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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觀察時代什麼時代

發布時間:2022-08-07 11:29:11

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

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

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馬克思主義是真理,但不能抽象地空洞地談,必須堅持實踐觀點,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立足於解決中國的具體實際問題,著眼於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所處的時代特徵相結合。馬克思主義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鞏固政權更不容易。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保持長期執政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歷史性課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征程中,堅持實事求是,繼續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

(1)方法觀察時代什麼時代擴展閱讀:

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歷史文化相結合。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理論,要為中國廣大人民所接受,就要與中國歷史文化相結合、相融合,使之真正落地生根。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非常注重歷史文化傳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體現了對民族歷史、民族文化的繼承和延續。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當代中國、回應現實需要、解決實際問題;

堅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紮根中國土壤、展現中國智慧和方案,是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的具體實踐、時代特徵和歷史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

❷ 比較教育的比較教育發展史上的「社會科學方法時代」

從50年代起直到現在是比較教育研究的第三階段,是學科的蓬勃發展階段,方法上的特徵是綜合研究,這一階段也被稱為「社會科學方法時代」。
在社會科學方法時代,比較教育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研究規模的迅速擴大、研究方法層出不窮、研究成果大量增加和研究領域的擴大等方面。 這個階段,國際教育組織相繼設立。195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了漢堡教育研究所;1956年成立了國際教育成績評價協會;196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附設了國際教育規劃研究所;1968年聯合國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附設了教育研究和革新中心。這些國際性教育研究機構的成立,為開展跨國界的教育比較研究提供了組織上的便利。
1968年創立了比較教育學會國際委員會(L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Comparative Ecation Societies),該會於1970年在渥太華舉行第一次大會,更名為世界比較教育學會聯合會(WorldCouncil of Comparative Ecation Societies)。迄今為止,聯合會已經舉行了九次大會。 除了歷史法之外,還使用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貝雷迪在《教育中的比較方法》一書中認為,比較教育研究工作應分為四個階段。
(1)描述。主要任務是描述個別國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實踐。為此,開始時必須廣泛收集資料,了解各國教育的實際狀況。收集資料的方法有閱讀資料和直接觀察兩種,其中最重要的是直接到外國進行考察。
(2)解釋。主要任務是對所了解的教育情況進行解釋,以便不僅了解事物是怎樣的(How),而且了解事物為什麼會那樣(Why)。為此,必須對影響教育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在分析時應當運用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統計學等有關學科的研究成果。
(3)並列。主要任務是把所要比較的國家的材料,按可以比較的形式排列起來,決定比較的格局,並且設立比較的標准。然後進一步分析資料,提出比較分析的假說。
(4)比較。主要任務是對第三階段所列材料進行全面的比較研究,驗證第三階段所提出的假說,然後作出一定的結論。
美國的諾亞(H·J·Noah)和埃克斯坦(M·A·Eckstein)被認為是比較教育研究中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的典型。他們在其合著的《比較教育科學的探索》一書中,從分析比較教育的歷史發展和科學研究的一般方法人手,提出了比較教育研究的科學方法。他們認為,現代科學研究的一般程序是提出假說、數量測定、參照研究和理論分析。據此,他們提出比較教育的研究程序應當是:①確定問題;②提出假說;③明確概念(提出指標);④選擇例證;⑤收集數據;⑥整理數據;⑦說明結果。
英國的埃德蒙·金(Edmund King)在他的《別國的學校和我們的學校——今日比較教育》一書中,對比較教育學的目的、內容和方法,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
1)十分重視教育的歷史背景。他根據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劃分的工業前社會、工業社會和工業後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把科學技術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並提出和這三個階段相應的教學模式。他認為,現在西方正處於工業後社會的發展階段,稱為信息社會。教育處於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的中心,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決策起著指導作用;社會科學繼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之後對教育的研究處於重要地位。
2)把比較教育的內容和方法與目的聯系起來,強調比較教育的研究應對當前重大教育問題的決策和行動作出貢獻。他不贊成比較教育的內容和方法有什麼獨特性,主張比較教育的方法主要地決定於研究的目的。他把比較教育的研究分為三級,每一級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各有不同。第一級是比較教育的初學者,主要目的在於對各國教育有大概的了解。採取區域研究的方法,對各國教育的背景和制度作全面的介紹。第二級是對比較教育稍有根底的人,對教育工作上反復出現的專門問題進行跨文化的分析研究。第三級是比較教育的研究工作者,著重對教育改革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對教育決策作出貢獻,採取有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參加的多學科協作的研究方法。
3)對比較教育中的比較分析強調可比性,提出了比較分析的框架,在概念、制度和實施三個水平上進行比較分析。
70年代以來,比較教育研究的觀點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沖突論和依附理論應運而生,出現了一些以批判性範式為題的新研究。這些研究既採用了宏觀層次又採用了微觀層次的觀點。
此外,國際教育(InternationalEcation)是近年來教育國際化和教育問題全球化在比較教育理論界的一種反映。比較教育本來就是一門從不同國家的角度研究教育的學科,但隨著國際社會發展在多方面的全球化現象日益增加,教育現象也越來越表現出全球化的特徵,於是,比較教育的研究領域也開始從一般的對不同國家教育的比較向對一些全球化的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進行總體性考察和研究擴展。 這個階段,由於研究隊伍迅速擴大,研究方法多種多樣,因而出現了不少研究成果。
國際教育成績評定協會1962年發表《十二個國家十三歲兒童的教育成績》研究報告,1967年又發表了《數學成績的國際研究:十二國比較》。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了多卷《世界教育調查》、《教育年鑒》等國際性的教育調查與統計資料。
195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漢堡教育研究所主辦的《國際教育評論》創刊。各國的比較教育刊物,如美國的《比較教育評論》(1957年創刊)和英國的《比較教育》(1964年創刊)等,在此期間也發表了不少比較教育研究的論文資料。這後兩本雜志在比較教育領域里的權威性至今仍然受到廣泛認同。
這個時期,各國比較教育學者發表了許多比較教育專著和論著,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著作外,比較著名的還有克拉默和布朗的《現代教育》,馬林森的《比較教育研究概論》,烏利希的《各國教育》希爾克的《比較教育》,卡扎米亞斯和馬西亞拉斯的《教育的傳統與變革》,沖原澧等的《世界教育》、《比較教育學》,愛潑斯坦的《比較教育國際化的探索:在世界比較教育學會聯合會上的報告》,阿爾特巴赫等的《比較教育》,阿爾特巴赫等的《比較教育的新方法》,庫姆斯的《世界教育危機——80年代的觀點》,斯克里沃等的《比較教育的理論與方法》,波斯爾思韋特的《比較教育和國民教育制度網路全書》和霍爾斯的《比較教育——當代問題和趨勢》等等。
在這一階段,比較教育的發展還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比較教育研究在國家分布上得到擴大;第二,比較教育研究的學會組織在這一時期繼續發展,並開始形成國際性的研究網路;第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和福特財團等一些國際組織和財團資助和組織的教育比較研究項目繼續得以開展,其中有些項目還有第三世界國家的研究者參與研究。

