發表研究結果又讓公眾獲取研究結果的自由。作為政策研究機構，蘭德能夠講真話，無論這個真話對客戶有利或是不利。花錢雇蘭德的客戶要准備接受這種可能，就是蘭德的研究結果同他們的政策不相符甚至相互沖突。因此，蘭德的客戶應該更注重蘭德公司研究的客觀性和公正性，而不是要蘭德告訴他們想聽的東西。而恰恰有一些人，正是害怕蘭德的這種獨立性而不敢僱用蘭德。蘭德公司的這種獨立性是有一個由20多人組成的監事會來保障實現的。監事會成員對蘭德公司具有管理支配權力，也就是說他們才是蘭德公司真正的主人，但是他們並不擁有蘭德公司的任何財產。
[編輯本段]蘭德的研究審查機制
蘭德有一套每4～5年對公司的某一個研究分部進行審查的機制，目的是要考察其研究是否有價值。在蘭德公司有各種不同的審查，包括獨立審查。首先負責該項目或研究的部門管理層要對自己的研究進行質量審查。然後，交給項目審查人員進行審查，其中有一個審查人員是不屬於蘭德公司，而是從外邊請來的，其他有3～4個審查人員是來自於蘭德公司內部，但都沒有參加被審查的項目或研究。蘭德有一套內部質量標准，公司要求審查人員按這套質量標准審查研究人員的研究結果。蘭德公司有800名左右的專業研究人員。任何一個專業研究人員都將會參與審查工作，在他的蘭德的職業生涯中會不止一次參與審查工作。
[編輯本段]高級人才的搖籃
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在學術研究方面獨樹一幟，在社會上有「蘭德學派」之稱。蘭德不僅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獨創的見解著稱於世，而且為美國政府和學術界培養了一些屈指可數的人才。如數理邏輯學家兼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艾伯特•沃爾斯蒂特，他提出的「第二次打擊」概念對美國軍事戰略影響巨大，又如前中央情報局長、國防部長、能源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前軍備控制和裁軍署署長、里根政府的國防部副部長弗雷德•伊克爾，前總統經濟就業局局長、前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戰略問題專家、赫德森研究所的創建人赫爾曼•卡恩，紐約市立大學教授、蘇聯問題專家唐納德•扎戈里亞，邁阿密大學教授、蘇聯
民防問題專家利昂•古里，密執安大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曾任美國駐香港代總領事的艾倫•惠廷和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中國和亞洲問題專家哈羅德•欣頓、著名的未來學家康恩和布朗等 。為了廣泛傳播蘭德的智慧，蘭德公司在1970年創辦了蘭德研究學院，它是當今世界決策分析的最高學府，以培養高級決策者為宗旨，並頒發了全球第一個決策分析博士學位。目前，其學員已遍布美國政界、商界。
[編輯本段]蘭德公司的成功經驗
一、大手筆經營，推動公司快速發展[1]

