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齋教學方法

㈠ 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分科教學為什麼不是南朝的總明觀而是宋代的蘇湖教法

我剛剛也有這個疑問，所以仔細閱讀了一遍教材孫培青老師主編的《中國教育史》。我從兩個層面理解。
一、書里介紹「總明觀」是一個集藏書、教學、研究為一體的機構，它是機構，不是制度。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分科教學的制度還是始於北宋時范仲淹在慶歷興學中提出的「蘇湖教學法」也叫「分齋教學法」。從「法」「制度」來理解，一個機構不能稱之為制度，所以總明觀不是第一個分科教學制度。
二、「分科教學法」的「科」首先應該理解為是擁有同等地位的科目，有同等地位的科目才能理解為「分科」
書中對此評價的原文為：「在中國教育史上，雖然有孔子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教人，魏晉南北朝時，有宋朝設計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個學館的記載，但就分科的具體內容來說，均囿於文科；隋唐時期，設立了算學、書學、律學等專科學校，這是一大進步，但這些學校的地位比儒學低得多，規模也小的多。直到胡瑗創立分齋教學制度，才在中國教學制度發展史上，第一次按照實際需要，在同一學校中分設經義齋和治事齋，實行分科教學」。
從以上原文來看，以前的都不能稱之為分科教學，因為都是以儒學為主，其它的科目與儒學不具有平等性，不平等也就不存在分科的說法。就好比我們以前的文理分科，文理科目是平等地位，所以存在「分科」「選課」，而有些學校會附帶足球等其他特色課程，這顯然不是一個級別，不能把特色課程和我們的傳統文理科看成是「分科教學」。
以上為個人觀點，歡迎朋友們批評指正。

㈡ 升齋等第法是蘇湖教學法嗎

升齋等第法不是蘇湖教學法。

升齋等第法，元代國子學教學管理方法之一。把國子學分為下、中、上等級六個齋舍，東西相對，學生按程度分別進入各個齋舍學習不同內容，依據其學業成績和品德行為，依次遞升的方法。學生由下齋升入中齋時開始實行「積分法」。

其方法是根據學生月考成績，優等者加一分，中等者加半分，下等者不加分，年終積至八分以上則升上一等級，不能升級者來年積分為零。

蘇湖教學法意義：

「蘇湖教學法」又名「分齋教學法」，是北宋教育家胡瑗在蘇州、湖州二地辦學，率先開創的一種新的教法。「蘇湖教法」的意義：

1、在中國教學制度發展史上，第一次按照實際需要，在同一學校中分設經義齋和治事齋，實行分科教學。

2、治民、治兵等實用學科正式納入官學教學體系之中，取得了與儒家經學同等的地位。

3、開創了主修和副修制度的先聲。

㈢ 制度創舉各自內容和目的是什麼三舍法和分齋教學法

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使用科目之一，即用學校教育取代科舉考試。「三舍法」，是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官員子弟可以免考試即時入學，而平民子弟需經考試...

㈣ 蘇湖叫法推廣於哪個朝代

應該是蘇湖教法，推廣於北宋。

「蘇湖教學法」又名「分齋教學法」，是北宋教育家胡瑗（(993-1059年)）在蘇州、湖州二地辦學，使用的一種新的教法。范仲淹在慶歷興學時曾將蘇湖教法引入過太學。

這種教法一反當時盛行的重視詩賦歌律的學風，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重經義和時務，主張「明體達用」。

他在校中設「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學習研究經學基本理論，屬於「明體」之學；治事齋則以學習農田、水利、軍事、天文、歷算等實學知識為主，屬於「達用」之學，在治事齋中，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創立了分科教學和學科的必修以及選修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范仲淹當政主持「慶歷興學」時，曾取其法，「著書令於太學」。此謂「蘇湖教法」。

「蘇湖教法」的意義：

1、在中國教學制度發展史上，第一次按照實際需要，在同一學校中分設經義齋和治事齋，實行分科教學。

2、治民、治兵等實用學科正式納入官學教學體系之中，取得了與儒家經學同等的地位；

3、開創了主修和副修制度的先聲。

分齋教學制度產生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四方之士，雲集受業」，紛紛到胡瑗主持的湖州州學來求學。甚至京師太學，也「取胡瑗法以為法」，開創了我國分科教學之先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㈤ 蘇湖教法推廣於哪一朝代