❸ 簡史比較教育史上的"借鑒時代","因素分析時代"和"社會科學方法時代"的區別與聯系。

借鑒時代作為比較教育發展的第一階段,它的開始就是以1817年朱利安在巴黎《教育雜志》上連載發表《關於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為標志的,「比較教育」這一術語也是在這部書中首次被正式使用的。借鑒時代的另幾位重要的比較教育學家是法國的庫森(VictorCousin,1792~1867)1831年,身為外國教育情報調查人的庫森,受法國教育部長之命考察普魯士的教育,並把考察結果寫成了《關於普魯士公立教育情況的報告》,為法國政府制定初等教育制度的基本法——1933年的《基佐法案》(Loi de Guizot)提供了重要參考。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教育督察長霍拉斯·曼(HoraceMann,1796~1859),1842年訪問歐洲歸來,撰寫了一
本著名的《第七年報告》。這是一份對歐洲各國教育進行了歷時6個月的考察以後提交出來的報告書。
本階段比較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介紹外國教育經驗,方法是訪問調查他國情況,並以其作為改進該國教育制度的借鑒。
當時人們相信把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移植到另一個國家是完全可行的,所以各國都積極向國外派遣專家,從教育先進的國家學習經驗,以期為我所用,比較教育因此得以產生和發展起來。但這一時期的考察大多是表面化的、網路全書式的;往往忽視別國教育與當地計會生活的聯系,忽視對別國的教育經驗在該國的可行性的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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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上半葉是比較教育研究的第二階段,是比較教育學科的形成階段,方法上的特徵是因素分析,也被稱為因素分析時代。