1948年，剛剛創立1年多的蘭德項目組第一次對外招聘就招募了200多人，專業涵蓋數學、物理、化學、經濟、心理等多個領域在獲得福特基金會的第一筆投資後，蘭德便開始籌劃建立自己的大樓；2年後，羽翼未豐、寂寂無名的蘭德敢於向五角大樓以200 萬美元的高價叫賣自己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成果。這些做法實在是普通創業者很難想像的。確實，從一開始蘭德的領導者就具有較大的野心，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夠成為全球頂級咨詢公司。
較高的定位決定了蘭德的一系列大動作，雖然高投入存在一定的風險，但是正如中國古語所說：「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無論對個人還是組織來說，缺乏遠大的志向是很難有大的作為的。如果蘭德公司按照他們第一個研究課題《實驗性環球空間飛行器的初步設計》按部就班地走下去，把研究方向鎖定在衛星領域，不去關注朝鮮戰爭等非專業問題，則很可能喪失了快速發展的機會，雖然之後也可能成為某專業技術領域內較為突出的研究機構，但論及影響力則絕對無法和今日的蘭德相比。可以說，正是蘭德創始者在發展初期的「膽大妄為」和「擴張性」的投入，才成就了後來的蘭德奇跡。還必須看到，蘭德公司的管理者雖然「心高」，但手並不低，他們在建立之初採取的一系列政策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
◆ 利用戰時與軍方合作建立的人脈保證了來自空軍方面的資金；
◆ 選用資本背景深厚的小 Rowan Gaither出任公司籌備負責人，有利於吸引銀行、基金會的投資(小Rowan Gaither本人就是福特基金會的負責人)；
◆ 在理事會人選上，包含了學術界、工商界等各個領域的傑出人士，方便了日後業務的開展；
◆ 招募各種專業的研究人才並促進他們之間的充分交流，以保證研究成果的高質量；
◆ 創立之初便瞄準熱點問題開展研究，擴大影響，吸引高層注意；
◆ 為彌補自身在專業領域的不足，充分發揮專家力量，對於一些新課題多次組織專家討論會。這些政策表明，蘭德管理者對投入資金應該達到的目的十分明確，也熟悉從資金到最終成果整個流程的運行機制，他們不僅為自己制定了一個「宏大」的發展戰略，也相應配備了一系列具有可行性的實施方案。
二、選題討巧，擴大知名度
在蘭德公司50多年的歷史上完成過無數的研究課題，其中很多在咨詢界影響巨大，但如果同一個中國人談起蘭德，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蘭德公司成功地預測了中國將出兵朝鮮。這個在蘭德創建之初自發研究的「小」課題，卻給它帶來了如此巨大且長久的聲望，恐怕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的。
應該說，蘭德的不少研究選題是很討「巧」的。
一巧，巧在關注國際熱點問題，從1950年的朝鮮戰爭，到6O年代的越南戰爭，70年代信息技術，再到八、九十年代的蘇聯解體、兩德合並、後冷戰時代戰略，乃至最近的中東問題、台灣問題、朝鮮問題等，無一不是全球萬眾矚目的「明星」問題。對這些問題開展研究，其成果很容易引起公眾的關注，從而在無形中擴大了自己的知名度，吸引到更多的業務的投資。蘭德公司能夠在創立後不久就得到各大銀行和基金會的資金支持，並受到美國軍方和政府部門的重視，除了其發起人的個人背景外，其在朝鮮戰爭預測方面取得的成就應該說功不可沒。
二巧，巧在其開展了大量預測性的課題。預測性課題最大的特點是其結果是可以量化的，准還是不準、差距有多大，與最終發生的實際情況一對照就知道了。盡管預測類課題帶有一定的風險性，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預測准確為咨詢機構所帶來的聲望要遠遠大於預測失敗所造成的損害。
三巧，巧在其很多課題的研究角度往往更偏於宏觀管理、規劃層面，而不是深入研究一些專業技術問題。這樣做的好處是十分明顯的：一是層次高，角度新，更容易引起高層管理者的重視；二是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雖然課題可能來自多個領域，但研究人員不必精通每個領域，管理學的理論方法在各方面都可以應用；三是輻射范圍廣，更容易為該領域之外的人甚至普通民眾所接收，從而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影響。