北宋。

蘇湖教學法」又名「分齋教學法」，是北宋教育家胡瑗在蘇州、湖州二地辦學，使用的一種新的教法。

胡瑗（993年—1059年），字翼之，泰州如皋（今江蘇如皋）人。北宋時期學者，理學先驅、思想家和教育家。生於淮南東路泰州如皋縣寧海鄉胡家莊，後遷居如城嚴家灣。因祖居陝西路安定堡，世稱安定先生。和孫復、石介並稱「宋初三先生」。

提倡「以仁義禮樂為學」，講求「明體達用」，開宋代理學之先聲。先後主持蘇、湖兩州州學，所創「經義」、「治事」兩齋，為高等學校分系分科的開端。慶歷二年至嘉祐元年歷任太子中舍、光祿寺丞、天章閣侍講等。

改革教育

胡瑗為了貫徹「明體達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首先創立了分齋教學的制度。他設立經義和治事二齋，依據學生的才能、興趣志向施教。

經義主要學習六經；治事又分為治民、講武、堰水（水利）和歷算等科。凡人治事齋的學生每人選一個主科，同時加選一個副科。另外還附設小學。這種大膽嘗試，即使學生能領悟聖人經典義理，又能學到實際應用的本領，勝任行政、軍事、水利等專門性工作。

實踐證明，這種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養了一批學有專長的人才。如長於經義之學的孫覺、朱臨、倪天隱等，長於政事的范純仁（范仲淹之子）、錢公輔等，長於文藝的錢藻、騰元發等，長於軍事的苗授、盧秉等，還有長於水利的劉彝等人。

㈥ 中國在世界科技發展史上的地位的變化

中國是世界上古人類文明發展較早的地區之一。人類文明的發展，在遠古時代，萌芽狀態的科學技術主要體現在生產工具的製作和發展。而生產工具的製造和發展也構成了早期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中國的先民，到公元紀元前後，大致上依次完成了上述三個時代的過渡。

舊石器時代的先民使用打擊的方法製造各種石器，而沒有任何進一步加工。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幾百處，在這些遺址中發現了用火的證據，比如北京人遺址的灰燼的堆積層厚達6米。此外舊石器時代的先民也開始製造並使用骨器、繩索。

我們的先民大約是在距今約1萬年前左右，從舊石器時代發展到新石器時代。新、舊石器時代的區別是：出現了經過加工的、更加合用並有鋒利刃口的磨光石器。由於可以在石器上鑽孔而創造了綁扎得更好的帶柄石器（斧、耙、鋤等），還發明了制陶技術（又一種火的應用技術，熟食以及各種器皿更加多樣）。此外弓箭普遍使用，出現了原始的農業和畜牧業，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甚至已經開始釀酒。

我國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就已經開始出現銅器。商代中期以後我國的青銅技術逐漸成熟。青銅工具和大規模奴隸勞動的使用，使社會勞動分工進一步得以實現，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甲骨文、金文的出現和發展，使中國進入了有文獻可考的歷史時代。文字的出現使得文明發展大大地加速。

春秋戰國時代，對中華文明史講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社會發生急劇變革的同時，社會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思想等等都在快速的發展。社會思想方面出現了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局面。各家學說爭論的重心，乃是社會秩序如何變革以及道德觀、倫理觀、價值觀等等如何規范。在諸子百家思想當中，涉及到與科學技術有關的內容則不是很多，例如對後世曾經具有長期影響的儒、道兩大家，他們的思想並不很重視科學和技術。相反，我們卻可以說他們大都是輕視甚至可以說是反對科學技術的。

首先儒家講的「六藝」，道家講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雖然他們都談到了「天人關系」，但他們大都是要人們順從天意，很少要求人們應該對天、地、自然界的實質進行科學意義上的研究。實際上，也可以說先秦諸子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和關心都是比較缺乏的。雖然在《孟子》那裡可以看到「苟求其故，雖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離婁下》）之類的話（清末科學家李善蘭就曾用「苟求其故」的思想來解釋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但是《孟子》思想的中心並不是提倡人們應該利用「苟求其故」的精神去進行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孟子》思想的中心還是講究「性善」、「性惡」的倫理學說，以及講究「王道」、「霸道」、「民為貴」等等政治思想，探討人們應該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