因素分析時代的開端,是以1900年英國比較教育學家薩德勒(Michael Sadler,1861~1943)發表論文《我們從對別國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學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為標志的。
薩德勒是英國比較教育學家,撰寫了28卷的《教育問題專題報告》,自1897~1914年陸續發表。這些報告,詳細地描述了歐洲各國、美國以及英屬領地的教育狀況,分析了不同地區教育的社會文化背景,總結了教育經驗,並指出了教育發展的趨勢。他認為孤立地研究教育是不對的,必須重視教育的文化背景,研究決定教育制度的各種因素。他還提出民族特性這個概念來說明教育的思想和實踐,並且強調學習外國經驗的目的在於改進該國的教育制度。美國比較教育學家康德爾深受薩德勒的影響,他的研究工作更加典型地反映丁因素分析時代比較教育的特點。德國的施奈德(Friedrich Schneider,1881~1974)和英國的漢斯(NicholasHans,1888~1969)也是因素分析比較教育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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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50年代起直到現在是比較教育研究的第三階段,是學科的蓬勃發展階段,方法上的特徵是綜合研究,這一階段也被稱為「社會科學方法時代」。在社會科學方法時代,比較教育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研究規模的迅速擴大、研究方法層出不窮、研究成果大量增加和研究領域的擴大等方面。
僅從研究方法可以看出社會科學方法時代比較教育研究方法的多樣。
這一階段的比較教育研究中除了歷史法之外,還使用了各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貝雷迪在《教育中的比較方法》一書中認為,比較教育研究工作應分為四個階段。
(1)描述。主要任務是描述個別國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實踐。為此,開始時必須廣泛收集資料,了解各國教育的實際狀況。收集資料的方法有閱讀資料和直接觀察兩種,其中最重要的是直接到外國進行考察。
(2)解釋。主要任務是對所了解的教育情況進行解釋,以便不僅了解事物是怎樣的(How),而且了解事物為什麼會那樣(Why)。為此,必須對影響教育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在分析時應當運用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統計學等有關學科的研究成果。
(3)並列。主要任務是把所要比較的國家的材料,按可以比較的形式排列起來,決定比較的格局,並且設立比較的標准。然後進一步分析資料,提出比較分析的假說。
(4)比較。主要任務是對第三階段所列材料進行全面的比較研究,驗證第三階段所提出的假說,然後作出一定的結論。
美國的諾亞(H·J·Noah)和埃克斯坦(M·A·Eckstein)被認為是比較教育研究中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的典型。他們在其合著的《比較教育科學的探索》一書中,從分析比較教育的歷史發展和科學研究的一般方法人手,提出了比較教育研究的科學方法。他們認為,現代科學研究的一般程序是提出假說、數量測定、參照研究和理論分析。據此,他們提出比較教育的研究程序應當是:
①確定問題;②提出假說;③明確概念(提出指標);④選擇例證;⑤收集數據;⑥整理數據;⑦說明結果。

70年代以來,比較教育研究的觀點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沖突論和依附理論應運而生,出現了一些以批判性範式為題的新研究。這些研究既採用了宏觀層次又採用了微觀層次的觀點。此外,國際教育(InternationalEcation)是近年來教育國際化和教育問題全球化在比較教育理論界的一種反映。比較教育本來就是一門從不同國家的角度研究教育的學科,但隨著國際社會發展在多方面的全球化現象日益增加,教育現象也越來越表現出全球化的特徵,於是,比較教育的研究領域也開始從一般的對不同國家教育的比較向對一些全球化的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進行總體性考察和研究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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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比較教育史上的借鑒時代,因素分析時代和社會科學方法時代

借鑒時代作為比較教育發展的第一階段,它的開始就是以1817年朱利安在巴黎《教育雜志》上連載發表《關於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為標志的。
因素分析時代的開端,是以1900年英國比較教育學家薩德勒(Michael Sadler,1861~1943)發表論文《我們從對別國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學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為標志的。
從上世紀50年代起直到現在是比較教育研究的第三階段,是學科的蓬勃發展階段,方法上的特徵是綜合研究,這一階段也被稱為「社會科學方法時代」。在社會科學方法時代,比較教育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研究規模的迅速擴大、研究方法層出不窮、研究成果大量增加和研究領域的擴大等方面。