蘭德公司通過巧妙研究選題，成功地佔據了咨詢業的高端領域。高端咨詢不僅社會影響力更大，而且由於接觸的多是政府、企業的高層管理者，資金和項目來源也更容易得到保證。
三、善假力於人，拓展業務領域
蘭德公司雖然在建立之初就招募了各個專業的大量技術人才，但它仍然不可能做到對所有領域都十分精通。這時如果要迅速進軍自己不熟悉的領域，開展新課題研究，該怎麼辦?面對這個問題。蘭德採用的是「假力於人」的方法，即充分藉助各領域專家的才能。
1950年朝鮮半島局勢風雨飄搖之時，蘭德才剛成立不久，對新中國各方面情況的了解不可能很多。但它通過組織大量專家進行研討、分析中國參戰的可能性。最後得出了「中國將出兵朝鮮」的結論，並因此震驚世界。
聘請專家為自己的課題研究獻計獻策是大多數咨詢機構慣用的手段。蘭德公司的過人之處不僅在於它膽子大，對於一個自己不太熟悉的問題敢於充分依賴專家的力量開展研究；還在於它並不是只把專家請來了就萬事大吉，而是一直在傾力研究如何充分發揮專家的力量，真正讓專家的知識對自己有用。正是由於其對專家咨詢方式方法不斷進行的思考與改進，最終有了德爾菲法、頭腦風暴法等一系列著名方法的產生，而這些理論方法也幫助蘭德從專家那裡獲得了更多、更深入的智力支持。
四、高瞻遠矚，選對研究方向
蘭德公司的研究領域除了國際熱點問題，也包括一部分技術性較強的問題，如航天、計算機等。這類問題相比管理決策類課題對專業知識的深度要求更高，很難藉助外力，通常只能依賴研究人員自我努力來取得突破。蘭德本身只是一個咨詢公司，研究資源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必須選擇一些重點領域來發展。
那麼，到底應該選擇怎樣的領域呢?也許是受其一貫重視的未來學理論影響，蘭德把目光主要放在了一些剛剛產生和興起的新技術、新產品上，如衛星、空間飛行器、人工智慧、數值計算、網路、系統科學、新型毒品等。在蘭德的決策者眼裡，這些新生事物必將對未來世界產生巨大影響。事實證明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而蘭德也由於在這些專業方向上預先開展的研究成為該領域內的權威機構。
1946年蘭德項目組剛剛成立，開展的第一個項目就是有關人造衛星的初步設計；20世紀5O年代初，蘭德公司向美國國防部提出過不少有關衛星的研究報告，詳細論述了人造衛星在未來作戰中所發揮的無與倫比的作用，但當時五角大樓的官員們卻搞不清衛星到底為何物，並沒有引起重視。直到1957年蘇聯搶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這時美國政府高官才回想其蘭德公司在該領域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與預測，自此把蘭德公司奉為上賓。
我們不妨把蘭德的這種戰略選擇看作經濟學上的長遠投資或風險投資，當預測到某一事物有可能極大地改變未來世界，就預先投入一定研究人員開展相關研究，並極力宣揚與該新事物有關的各種信息，藉此引起全社會的重視。即使這種宣傳暫時不被接收，只要最初的判斷沒有錯，人們或早借鑒之窗或晚總會意識到這種新事物所具有的強大力量，屆時必然會求助於蘭德這個該領域的先行者，之前的先期研究投入將如風險投資一樣會獲得十倍、百倍的回報。
五、研究自主性強，促進創新
這里所說的「自主性」，突出體現在蘭德咨詢產品的形式上，其不少研究項目都是由研究人員自行立題開展的。蘭德公司鼓勵研究人員特別是年青人充分發揮想像力，提出獨特的見解，並進而開展相關研究。公司內有一條特殊的規定，叫做「保護怪論」，即對於那些看似異想天開或走極端的「怪論」不但不予以禁止，反而作為創新之源加以引導和保護。為了給這些自發課題提供充足的物質保證，蘭德公司在成立後不久與福特基金會達成了援助協議，建立了公司內部基金，專門用來資助那些面向新領域的研究課題。正是這種開放的思維，使得蘭德的研究領域迅速擴大，服務對象也從原來的只針對軍方甚至僅僅是空軍擴散到政府的多個部門及私人企業。
蘭德的自主性還體現在研究內容獨立性較強，敢於說「不」。蘭德公司在建立之初就強調自己是一個獨立、客觀、非盈利性、不代表任何派別的咨詢機構，並在自己的各項研究工作中自始至終貫徹這種理念。這種特立獨行的工作作風幫助蘭德取得了很多其它咨詢公司無法做到的新穎成果，為公司樹立起了良好的聲望，也因此贏得了客戶的尊重。美國各級政府開展有關政策制定的研討會，往往要邀請蘭德的專家參與，除了藉助他們在專業領域的豐富知識外，更看重的是其獨立的研究精神。