其次，在諸子百家的顯學之中，特別是儒、道兩家，不僅缺乏關於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研究，而且可以說他們對此都是持比較反對態度的。儒家把它們看成是「奇技淫巧」，認為紂之所以失天下就是因為他「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還說「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殺」，並認為「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二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由此可見科技工作者的地位是很卑賤的，而且不時還有被殺頭的危險。而道家則認為：「人多利器，國家茲昏；人多技巧，奇物茲起」；「常使民無知無欲」；「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再次，儒家認為「玩物喪志」、「君子不器」，鼓勵君子要追求「大學之道」，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等說法。道家也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等等。他們所追求的「道」，大都屬於精神境界、倫理道德的范疇。

第四，戰國以後的中國社會，儒家一直處於統治者的地位。統治者心裡也明白，在治理國家方面，單單只是一味的追求思想意識、倫理道德也還是不夠的，也還有必要解決國計民生的問題。這也就是儒家傳統思想中「經世致用」的思想。而「經世致用」思想的提倡，又在於是為了統治者「長治久安」狀態的維護。這一思想並不能形成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強大推動。雖然如此，但它對科學技術的發展終歸還是有好處的。但是單單是依靠「經世致用」的思想來發展科學技術，那恐怕還是遠遠不夠的。

當然，春秋戰國時期，諸家蜂起，百家爭鳴，名家辯學很是發達。這種爭鳴對學術的發展（包括科學技術在內）是有利的。在其後的中國歷史進程中，也是如此。

在先秦諸子百家之中，相對的說，墨家則是比較重視科學和技術，而且同時墨家還對古代的邏輯學方面的發展有所建樹。但是墨家的這許多建樹，其目的也並不是為了自然奧秘的探索和對各種技術的深入研究。它們乃是為了貫徹墨家的政治主張——「尚賢」、「上同」，「節用」、「節喪」，「非樂」、「非命」，「天志」、「明鬼」，「兼愛」、「非攻」等五組、十大主張（「十事」）來服務的。而且墨家並沒有像儒家和道家那樣得到持續的發展，秦漢以後幾乎成為「絕學」，在社會上也較少具有什麼影響力。當然這並不排除它的某些思想、它的某些論辯方法被儒、道兩家所吸收。

總之，在戰國時期形成的上述思想長期地影響著其後的中國社會，中華文明對社會倫理、秩序等問題的關心，超過了對自然現象的理論探求。

兩漢——中國古代科技體系的形成

對我國後世產生久遠影響的各個學科的體系大都在漢代形成，定下其後影響悠久的模式並且出現了實際上是為後世樹立了樣板的各種著作。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訓，經過楚漢相爭而奪得天下的漢王朝，雖說是「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但漢王朝卻以其渾厚剛強的氣魄，不只是開創了自己的四百年家業天下，而且也開創並且構築了其後持續了大約二千年之久的封建國家方方面面的基本模式。

兩漢時期，從社會經濟形態（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本主義）、國家型制（中央集權）到官僚體系（六部、百官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甚至它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政策，都無不成為其後持續大約二千年歷朝歷代封建帝國所效法的模式和樣板。在科學技術方面也是如此。科學技術的許多門類，大多是在兩漢時期，定下其後影響悠久的模式並且出現了實際上是為後世樹立了樣板的各種著作。

漢武帝時期編制的《太初歷》，通過西漢末年劉歆編制的《三統歷》，在《漢書·律歷志》中記錄流傳下來。《漢書·律歷志》以及其中所錄載的《三統歷》便成為其後歷代《律歷志》以及歷代各種歷法的模式和樣板。陰陽合歷的模式，其中包括了氣、朔、閏、交食、五星、晷漏等完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體系。這種歷法的基本模式、框架一直被遵循下來，甚至在西方近代歷法已經傳入的明清時代（《大統歷》、《時憲歷》），也沒改變。數學方面則出現了以算籌為主要計算工具、以解決實際應用問題為主要目的、以《九章算術》為模式範本的體系。醫葯學方面，形成了以《內經》、《傷寒論》為代表經典的醫學理論，和以《神農本草經》為代表的傳統葯物學體系。地理學方面形成了以《漢書·地理志》代表的疆域地理志的體系，成為後來歷代正史中的《地理志》所遵循的模式。此外在地圖繪制、建築，還有制瓷和造紙，這些造福全人類的發明，也都在漢代形成其基本模式的。