❺ 古代用什麼方式表示當天是什麼時代

古代是利用皇帝「年號」或者「干支紀元」來表示。在年號使用之前是使用帝王紀年,以君主繼立為經緯的歷史紀年系統。中國古代以新君即位之年或次年為元年,每易一君便改元一次或數次,以新元為基礎重新累計年數表年;後來還出現了帝王所立的年號紀年。中國從商朝未年的西伯昌開始,到漢武帝劉徹使用年號代替,之間都是使用帝王紀年系統進行紀年;而其中自有確切紀年的西周共和元年起計,有朝代西周(末期)、東周(含春秋時代、戰國時代)、秦朝和漢朝至漢武帝的漢朝初期,共701年(前841年-前140年)。講述東周歷史的兩部典籍《春秋》和《戰國策》都是使用帝王紀年。帝王紀年是信史的重要考察特點之一,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在確切紀年的共和元年基礎上,上溯之前歷史准確年代的嘗試,共和以前的歷史目前仍無法納入現存連續不斷且確切的歷史時間體系之中。漢以前紀年沒有年號,一般都是以君主在位的第一年稱元年,這個也是歷史記述系統的標准,即所謂紀年的帝王紀年。終君主一生,一般只有一個元年,所謂一世一元制,也有改元的例子,但都比較少有。早在商末,西伯昌即改以受命紀年[1],這是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次君主改元。自始每個君主都有自己的紀年。西周後期的共和行政,以共和紀年,是和西周之初的受命一樣的唯二有命名的紀年,因為之中共14年都沒有君主主政,卻又是中國信史的時間可考起點,自此以後史事發生的時間都是確實的,可以前後推演和與公歷換算。所以共和與之後的帝王紀年才有史學可考證的意義。漢以前君主在位改元的情況很少,只有兩個諸候有改元,都發生在戰國時期[1]:魏惠王三十六年(前334年),魏惠王與齊威王在徐州(今山東滕縣東南)互認為王(史稱徐州相王),惠王以此年為後元年。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24年),秦惠文王稱王,以此年為後元年。(或稱更元年)而普遍的君主在世不改元的情況下,則在君主稱號後面加上年份以表年,如秦王政元年(前246年)。要注意的是,雖然秦王政在前221年統一六國,但沒有改元,則稱秦始皇二十六年。在漢武帝於前140年建立年號之前,漢朝的帝王紀年中,有兩位君主是有改元的:
漢文帝有兩個紀年:前元(前179年-前164年,共16年),後元(前163年-前157年,共7年)
漢景帝有三個紀年:前元(前157年-前149年,共9年),中元(前149年-前144年,共6年),後元(前143年-前141年,共3年)
年號是指用於紀年的名號。一般由皇帝發起。發端於中國,後來朝鮮新羅在6世紀、日本在7世紀後期、越南在10世紀都因為中國的影響,開始使用年號[1];古代越南、大韓帝國時期的朝鮮以及高麗、蒙古國建國初年受到中國影響,都曾使用過年號。目前仍使用年號的是日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以及韓國、越南已經全面廢止年號。年號使用後就是用「年號XX年」的方式。如洪武元年,就表示今天是洪武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有的地方也會使用「洪武戊申年」來表示「洪武元年」。干支紀元就是使用天乾地支的配合來表示時間。干支紀年總共有60組,從「甲子」開始,到「癸亥」結束。有時也會出現單獨用干支紀年的便是方式。如《蘭亭集序》中:」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就出現單獨使用干支紀年的形式。干支紀年比年號紀元晚。干支紀年興起於王莽時期。通行於東漢時代。出了這兩種方式以外還有:太歲紀年(歲星紀年)、孔子紀年、黃帝紀元。
歲星紀年:
古代中國人注意到,歲星(木星)平均每12年運行一周天,由此便產生了歲星紀年法,在春秋戰國時十分流行。這種歷法把黃道附近一周天由西向東分為十二星次,歲星每年行一星次,十二星次的名稱分別為: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嵗星運行方向自西向東,正與周天十二辰自東向西的分配相反。
嵗星、十二辰、太歲對照表[1]
(本表嵗星及十二辰方位與太歲紀年的對應關系為戰國晚期的天象)
太歲紀年(自西向東)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十二星次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對應黃道十二星座 天秤座 天蠍座 人馬座(射手座) 摩羯座 寶瓶座(水瓶座) 雙魚座 白羊座(牡羊座) 金牛座 雙子座 巨蟹座 獅子座 室女座(處女座)
對應二十八宿 角、亢 心、房、氐 箕、尾 斗、牛 虛、危、女 壁、室 婁、奎 畢、昴、胃 參、觜 鬼、井 柳、星、張 翼、軫
十二辰(自東向西)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
孔子紀年:
孔子紀元,又稱孔子紀年,以「至聖先師」孔子作為紀年依據的紀元,通常以孔子誕生之年為元年。
孔子生於周靈王廿年(魯襄公二十二年,黃帝紀元2146年,西元前551年)夏歷八月廿七(現行陽歷9月28日)。
清朝末年,一些學者、維新黨人開始反對以帝王年號紀年,提倡孔子紀年。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光緒21年11月所辦的《強學報》開始使用孔子紀元。康有為《禮運注·序》中,以孔子降生之年為紀年。
黃帝紀元:
黃帝紀元基於黃帝年代,黃帝被認為是中國人的祖先。黃帝紀元是中國清朝末期變法派和革命派都曾使用的紀元。依據中華民國建國時官方認定的黃帝紀元,清末辛亥年(孔子紀元2462年,西元1911年)為黃帝紀元4609年,民國元年為黃帝紀元4610年。黃帝紀元比孔子紀元早2147年,比西元早2698年。
清光緒29年(西元1903年),劉師培在《國民日日報》發表「黃帝紀年論」,反對年號制,同時也反對康有為等變法派主張的孔子紀年。劉師培主張把黃帝誕生的那一年作為紀元元年,光緒29年是黃帝紀元4614年。 可是,黃帝的生卒年月在文獻上沒有明確的記載,宋教仁主張把被認為是黃帝即位的癸亥年作為紀元元年,把西元1904年作為黃帝紀元4602年,這成為主流的黃帝紀元。以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為首革命派的雜志採用了黃帝紀元。
武昌起義後,湖北軍政府採用黃帝紀元,各省政府也跟著使用。不過,在建立共和政府的討論中,黃帝紀元被認為是基於帝王的紀年法,這與民主共和的精神不相稱。[來源請求]孫文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宣布將黃帝紀元4609年11月13日(1912年1月1日)作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之後黃帝紀元停止使用。
]黃帝紀元與西歷的對照表
湖北軍政府創辦的《中華民國公報》,日期標注為黃帝紀元4609年10月15日
西歷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1911年
干支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民報》以公元前2698年為元年 4602年 4603年 4604年 4605年 4606年 4607年 4608年 4609年
《黃帝魂》以公元前2711年為元年 4614年 4615年 4616年 4617年 4618年 4619年 4620年 4621年 4622年
《江蘇》等報刊以公元前2491年為元年 4394年 4395年 4396年 4397年 4398年 4399年 4400年 4401年 4402年
成吉思汗紀年是日本扶植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使用的紀元。即以1206年鐵木真稱成吉思汗之年為成紀元年。在1936年-1945年記為成紀731年-740年。
日本投降後,蒙疆政府解散。但此紀年因德穆楚克棟魯普繼續尋求建立「蒙古自治政府」而沿用至1949年(成紀744年)。