近年來，隨著專家咨詢在我國政府決策中地位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內咨詢機構開始涉足政府咨詢領域，大力開展戰略咨詢、國防咨詢服務。作為該領域的先行者與成功者，蘭德公司的發展歷程無疑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編輯本段]蘭德的組織機構及研究領域
蘭德理事會
管理基金，任命蘭德公司負責人，確定公司發展的總方針
理事會主席：保羅·奧尼爾
理事會副主席：阿爾科，G·米切爾松
理事會成員：
私人投資部負責人：彼得·洛賓
國際研究部咨詢員：哈羅德·布朗
卡萊爾集團主席：弗蘭克·卡露克西 詹姆斯·蓋西
摩托羅拉公司首要行政官員：克利斯托夫·加爾文
空中接觸通信系統主席及首要行政官員：薩姆·金
醫學博士，邁阿密醫學學院院長：小佩特羅·約瑟格雷
亨特聯合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委員會主席：活爾特·休曼
休姆公司主席及首要行政官員：布魯斯·卡雷北
(2)蘭德國家安全調查部與國家防衛調查研究所
副董事長兼該部主任：大衛·C·戈珀特
代理主任：奧根尼·C·格里頓
負責工作運轉與計劃的主任助理：傑夫·伊薩克森
(3)圖書資料的獲取與技術發展政策研究中心：理查德·O·亨德利
(4)軍事力量與資源政策中心：蘇珊·D·荷塞克
(5) 國際安全與防禦研究中心：格賴戈·F·特雷弗特
(6)亞太地區政策研究中心：拉克爾·斯溫格(代理)
(7)中東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傑羅爾德·格林
(8)俄羅斯與歐洲研究中心：傑雷米·阿茲拉爾
(9)蘭德人類健康課題中心
中心主任；羅伯特·H·布魯克
主任助理：保璽·科格爾
行政管理人：雅斯明·法塞
工人健康與福利研究中心：帕麥明
德魯／蘭德健康與人口老年齡化研究中心：
沃爾特·R·阿倫、雷納德·金格特
蘭德/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哈佛大學健康保健與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蘭德健康保健管理與精神錯亂研究中心：伊麗莎白·麥克格利恩
(10)蘭德勞動力與人口研究計劃處
主任：里恩·A·卡羅利
經濟發展中的家庭研究中心：李·A·里納德
人口研究中心：安利·R·帕布雷
蘭德公司人口與人口老齡化研究的博士後研究課題：里恩·A·卡羅利
(11)蘭德國內司法研究所
研究所主任：德波拉·R·亨斯勒
負責研究工作的主任：羅伊德·迪克松
主任助理，負責發展研究：卡羅爾·S·艾布拉姆斯
主任助理，負責新的立法提案研究：塞西亞·勒博
主任助理，負責信息傳播與交流： 瑪麗·E·瓦伊安娜
主任助理，負責工作運轉與金融研究：格倫·T·威三斯
(12)蘭德教育與培訓研究所
負責行政事務的主任；凱斯利恩·希祖魯
(13)重建公共教育研究中心：保爾·T·希爾
評估、標准與學生考試研究中心：丹尼爾·M·科勒茲
移民政策研究中心：喬吉斯·弗奈茲
聯邦假期教育研究中心：凱斯利恩·斯達北
(14)蘭德空軍策劃部
公司副董事長兼空軍策劃部主任： 納塔利·克羅斯福
主任助理：C·理查德·瑙
主任，來自空軍參謀處：堂納德·V·帕爾默
工作運轉部門經理：J·B，波時斯
軍隊現代化與運用計劃：查爾斯．T·克利
軍隊資源管理與資料獲取系統研究計劃：C·羅伯特·羅爾
策略與國際關系原則研究計劃： 扎爾：悔。卡利爾扎德
(15)蘭德公司歐洲分部
分部主任：理查德·法朗
主任助理，發展與運作：C，布來恩·加伯特
對正出現的各種問題的研究計劃： 安娜·斯羅莫維克
(16)蘭德公司董事會
從事健康與保健研究的蘭德高級職員： 羅伯特·H·布魯克
從事勞動力市場與人口統計數據研究的蘭德高級職員：詹姆斯·P·史密斯
從事國際經濟研究的高級顧問：查爾斯·伍爾夫
從事數據統計研究的蘭德高級職員：萊華、杜安
(17)蘭德研究學院
研究學院院長： 羅伯特·克里特加德
學院行政管理員：馬西·阿格蒙 ·
蘭德研究學院成立於1970年，是高級決策者的搖籃。
公共政策學之父德熱曾任職於蘭德公司。
蘭德公司網路地址：www.rand.org