對我國後世產生久遠影響的各個學科的體系大都在漢代形成，這與漢代政治上大一統局面的出現，雖然還不能說其間有什麼直接的聯系（各個門類的科學技術當然自應有其各自發展的內在規律），但是，大一統作為時代的潮流，時代的趨勢，也不能不對各個學科體系的形成施以時代的社會影響。人們開始總結先秦以來各個學科所積淀下來的知識和經驗，繼往開來，形成了諸多學科自身發展的體系。正如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所說：「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一至今日者多矣。」

秦漢以來，由於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設置了天文、農、醫、建築、水利、冶鐵以及各種手工業的管理機構和各級官員。科學技術的發展，幾乎完全被控制在這些機構和官員的手中，形成了官辦、官營的局面。

這些管理機構和管理官員的設置，對新技術的快速推廣起到良好的作用，它可以使農耕、鋼鐵、土木建築、漆器製造等技術迅速在全國各個地方推廣開來。由於財力、物力、人力都「雄厚」，這時可以興辦比較大的項目和工程。英國著名的科學史家李約瑟曾經議論道：「在技術創造性方面，古老的中國官僚社會當然比不上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但它卻要大大勝過歐洲封建社會或希臘奴隸社會。」漢初的數學家張蒼、耿壽昌，著名科學家張衡以及對造紙術進行過重大改進的蔡倫，都曾是這樣的官吏。其他如天文儀器的製造、水利工程的修建、東西兩京的都市建設、宮廷和皇家園林興建、兩漢長城的整備、隋唐時期南北大運河的開通等也都無不仰仗官辦官營的優勢。

但是官辦官營的缺點也是十分顯然的。其最明顯的缺點便是不計成本，形成對材料、資源、人力的浪費，甚至虛報產量，或是盲目追求數量而不顧質量。再有官辦官營往往是產生貪官污吏的溫床。西漢中晚期，在冶鐵官營的過程中，就產生了不少的弊病：「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不給民用，民用鈍敝，割草不痛。」而且還會出現「鐵器苦惡，價貴，或強令民買賣之」（《史記·平準書》）的情況。我在陝西省的縣級文化館見到出土於地下的漢時「縣官鼓鑄」的大鐵犁，在黃土高原上真的是「十頭黃牛也拉不動」，真的是「不給民用」的廢物。

宋元時期何以會形成古代科技發展高潮

「每當人們研究中國的文獻中科學史或技術史的任何特定問題時，總會發現宋代是主要關鍵所在。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李約瑟

宋元時期是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明（當然應該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發展的高潮時期。正如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所說：「每當人們研究中國的文獻中科學史或技術史的任何特定問題時，總會發現宋代是主要關鍵所在。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宋元時期中國的傳統數學出現了四大數學家及其著作：秦九韶及其所著《數書九章》、李冶及其所著《測圓海鏡》和《益古演段》、楊輝及其所著《詳解九章演算法》和《日用演算法》等、朱世傑及其所著《算學啟蒙》和《四元玉鑒》。宋元數學在高次方程和高次方程組、高階等差級數求和、聯立一次同餘式解法、「天元術」「四元術」（中國古代特有的代數學）等方面都取得了領先世界數百年的輝煌成就。

宋代的天文觀測儀器比較齊備,多次進行了恆星觀測(至少有四次規模較大),多次製作了星圖。宋代一共進行了18次的歷法改革,對各種測算方法和計算方法也進行了許多改進(三次內差法等等)。在元代則出現了郭守敬、王恂等所編《授時歷》,被認為是我國傳統歷法中最優秀的一部。

在傳統醫學方面，則有金元四大家的出現：以劉完素為代表的「寒涼派」；以張從正為代表的「攻下派」；以李杲為代表的「溫補派」；以朱震亨為代表的「養陰派」。「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醫學門戶、流派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傳統醫學的發展。