❻ 在今天,我們觀察宇宙的方法和李思光那個時代相比,取得了哪些進步

李四光是地質學家,不是天文學家。
從時代來講,李四光所處的那個時代人類只能從地球上觀測宇宙,而現在可以從太空中觀測宇宙。

❼ 二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什麼和什麼的時代精神

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

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上,要堅定理論自信,繼續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在新時代的實踐創新基礎上發展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

理論的價值在實踐中彰顯: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黨的百年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善於理論創新,善於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很好地統一起來,並結合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新與理論創造,開辟出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

❽ 科學時代(時期)的劃分

小科學時代:

從 18 世紀中期開始,科學逐漸呈現出被今天所稱為的「小科學」狀態。

「小科學」的特點是大部分科學研究活動靠個別科學家發起,只有一個或幾個實驗室參加,管理上依靠的是傳統的科層管理模式,研究主觀上是以滿足科學家的好奇心為動力源,客觀上增長了人類的認識能力,形式上以個人的自由研究為主要特徵。

這段時期還沒有以科學研究為專門職業的科學家,一般由自己出資,按照自己的興趣和愛好來做科學實驗。

過渡時代:

19世紀科學的發展更加輝煌和繁榮,「三大科學發現」促使科學向建制化方向發展,直接表現為:第一、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急劇增加,科研機構或組織的相繼建立;第二、科研儀器與以往相比相對精密化和復雜化。

到19世紀中期以後,科學建制化發展加速,最終在20世紀發展成為相對穩定和成熟的一種社會建制,科學研究也逐漸從為滿足少數有錢人的興趣愛好,向專門化、公有化、社會化的方向發展。「小科學」向「大科學」的過渡。

大科學時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極大地促進了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戰爭中應用的各項新興方法和技術,在戰後逐漸被人們總結和發展,讓科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以20世紀40年代的 「曼哈頓計劃」作為標志,,認為現代科學已進入了 「大科學時代」 。

(8)方法觀察時代什麼時代擴展閱讀

第一時代是古希臘科學家時代開始的科學研究,大多數的理論都是空想出來的,沒經過試驗,所以大多理論都被第二時代的可以試驗推翻!

第二時代是十六世紀開始,以牛頓力學作主要代表,這個時代的理論屬於巨集觀,就是試驗中的東西都是以那種處於絕對之態存在才能得到預期的結果!

第三時代,就是現在,以愛因斯坦作代表的相對論,還有就是量子力學、混沌、黑洞、蝴蝶效應等等。都是研究原子的的理論,彌補了牛頓力學的不足!



❾ 怎樣判定一個出土的古代文物是哪個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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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
http://www.zmdxq.gov.cn 2003-12-6 駐馬店鄉鎮企業局信息網