㈡ 美國智庫的中國研究

美國智庫對中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國崛起」和「美中關系」這兩個課題上。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崛起是「必然的威脅」，主張遏制和防止中國崛起；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中國崛起不是必然的威脅，但需要防止中國崛起為一個「威脅鄰國和美國盟友及其利益的攻擊性國家」。目前來看，第二種觀點的影響較大，並指導著美國政府的總體對華政策。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貝德就曾表示，「散布中國威脅論是錯誤的」，但「維持對華武器禁運可使美國處於一個有利的強勢地位」。
然而，即使是持第二種觀點的智庫，對中國的態度也因其背景和理念的不同而差異較大。比如，布魯金斯學會主張與中國進行貿易合作、共同反恐；而蘭德公司則主張「遏制+接觸」，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蘭德公司堅持以「維持台海現狀」 為基調；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則主張建立並鞏固中美高層對話機制，「除非台海兩岸都有要求，否則美國不應在兩岸之間扮演調停角色」。
近年來，美國智庫對中國軍事研究大大加強。他們緊盯中國軍事的各個領域，包括中國的軍事戰略(中國國防政策、安全觀、核戰略、決策機制等)、台海軍事形勢、中國軍事科技、南中國海問題、中國軍費開支、軍種發展戰略等。此外，解放軍作戰理論、體制編制、對外軍事交往、軍事決策機制、太空力量、解放軍戰史等也是美國智庫重點研究的對象。
美國智庫越來越重視運用中文開展對華研究。陳向陽說，美國智庫在進行對華研究和交流時聘請「中國通」、推出中文媒體，這些都值得注意。語言上的障礙消除後，將更加加大其話語權和影響力。特別是，個別美國智庫利用在中國境內活動和合作的機會，或隱或顯地進行一些灌輸、滲透甚至搜集情報的行為，值得關注。