在農學方面，也出現了宋元時期的四大農書：陳旉的《陳旉農書》是第一部關於南方稻作的農書；《農桑輯要》是元政府組織人力編寫的；王禎編寫的《王禎農書》是第一部兼論南北農業技術的農書，還繪有「農器圖譜」；魯明善（維吾爾族）所編《農桑衣食撮要》是一部月令體農書，比較通俗，包含有西北少數民族的一些農事活動情況。

中國古代的三大發明，火葯、指南針、印刷術到了宋元時期都達到了廣泛使用的成熟階段。三大發明的西傳，使得西方社會在各個方面加快了其進步的節奏，促使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逐漸轉型為以商品經濟為主的經濟形態，向社會近代化的方向迅速推進。

著名近代學者嚴復曾說過：「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斷言也。」國學大師王國維也說：「天水（天水是趙姓的郡望——本文作者注）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歷史學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宋史專家鄧廣銘則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而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則早就認為：「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是讀史者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

宋元時期科技發展高潮及其頂峰的形成，宋元時期科學技術的繁榮，都是有著深刻的時代原因和社會背景的。

首先，太祖、太宗兩朝採取了一系列中央集權的種種措施，獨攬大權，使軍、政、財等權力集中於中央，集中於皇帝手中。較高層次中央集權的國家形態（皇帝獨裁）及其官僚架構的模式，也為中國以後又大約持續了一千年之久的元、明、清等各個王朝所效法，為其樹立了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政權樣板。

其次，從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來看，唐中葉以來，以楊炎兩稅法的財政改革為法律標志，土地國有的制度——均田制崩潰瓦解，庶族地主經濟以及小自耕農經濟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土地買賣更加自由。到了宋代，土地所有權頻繁發生轉移，正如詞人辛棄疾所寫的「千年田，換八百主」。土地佔有制度的改革對以農業立國的中國來講，其意義是帶有根本性的改革意義的。並且改革以後土地制度新的佔有模式、它的影響，也都貫通在其後千年左右的中國社會之中。

再次，科舉考試制度，尤其是貢舉科舉制度的日益成熟，取士不問門第，而且在錄取的名額數量上也遠遠超過了唐代，有人統計過，僅北宋一代即開科69次，進士和諸科共取士約為61000餘人。為了打破門閥貴族的世襲制度，自隋唐時期開始的科舉考試制度，到了宋代方

才可以說發揮了實際的效果。反映在科學技術方面，則是出身低微的人的一些發明創造事跡，有更多機會出現在各種著作之中。

第四，從文化思想方面來說，自唐中葉開始，也發生了許多變化。例如元稹、白居易所提倡的新樂府運動；韓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運動；啖助、趙匡所倡導的新經學運動等等。為了使儒家思想復甦、復興，人們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

第五，如果我們沒有注意到宗教思想方面所發生的變化，那麼關於宋元社會思想背景的討論則將是很不全面的。當時的宗教思想主要有佛、道兩家，而且是以佛家為主。佛家思想隨佛教於西漢時開始傳入我國，到了唐代中期以後，林立紛呈的各個宗派逐漸式微，而以六祖慧能為開山祖的南禪宗卻一枝獨秀，得到了很大發展。有人說：南禪宗的出現說明佛教思想中國化的最後完成，使佛家思想由出世的變為入世的、平等的，從而和中國的傳統思想更加接近。六祖號召回到世俗中間去：「若欲修行，在家亦得」，「離世求菩薩，恰如求兔角」。有人更進一步認為：禪宗思想的這一發展實際上是在中國發生的一次宗教改革，而其意義並不亞於馬丁·路德在西方進行的宗教改革。

第六，在教育思想方面，唐代科舉以辭賦取士，崇尚聲律浮華，積重難返。號稱北宋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則有針對性地提倡「明體達用之學」的思想，深受歡迎，影響甚大。特別是「分齋教學」的教學方法，更是他教育革新思想的核心。「分齋」就是整個學校分為「經義齋」和「治事齋」，相當於現代的分科教學。特別是「治事齋」中又分：治民、講武、堰水、歷算等科，承認自然科學在學校教學中的地位。其實，「經義齋」所講究的乃是中國傳統的「讀經」（當然也是新的讀經方法），而「治事齋」乃是學以致用方法的提倡，這標志著傳統儒家思想中的「經世致用」思想又再次抬頭並且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第七，北宋時期出現了一批「博學善文，於天文、方誌、律歷、音樂、醫葯、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網路全書式的人物。沈括及其所著網路全書式的著作《夢溪筆談》，很得到各方面的稱頌。沈括還和蘇頌一道編輯了《蘇沈內翰良方》，這是一部醫書。林靈素在為這部書所寫的序言中說：「（沈括）凡所至之處，莫不深究。或醫師、或巷裡、或小人，以致士大夫之家，山林隱者，無不訪求。」這些博學多才的人物「成批的」出現，明顯的是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風氣、思想潮流有著極其重要的關系。