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夏、商(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11世紀)時稱東夷,周、漢(公元前11世紀——公元220年)時為莒國,歷史文化悠久,名勝古跡眾多,自然風光秀美,是理想的旅遊、度假、休養之地。 日照具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原始社會時期,就有人類在這里繁衍生息,創造著自己的文化。據考古工作者考證,在莒縣陵陽河、東港區兩城鎮等地,已發現了一些屬於舊石器時代早中期(北京猿人時期)和新石器時代後期的大汶口文化遺存和山東龍山文化遺存。 夏、商時期,日照屬東夷。《呂氏春秋·孝行覽·首時》說,西周初年的著名人物姜太公是「東夷之士」。今秦樓街道馮家溝村東南有姜公台,傳說即為太公釣魚處遺址。《史記》亦說他是東海上人。《齊乘》說:「太公,海曲縣東呂鄉人」。西周到戰國前期,日照地屬於莒國。公元前473年(魯哀公二十二年),趙王勾踐滅吳,徒都琅琊(今膠縣縣南),日照歸越。公元前431年(楚簡王元年),楚滅莒,以莒為邑,日照又屬楚,後屬齊。公元前284年(周郝王三十一年),燕將樂毅伐齊,入齊都臨淄。齊王奔莒,莒人立齊王子法章為襄王。公元前270年,齊將田單破燕軍,盡復齊失地,迎齊襄王回臨淄。日照仍屬齊。公元前255年,楚又北侵,取魯,封魯君於莒。日照亦為楚國所佔。公元前223年,秦滅楚,日照又歸秦國。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秦統一中國,日照為莒縣之東境,屬琅琊郡。 西漢時,日照地區始置縣,名海曲,屬徐州刺吏部琅琊郡。西漢元帝時,封城陽荒王子光為崑山侯。日照之西半境(今五蓮縣)屬崑山侯國。東漢時,廢崑山國,日照更名為西海縣。三國魏時,廢西海縣,並入莒,屬青州城陽郡。西晉初年,沿魏制。宋明帝失淮北,日照地區隨莒縣歸北魏南青州東莞郡。公元529年置梁鄉縣,故址今東港區兩城鎮,屬膠州東武郡。北周改南青州為莒州,郡縣仍舊。隋代日照地屬琅琊郡莒縣。 唐代,日照地隨莒縣屬河南道密州(高密郡)。五代因之。北宋時,屬京東東路密州。公元1087年,置日照鎮,仍屬莒縣。日照之名始於此,有「日出初光先照」之意。後日照鎮劃入膠西縣,改京東東路為山東東路。公元1184年(金大定二十四年),升日照鎮為縣,仍名日照,屬益都府莒州,縣治於今日照城。元代,日照縣屬中書省山東東西道益都路莒州。明初,日照屬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青州府莒州。洪武年間,為防倭冠,於縣之南境置安東衛。清初,沿明制。1730年(清雍正八年)升莒為直隸州。1734年置沂州府,降莒州為散州,日照屬沂州府。1742年(乾隆七年)裁安東衛並入日照縣,置安東衛巡檢司。 1913年2月,日照隸屬膠東道。1925年冬,改屬琅琊道。1928年撤道制直屬於山東省政府。1936年2月,隸屬山東省第三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日照縣政府仍隸屬該公署。1940年3月16日,中共領導下的日照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1年1月,隸屬莒、日、臨、贛四縣聯合辦事處,後四縣聯合辦事處改為濱海各縣行政聯合辦事處。1941年8月,日照隸屬濱海專員公署。1944年6月隸屬濱海區濱中行署(三行署)。1945年4月,濱海專員公署改為行政公署。1946年7月,濱海行政公署改為濱海行政專員公署,日照屬該署。1948年8月,日照隸屬魯中南行政公署第六專署,次年7月改稱濱海專署。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日照劃歸沂水專署。1953年8月,又劃歸膠州專署。1956年5月,改屬臨沂專署。1984年4月,臨沂行署石臼港辦事處建立。1985年3月22日,經國務院批准,撤銷日照縣和石臼辦事處改為日照市,仍隸屬臨沂行署,5月正式辦公。1989年6月12日,經國務院批准,日照市升格為地級市,11月5日對外正式辦公。1992年12月7日日照市設區帶縣,將原屬臨沂地區的莒縣和濰坊市的五蓮縣劃歸日照市,同時成立東港區。1993年5月29日設立嵐山辦事處,作為市政府派出機構。8月20日,成立日照開發區。1995年9月12日,省政府批復設立山海天(省級)旅遊度假區。 重要歷史人物和當代名人主要有中華武祖、周朝丞相——姜太公,中國古代著名文學批評理論家(南北朝時期)、《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中國同盟會首批會員、國民黨中央常委——丁惟汾,中共一大代表——王燼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世界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學金獲得者——丁肇中,作家、《高山下的花環》作者李存葆等。 日出初光先照的地方 擁有中國北方最長的海濱沙灘 日照歷史文化悠久,旅遊資源得天獨厚,海、山、古、林,四大資源優勢互補,是理想的旅遊、度假、休閑之地。 日照市依山傍海,風景秀麗,「藍天、碧海、金沙灘」引人入勝,有中國北方最長的海濱沙灘。國家級森林公園——魯南海濱國家森林公園,郁蔥萬畝。百公裏海岸線,沙質細軟,潮平岸闊,定會讓您流連忘返。省級名勝區五蓮山,「奇秀不減雁盪」。浮來山坐落著中國古代著名文學理論批評家、《文心雕龍》作者劉勰的校經處定林寺。 因為被英國版本《世界史便覽》記載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亞洲最大的城市」,日照市東港區兩城鎮一直像蒙著迷人面紗的樓蘭姑娘吸引著世界各地考古專家們的目光。尋找逝去的文明——兩城龍山文化遺址發掘記 作者:劉新英「兩城史前文明」的發掘史兩城遺址是1934年發現的。