㈢ 智庫是怎樣煉成的

智庫是怎樣煉成的
2001年，Marshall Bouton擔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這是一家研究對外政策的智庫，但卻不在首都華盛頓。Bouton任職的時候，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已經逐漸被邊緣化。他們有一個傳統項目，每兩年一次的關於全球政策的民意調查，但關注的人也越來越少了。Bouton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打一場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擊。他要讓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不再成為一個地區性的智庫，而是全國性的智庫。這就需要大膽而縝密的規劃。Bouton的策略是選擇那些既和地區利益有關，又有全國影響力的研究題目：比如食品政策，因為芝加哥是美國中部的糧倉；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處的美國中西部地區，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劇攀升。重新定位之後，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內，他們的經費從480萬美元提高到了730萬美元，會員增加了49%，參加他們的年會的嘉賓人數增長了50%。
智庫也需要戰略。對於一個智庫而言，首要的任務是確定自己的定位。你要麼找到一個別人沒有發現的領域，要麼找到一個別人沒有發現的角度。正如藍海戰略的提出者金偉燦（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說的那樣，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最好辦法就是避開競爭。智庫和企業一樣，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種智庫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蘭德研究所依靠軍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潛心於深入的技術性研究。傳統基金會明確地自我標榜是一家「保守主義」的智庫，引來了無數鐵桿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簡稱MPI）堅持「把一壺水燒開」，只專注於和移民有關的政策研究。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所不滿足於只做美國的智庫，他們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響力，擔當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之間互相溝通的橋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獨行，他們做的是民意調查，只擺事實，不講道理，他們自稱是「事實庫」（fact tank）。曾經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的鮑爾森卸職之後，自己搞了個研究對外投資的智庫，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
智庫被稱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為了影響決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為了把科學前沿進一步向前推進，智庫的研究是跟在後面撿麥穗的。做智庫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會做研究，知道怎麼用理論和數據得出可信的分析，還要能把復雜的思想用簡明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既要講得領導聽得懂，也能講得普通百姓聽得懂。不僅要弄明白是啥，還要弄明白該怎麼辦，有什麼高招。不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擺出來，還要敢於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斷：禽流感會不會大規模爆發？歐洲債務危機會不會傳導到中國？油價會漲還是會跌？這簡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學者能做高深的學問，就是寫不了政策報告，一個原因就是所謂的「知識的詛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該突出哪些要點、忽略哪些細節。官員用的語言和學者用的語言不是一個體系，有經驗的政策研究者得學會在兩種不同的語言體系中跳進跳出。
對於智庫來說，想要影響政策決策，大體是在議題的提出、尋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動提案的通過這三個階段。研究型的智庫大多會集中關注第一個階段。比如在朝鮮戰爭的時候，蘭德智庫只告訴美國政府，中國會出兵朝鮮，至於怎麼決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數智庫還會服務到第二個階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決策者選擇。有個別和政府關系格外緊密的智庫會熱衷於在第三個階段發揮作用。比如在小布希總統期間，當美國成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簡稱 DHS）的時候，沒有人知道這個新部門該幹啥。傳統基金會馬上行動起來，寫報告、開研討會、四處游說，對國土安全部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僅僅是亦步亦趨地跟在政府屁股後面的智庫是不可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的。很多長期問題政府還沒有來得及准備，更不可能給智庫布置具體的研究任務。一流的智庫會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於研究前瞻性的問題，事先准備好政策建議，早早地趕到前面，搬個小板凳，在政府要路過的地方等著。布魯金斯基金會講到，他們的學者大概會用60%的時間做長期的戰略研究， 40%的時間做應急課題。這樣做還會遇到的一個問題是，誰也不知道未來究竟會出現什麼情況，所以戰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會有失敗的可能。這是一種「對智力的風險投資」。有活力的智庫，都會對失敗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寬容。
智庫不僅要面向政府，還要影響公眾。智庫和高校不一樣，並不以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為考核標准，它們鼓勵自己的研究人員在報紙上當撰稿人、上電視、參加各種公共論壇，發出自己的聲音。布魯金斯基金會、外交關系委員會等智庫都鼓勵自己的學者寫書，不是那種晦澀難懂的學術專著，而是能用平實的語言把一項政策的來龍去脈講得頭頭是道的通俗讀物。在互聯網時代，智庫們也學會了用各種各樣的社交媒體推廣自己的觀點。和傳統媒體相比，社交媒體的成本更低、傳播面更廣，而且能夠形成互動。當然，互聯網也會極大地降低每個人發表意見的門檻，這已經是司馬昭之心了。能夠把自己的觀點和網民的吐槽區分開的，最終是靠智庫的信譽，這種信譽歸根到底來自於扎扎實實的研究。
一般來說，智庫的規模都不大。當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魯金斯基金會每年的預算大約在8000萬美元以上。有的智庫規模小的令人吃驚。地處布魯塞爾的Bruegel，這兩年異軍突出，超過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躍居全球經濟政策類智庫第一名。Bruegel的研究人員不過10人，其中還有兼職的。大多數規模較小的智庫，都得學會靈活地運用訪問學者、客座研究員等機制，把自己建成一個學術交流的平台。智庫的競爭力不在於單獨一個、兩個一流的學者，而是一個充滿戰鬥力的團隊。小而精乾的智庫之所以有競爭力，還因為他們像培養科研骨幹一樣培養行政和後勤人員，有一套標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種各樣的科研管理創新。這些科研人員背後的無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龍卧虎。Bruegel的媒體聯系負責人原來曾經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戰地記者。
比做研究更令人頭疼的事情是籌資。智庫的資金來源，一是靠基金會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當然也有課題經費和公司、個人的饋贈。意識形態色彩鮮明的智庫更容易收取捐款，比如傳統基金會、卡托研究所主要依靠捐款。他們的捐款人數眾多，就跟收黨費一樣。相對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庫則主要靠基金會和課題的支持。為什麼籌資難，不是難在要錢，而是難在說服更多的人，你的事業也是他們的事業，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們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僅僅籌集資金，而是匯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個優秀的智庫，一定是有靈魂、有感召力的。離開了這種靈魂，智庫也就沒有了生氣。
所以說，智庫的戰略不是學得來的，智庫的戰略鐫刻在它的DNA里，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體現著它的戰略。
【作者注】本文取材於Andrew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作者是威爾遜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級顧問。他這本書主要采訪的是美國的智庫，較少涉及其它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智庫。中國的智庫建設和西方國家有很大差異，本文的介紹僅供參考和批評。