和沈括極相類似的人物中，有歐陽修之子歐陽發，他「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和沈括同樣也曾奉使赴遼並同樣也是以熟知地理、描繪地圖而聞名的劉敞，據《宋史》記載：「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葯、山經、地誌皆究知大略。」類似的人物還有參加研製水運儀象台的宰相蘇頌，《宋史·蘇頌本傳》說他雖官高為宰相，但「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律呂、星官、演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一代名臣司馬光也是：「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見《宋史·列傳第95·司馬光本傳》）。

在這些人物當中，王安石當然要比其他人物顯得更為突出一些。王安石曾經給同是散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寫過這樣一封信：

「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

王安石在這里首先是強調：時代變了，時代不同了（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在這樣變革了的時代里，如果不博學多問，將學不到任何東西（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他提倡親自走出書齋，接觸實際社會、解決社會實際問題（農夫、女工無所不問）。要求博學多能，力圖開創是屬於自己時代的新的思想方法、建立是屬於自己時代的新的思想體系（於書無所不讀）。應該說，這才真正是有宋一代的新的思想潮流和新的時代精神。

在這種思潮的社會背景之下，影響其後千餘年的新的儒家學說，後來被稱之為「宋明理學」的哲學思想體系逐漸形成。在宋代，由北宋的邵雍、周敦頤發其端，由張載、程顥、程頤創立體系，至南宋則由朱熹集其大成，由陸九淵為代表又形成了朱、陸相互抗辯的反對派等等，這也就是宋明理學——新儒學的興起和建立。此外還有以王安石、陳亮、葉適等人所主張的反對理學的觀點，和理學不斷相互辯難，十分活躍。

理學在宋代，既不像漢代儒術那樣被崇為一尊，更不像元、明時期把朱熹思想定為不準逾越的官方哲學那樣不可侵犯。在宋代，一定程度上參加討論的各方，可以做到自由討論，各抒己見。這種學術空氣無疑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是有利的。

理學家們主張「窮理」、「格物致知」。「窮理」和「格物致知」的精神如果能夠以自然科學的研究為目的，其成果自當是不可限量。而且「理」「氣」二元論，在一千多年前的當時，不論是用來開拓思路或是闡述終結成果，都堪稱是相當不壞的工具。但是我們還沒有發現任何一位知名的理學家曾經在自然科學研究方面做出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同時我們也沒有發現任何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學家，他們成就的取得是基於理學的思維。在這里，我只不過是想說明：是理學（清人因其產生的時代而將其稱之為「宋學」）得以創立的時代精神，同時也正是這種時代精神，構成了宋元科技高潮的社會思想原因。

是產生兩漢經學的兩漢時代精神，使得兩漢時期成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門類中立模式、創樣板的時代；是產生魏晉玄學、竹林論辯的六朝時代精神，形成了六朝時代很有創造力的各學科的科學思想；是產生宋元理學的時代精神，促成了宋元時期中國傳統科學技術發展頂峰時期的到來。

明清實學和西方科學技術的第一次傳入

在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影響下，產生了大批的傑出人物，其中有思想家、文學家、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醫生等各方面人物。在百餘年間的短暫時期內就涌現出如此眾多的傑出人物，真可謂是群星燦爛。這一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

明末清初一段歷史，在漫長的中華文明史上，雖然比較短暫，但它卻是一個特色鮮明的重要時期。它的這些特色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腐朽的明王朝的逐漸衰亡和新興的清王朝的逐漸興起。二是在經濟上則是傳統封建經濟的繁榮和商品經濟的抬頭發展。三是為了開拓海外市場和殖民地，西方國家向東方挺進，並且開始進入中國。伴之而來的則是西學（科學技術是主要內容之一）的傳入及其影響的日益擴大。四是在人們的思想方面，則是明中葉所興起的王陽明心學開始分化。在人們對王學末流的批判過程中，興起了一股經世致用，以求實、務實為中心內容的實學思潮。