說起它發掘的歷史,要上溯到64年以前。1936年,當時隸屬於國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人馬對兩城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發掘。此次工作由著名的考古學家李濟、梁思永、尹達(劉耀)和祁延霈主持,收獲頗豐。發現了大量龍山文化時期的石器、陶器、飲食用具,還有少量的金屬、玉器,更有極個別至今仍不能認出的類似文字的東西。由於歷史的原因,這次發掘的文物如今大部分在南京博物館收藏,蛋殼陶的豆、闊沿高柄杯等少數陶器精品收藏在台灣故宮博物院,還有一些散落到了異國他鄉。 挖掘現場1 現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美國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芝加哥的歷史自然博物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博物館都藏有兩城遺址出土的文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山東大學歷史系的劉敦願教授又對兩城遺址進行了不間斷的調查。1957年,山東省文物保護機構對其進行了一些小規模的試掘,但這些發掘非常零散,缺乏系統性,所以也沒有什麼大的收獲。這以後,有關部門對兩城遺址的調查一直在陸陸續續進行著,具體調查了多少次,誰也說不清楚。 直到1995年,一直關注中國古代文明的一群美國學者和山東大學考古系的專家 們組成了一個聯合考察小組,對兩城龍山文化遺址進行了長達四年的考察。在考察現場,他們幾個人一個小組,排成「人」字形編隊,對每一寸被認為有價值的土地進行地毯式考察,考察范圍以兩城為中心,四周輻射到五蓮的丹土、叩官,膠南的海青、大場等地,有時一天要步行幾十公里。大量艱苦而又細致的工作之後,中美專家一致認定兩城遺址是一處罕見的龍山文化遺址,其規模和范圍很大(具體范圍還有待於進一步考證),對人類文明早期發展的研究將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於是考察小組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申請再次發掘這一遺址,獲得了國務院特批。 1999年10月1日,來自美國耶魯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著名學院的5位專家學者和我國山東大學的考古專家們開始了有史以來對兩城龍山文化遺址規模最大的一次發掘。這次發掘是建國以來我省首次涉外考古項目。發掘中運用了當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考古技術,發掘與鑽探、實驗相結合,最大限度地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使獲得的每一項成果都有最確切的證據。1999年年底,野外工作基本結束,共發掘台基2個,面積約700平方米,灰坑140餘個,柱洞幾十個,還有無數石器、陶器和器物的碎片,具體數字待專業人員修補後才能得知。山東大學考古系主任於海廣教授欣喜地告訴記者,這次發掘是1999年國內田野考古的重大收獲之一,為龍山文化的研究,為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實物資料。神秘面紗背後驚人的遺跡兩城遺址的文化層(在地質埋藏中,沒有留下人類活動痕跡的地層是生土層,生土層以上為文化層)很有特點,堆積厚度一般為2—5米,主要堆積的是4600年以前到4400年以前日照先民們活動的痕跡。由於缺乏保護,有的地方文化層堆積高度與現在的屋檐一樣高,而有的地方卻很薄,高高低低差別很大。據考查,七十年前的文化層大約比現在要高1米左右,可見人類活動破壞的觸目驚心。 這次發掘最初的選址是位於兩城鎮六村附近田野里一個地勢較高(也就是文化層較厚)的漫崗。這是一處龍山文化時期規模較大的建築台基,面積大約有500平方米。台基上半部分被破壞,但還是保留了1—3米高度的下半部分,遺跡中最大的房間約有百餘平方米,有祭祀時點過火的痕跡,有生活廢棄物(即垃圾)坑,有若干當時房屋的柱洞,有類似現代地窖的藏貯坑,在這些地下倉庫里,祭祀不同對象所用的陶器分不同的層次有序地存放著,遺跡中還發現了墓葬和古代的屍骨。從這些跡象可以判斷,如此規模的莊院,需要運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才能建成,充分說明這是一個龍山文化時期的貴族居住區。 考古隊對遺址中發現的屍骨、腐朽的木炭和土壤標本,除了用傳統的碳十四測定法測定年代以外,還用了最先進的硅酸體分析法,清楚地測定出文化層中各個年代不同的堆積物,並發現當時貴族的城堡內部的結構已經比較復雜,有了居住區、墓葬區和專門祭祀地方的分別。更令考古隊驚訝的是,通過鑽探的方法,在城的四周還發現了淤泥的痕跡。從這可以看出,當時這一居住區已經有了戰爭防禦系統,用以保衛城內的居民。一個與後來的城池相類似的居住區已初具雛形了。 挖掘現場2 這個大的台基正在緊張的發掘過程中,兩城六村一村民在建新房子時又發現了一處較小的台基。這個台基面積大約200多平方米,位於現代村落規劃的居民區里,周圍都是村民新建的住房,能保留至今實屬不易。台基上同樣也發現了柱洞、灰坑、藏貯坑,同時也出土了一批陶器和石器,收獲不小。 通過這兩個台基中的遺跡,可以了解兩城先民從4600年前至4400年前這一歷史階段的社會結構、社會組織,還有人們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可以窺見我國在龍山文化時期古代文明的縮影。