㈣ 中國現在的智慧庫是怎麼的一個情況智慧庫是做什麼的拜託各位大神

智慧庫也就是智庫，Think Tank，也稱「思想庫」，即智囊機構、智囊團，是指由專家組成的多學科的，為決策者在處理社會、經濟、科技、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問題出謀劃策，提供最佳理論、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機構。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庫——蘭德公司的創始人弗蘭克·科爾博莫的定義，智庫就是一個「思想工廠」，一個沒有學生的大學，一個有著明確目標和堅定追求，卻同時無拘無束、異想天開的「頭腦風暴」中心，一個敢於超越一切現有智慧、敢於挑戰和蔑視現有權威的「戰略思想中心」。嚴格意義上的智庫是獨立於政府機構的民間組織。 [編輯本段]中國智庫現狀 1、身份獨立、價值中立、研究專業、決策科學，是智庫的立身之本。表面上看，中國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機構達到2000多家。而在《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中，中國僅有74家智庫被認可，而美國有1777個。 2、豢養型學者、憤青型專家和商業型機構，冒「智庫」之名，透支了意見領袖的公信力。而以真正智庫為訴求的民間智庫，在人才、體制、資金來源和合法性等方面都步履維艱。 3、中國的決策失誤率達到30%，西方發達國家只有5%左右。(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毛昭暉教授語)在公共決策議題上，群策群議是不夠的，專業、獨立的第三方——智庫的重要性因中國人屢屢失策而凸顯。 4、基於政策和輿論的公共需求，基於市場經濟多元利益格局的現實需求，基於正在世界崛起的中國對大策略大思維的未來需求，中國迫切需要智庫，需要「獨立思想的盒子」提供解決方案。 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智庫 表面上看，中國似乎不缺研究人員和機構。據統計，中國研究機構有2500多家，專職研究人員3.5萬人，工作人員27萬人。其中，以政策研究為核心、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機構達到2000家。而在今年年初，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稱，中國僅有74家智庫被認可，而美國這一數字是1777個。 英國人Mark Leonard曾是英國外交政策的一名智囊。有次他拜訪中國社科院，當他獲知社科院有50個研究所，260個研究室，4000名全職人員時，他被徹底雷到：整個英國的全部智庫人數加起來也只有1000人左右，全歐洲總人數不到5000人，加上美國(智庫的天堂)，整個西方智庫的研究人員也不超過10萬人。而中國社科院僅僅只是中國官方智庫的一個，還有中央黨校、各省社會科學院、各級政府的政策研究室等等。 Leonard震驚之餘，也感到好奇：為什麼數十萬人在為政府決策做研究，他卻始終不知他們的研究方法與結論，世界人民也對中國政府的行為充滿好奇？所以他寫了一本書：《中國怎麼想？》，在西方世界獲得暢銷。 2000 個中國智庫，抵不上一個蘭德公司。智庫的研究深度，往往也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思考深度。由於政府強大的控制能力，中國官方智庫大多言不由衷，淪為替政府背書的境地：官方智庫享用著高額經費與話語權，卻不時提供數據混亂不堪、結論欠缺邏輯、唯長官之命是從的垃圾報告。民間智庫一欠渠道，二缺影響力，三缺經費，因此舉步維艱。 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曾說，衡量一個好智庫的標準是質量、獨立性和影響力。但對大多數中國智庫來說，獨立性可望而不可及，質量與影響力也大打折扣。 「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智庫。」一位行業協會的負責人這樣說。在中國，行業協會屬於半官方組織，在民政部注冊，掛靠於官方機構下，受命也受制於官方的指示，是介於政府與民間之間的組織，有時也承擔課題，研究產業，但在人才、體制、資金來源等方面卻顯得「畸形」。 中國式智庫三大病 有人總結出中國式智庫的三大類別：豢養型學者、憤青型專家、商業型機構，而與此相對應的則是中國式智庫的三個毛病：與體制過近、專業程度低、以賺錢為目的。由此而導致的結果就是：看似專家學者無數，他們手中經費多多，項目多多，且在媒體頻頻曝光、滿天飛四處參加各種名目的論壇、研討會或咨詢會，但實際上卻是 「滿嘴跑火車」，影響力和公信力急劇下降。 新近成立的中國最高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簡稱「國交中心」)，實質也是出於高層對現存智庫的極度不滿，但依然有著強烈的官方色彩：事先聲明「只談經濟」，與「思想無禁區」的智庫宗旨背道而馳；高層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層官員組成，中國的旋轉門只開了半扇，什麼時候國交中心能走出未來的總理副總理？沒有強大的研究實力，最高智庫也只能是一句空談。 這次由國交中心舉辦的全球智庫峰會中，像蘭德公司這樣重量級的智庫公司並未參與。「它們的觸角比我們想的還要深入、靈敏，你以為它會需要這樣的平台，但有可能它對這個論壇不屑一顧。」主辦方的一位代表私下透露心聲說。 放眼望去，中國的智庫更像是「偽智庫」，零點調查集團總裁袁岳甚至用了「蠢庫」這樣的字眼，他是從研究方法而言的：在智庫人才的使用上，多的是學院教育出來的，把「大詞」掛在嘴邊，張嘴中國閉嘴世界，但卻缺乏基本的研究具體問題的能力。而安邦集團的總分析師賀軍則同樣面臨研究人才缺乏的困局，他甚至開動腦筋，想與大學聯合開辦信息研究這樣的專業。 中國式智庫的未來 許多有識之士認為，中國智庫最終的成型與確立將會是在民間，民間智慧以及互聯網渠道可能是智庫大放異彩的決定因素。但袁岳並不這么看，他說：「現代型的智庫是集體作業、多人分工協作的，現在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智庫機構，仍然沒有擺脫個人作坊式的模式。」 《超限戰》的作者喬良也許是唯一一個向世界輸出過中國國防思想的中國人，據說美國五角大樓人手一本，認為他的思想預見到了「9·11」。他曾舉了個例子：在香港回歸之前，撒切爾夫人說了一句話——「你們根本不用擔心中國，因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內，無法給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撒切爾夫人這句話揭示了智庫的一個元命題，即智庫是為未來服務的，30年、50年、100年，而不是局促地為當下服務。 我們的所謂智庫目前基本還在忙著「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他們的智庫已在探討將來的問題及其各種可能性。在此次智庫峰會上，中糧老總寧高寧的一句話深得媒體好評：中國遠遠還沒有達到對外輸出資本的國力，什麼時候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咨詢公司和智庫到國外掙錢了，中國才能成為大國。而現在我們都要靠全球的智庫來辦事。 [1] 從萬里長城到敦煌莫高窟，幾千年來燦爛的中國文明是留給我們最好的智慧之源。現代科學知識與計算機網路的普及應用使得我們可以從記憶和計算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我們有必要把智慧集中到整理全球人的優秀知識上來。將之融會貫通，創造出更高級智慧成果。這需要專業化的智庫體系做支撐。現在的智慧庫大多還是採用傳統方式。政府解決重大問題大多還是面向高校、研究院等高級專業人才聚集的地方，以政府決策研究招標、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組建咨詢委員會等外腦的形式鼓勵專業人才參與解決國家現實問題，但這些傳統方式沒有全方位、多層次地調動起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建議政府可以通過各種形式將問題公布，向全民徵集智慧解決，把這作為推動政改運動的重要方法。在有知識、願意奉獻個人智慧或觀點的人群中建立知識分享、成果分享的文化，讓知識庫與人脈網凝結成「價值型智庫」，才更有戰鬥力、領導力！