明王朝施行的《大統歷》是沿用了元王朝的《授時歷》，到明代成化年間已經累計使用了三百餘年，因此「成化以後，交食往往不驗，議改歷者紛紛」。但直到明末的萬曆38年（1610年）11月朔，朝廷的日食預報再次發生錯誤。明王朝才開始考慮利用當時傳入的西方天文知識進行歷法的改革。明亡之後，傳教士們又將明末所編《崇禎歷書》改頭換面改成《西洋歷法新書》，獻給滿清朝廷，成為編制清代《時憲歷》的基礎。

當中國的傳統文明還在傳統的老路上徘徊而且踏步不前的時候，西方的近代文明（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經過文藝復興時期，卻在大踏步地向前發展。

伴隨著西方早期的殖民活動，傳教士們展開了世界范圍的廣泛活動，來到遠東。利瑪竇是成功進入中國內地的較早的傳教士之一。經過長期摸索，利瑪竇終於找到了可以通過科學技術打開向中國傳教的途徑。於是根據利瑪竇的請求，羅馬教廷陸續派來了比較熟悉科學技術的一批批傳教士。如：湯若望、南懷仁等。清初以後，又有由法皇路易十四派來的傳教士。由於這些傳教士的介紹而傳入西方科學技術知識有很多方面，其中有天文歷法、數學、地學和地圖學、解剖學、醫葯學等等。這就是歷史上的西方科學知識的第一次傳入。

西學的傳入和實學思潮的興起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如果沒有實學思潮的興起，雖然有傳教士的努力，西學的傳入仍然是不可想像的。正如近代科學家丁文江所說：「明政不綱，學風荒陋。賢士大夫在朝者以激烈迂遠為忠鯁，在野者以理性道學為高尚，空疏頑固，君子病焉！迨乎晚季，物極而返，先覺之士，舍末求本，棄虛務實，風氣之變，實開清初大儒之先聲。」其中所說的「舍末」「棄虛」，指的就是對宋明理學、陸王心學的批判；「求本」「務實」，指的就是實學思潮的興起。

㈦ 元代國子學分為哪幾齋

元代國子學繼承了宋代太學分齋教學的辦法。共分6齋，東西相向。

下兩齋左為「游藝齋」，右為「依仁齋」，教學內容層次淺一些，學習《小學》、蒙學讀物及屬對等。

中兩齋左為「據德齋」，右為「志道齋」，教學內容層次稍深一些，學習「四書」及詩詞格律等。

上兩齋左為「時習齋」，右為「目新齋」，教學內容層次更深一些，學習「五經」等。

每齋名額多寡不等。到每季之末，經過考試成績合格、又未觸犯學規者，准予依次「升齋」。

㈧ 蘇湖教法的介紹

「蘇湖教學法」又名「分齋教學法」，是北宋教育家胡瑗在蘇州、湖州二地辦學，使用的一種新的教法。

㈨ 蘇湖教法或分齋教學法的含義。

「蘇湖教學法」又名「分齋教學法」，是北宋教育家胡瑗在蘇州、湖州二地辦學，使用的一種新的教法。這種教法一反當時盛行的重視詩賦歌律的學風，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重經義和時務，主張」明體達用「。他在校中設「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學習研究經學基本理論，屬於」明體「之學；治事齋則以學習農田、水利、軍事、天文、歷算等實學知識為主，屬於」達用「之學，在治事齋中，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創立了分科教學和學科的必修以及選修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范仲淹當政興學時，曾取其法，「著書令於太學」。此謂「蘇湖教法」。

㈩ 分齋教學制度是北宋著名教育家誰發明者

論我國古代分齋教學制度西南師范大學別必亮分齋制是我國古代的一種教學形式，由北宋教育家胡援（公元993—1059年）
別必亮：《論我國古代分齋教學制度》，《高等師范教育研究》，1994年04期
以上資料來源杭州圖書館，希望有助於你的問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