㈤ 智庫是什麼，美國有哪些著名智庫

就是美國的智囊，主要分析世界形勢，提建議等，提供給老美比如：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還有些高等學校

㈥ 智庫是什麼東西

智庫，Think Tank，也稱「思想庫」，即智囊機構、智囊團，是指由專家組成的多學科的，為決策者在處理社會、經濟、科技、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問題出謀劃策，提供最佳理論、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機構。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庫——蘭德公司的創始人弗蘭克·科爾博莫的定義，智庫就是一個「思想工廠」，一個沒有學生的大學，一個有著明確目標和堅定追求，卻同時無拘無束、異想天開的「頭腦風暴」中心，一個敢於超越一切現有智慧、敢於挑戰和蔑視現有權威的「戰略思想中心」。嚴格意義上的智庫是獨立於政府機構的民間組織

㈦ 智庫是什麼意思上海有智庫嗎

智庫，Think Tank，也稱「思想庫」，即智囊機構、智囊團，是指由專家組成的多學科的，為決策者在處理社會、經濟、科技、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問題出謀劃策，提供最佳理論、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機構。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庫——蘭德公司的創始人弗蘭克·科爾博莫的定義，智庫就是一個「思想工廠」，一個沒有學生的大學，一個有著明確目標和堅定追求，卻同時無拘無束、異想天開的「頭腦風暴」中心，一個敢於超越一切現有智慧、敢於挑戰和蔑視現有權威的「戰略思想中心」。嚴格意義上的智庫是獨立於政府機構的民間組織。

㈧ 美國的一家以軍事為主的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

美國蘭德智庫，專門為軍方研究一些戰略決策，當初朝鮮戰爭中，蘭德將中國將出兵朝鮮的研究結果以高價賣給美國軍方，美國軍方不相信我國會出兵參戰而拒絕，而結果證實了蘭德的研究結果，從此被美國軍方重用……

㈨ 關於美國首腦智囊團

智囊團？？呵呵，我們一般叫智庫，比如美國比較有名的蘭德公司

智庫的主要作用就是幫助政府分析國際形勢，給國內建設出謀劃策，制定計劃，計算某些計劃或者行動的可能後果等等。說白了就是幕僚

他們很正規，一般都是這方面的著名專家，有著豐富的經驗和頭腦。很正規，比如蘭德公司，分工很細，有負責亞洲的，有負責歐洲的，下面又分為亞洲經濟，外交，政治，民情等。

這些人一般都是平時國家養著，時刻關注自己負責區域的變化和發展，為美國下一步的策略提出建議。比如哪個國家發展迅速，應該怎樣應對才合適。哪個國家有什麼樣的問題，以及一些國家的變化對這一地區的穩定有什麼影響，對美國的全球策略有什麼影響等等，這都是他們要研究的問題。

還有，就是在與外國關系緊張時，是打仗還是外交談判，如果打仗會有什麼後果，預算會是多少，怎樣打才合適，然後指定若干計劃供政府選定。

現在智庫的言論很被重視，往往作為預測這一國家政府的下一步動作的依據。較准確的預測也是他們的優勢，例如在朝鮮戰爭之前，美國一智庫公司要賣給政府一條建議，大意只有七個字卻開價一百萬美元，沒有被政府理會，結果戰後要來一看，政府後悔莫及，原來上面寫著「中國將出兵朝鮮」。

㈩ 常說的美國智庫都是指什麼

一些研究國際關系的公司.裡面的人不是學者就是退役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