考古隊美方負責人、耶魯大學教授文德安女士激動地說:「美國考古學家都知道,中國文明在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而龍山文化這一時期在中國又是非常重要的時期,通過考察,我們又知道了兩城遺址是中國這一時期遺址中最典型的代表,所以我們來到了這里,現在看來果然不虛此行了。」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兩處台基堆積的文化層中,考古學家們又陸續地發現了一些周代、漢代、宋代、元代日照先民們生活過的足跡,證明了這一地區一直有人類在生息繁衍。遺跡中迷人的陶藝及其它 近幾年,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市民休閑時有個時髦的去處,叫做陶吧。年輕人無聊時可去用陶泥和一些現代化的工具製作古樸的陶制花瓶、罐子等器物,欣賞自己的藝術創造,並美其名曰「陶藝」。可是與4400多年前的兩城人的制陶工藝比起來,他們恐怕要自嘆弗如了。這次中美聯合考古隊對兩城遺址的發掘,收獲最多的文物標本就是大量的陶器,其中有一個藏貯坑裡就出土了可以復原的幾十件陶器的碎片。 兩城先民們的制陶技藝非常高超,遺址中已發現的就有黑陶、白陶、紅陶、黃陶等多種顏色的陶器。更令人驚嘆不已的是,從外表上看,根本就看不出有些器物的顏色,因為它本身可能是白陶,外面卻刷上了一層紅色的「陶衣」,而有的是紅陶,披的卻是黑色的「外衣」。可見當時人們已不僅僅滿足於陶器的生活用品作用,而是開始對其進行裝飾,有了初步的藝術追求。器物上流行各種器蓋、長流、寬把、豎耳、小鼻、泥餅飾、鳥頭足、袋足,都很有特色。紋飾以弦紋、竹節紋、附加堆紋為多見,偶有獸面紋和復雜纖細的雲蕾紋,為其它遺址所罕見。於教授特別提到了黑陶中的一種蛋殼陶,他說:「就是現在用最先進的工具仿製出來的蛋殼陶,也比不上兩城遺址中出土的蛋殼陶工藝高超,它外壁薄如蛋殼,看似稍碰即碎卻恆久彌堅,令人嘆為觀止。」 按以往的慣例,考古學者一般從器物的外形來推斷它的用途,好像有點缺乏力證。而這次,因為對兩城遺址的特別關注,考古隊專門從美國請來了酒類考古專家和陶器考古專家,從文物標本內壁取樣進行化驗,通過實驗來證明它的用途。譬如:一個出土的陶(「規」下加「鬲」),從前僅是憑借形狀被判定為酒器,而這次專家從內壁取樣進行化驗,證明它的用途其實有兩個:一是溫酒,一是燒水。 經過初步的浮選,專家們發現,出土的陶器有炊煮器、飲食器、盛儲器以及祭祀不同對象所用的不同器物。在堆放文物標本的房間,記者看到了一個陶制的圓形中間有小孔的東西,經介紹得知原來是一個紡輪,是人們紡線的紡車上一個比較關鍵的部件。由此可見,陶器已廣泛地應用於龍山文化時期兩城先民的生活中,涉及到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兩城遺址是一處典型的新時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址,因此這次發掘出土的遺物,除以陶器為主的生活用品外,還有以石器為代表的生產工具。記者見到的比較典型的石制生產工具有石斧和箭頭。石斧的個體較大,是砍伐用具。用手摸一摸刃部,還能感覺到它當年的鋒銳。斧身後部有方孔,可以安上木柄用樹皮或獸皮捆紮,與現代斧頭的形狀相差無幾。有的刃中還可見一些小的缺口,大概是當時使用頻率很高,砍伐大樹時崩壞的。 遺址中出土的箭頭很多,每一個都磨製得非常精細,箭頭兩端很尖,整個形狀呈菱形錐體,每一道棱都是整齊筆直的,一端插入木製或竹製的箭柄,用駑弓發射,可射殺獵物,是人們的狩獵工具,這是它的一個用途;結合已發現的城牆和壕溝的遺跡,專家們判斷箭頭的另外一個用途是用來進攻和防禦,射殺敵人,所以它即是生產時的工具又是戰爭時的武器。通過它既可以對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情況有所了解,又可以對當時的戰爭防禦有所認識。 這些文物是龍山文化時期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直接證據,通過對它們的浮選,可觀察到當時的生產工藝、生產技術以及人們生活的必須品;通過對它們的化驗、測定還找到了當時食用的糧食種類的證據;同時對這一時期陶器、工具、用具和武器的加工技術也都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逝去的文明能否追回 據於教授介紹,這次考古隊對兩城遺址只作了部分發掘。鑒於旅遊開發等原因,剩下的將暫緩發掘。已經掘開的部分也將用浮土掩蓋,以保護遺跡現場。談起遺址的保護,於教授講了一件令人心痛的事情。有一天,一位村民去考古隊駐地找他,說挖菜窖時挖出一件陶器來,請他去看看。不巧他正好有事出去了,等回來聽說後立即趕往該村民家,可是已經晚了。他趕到時等待他的只是一隻鼎的一塊碎片,其餘的碎片在那個村民去找他時已經不知被誰弄到哪裡去了!於教授推測那些碎片將會成為一隻很完整的陶鼎,他能把它修復得很好,可是太遺憾了,擦肩而過的文物標本就這樣消失了。 清理挖掘出的陶片 公元前2000年前後,不知是隨著古代文化的變遷,還是政治形勢的更迭導致戰爭爆發,抑或是自然災害的原因,盛極一時的兩城文明謎一般衰落了,再也沒有達到過龍山文化時期的昌盛。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後人們就這樣一點點地吞噬著自己祖先留下的文明,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刻意地去保護它,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守著人類史前文明的寶庫在生活著,更沒有意識到這是當地人千萬年的榮耀。 今天,逝去的文明能否追回呢? 我們不妨把兩城遺址與西安半坡遺址作一下比較: 位於陝西省會西安的半坡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母系氐族聚落遺址,距今5600—6700年之間,1953年發現,1956年建立博物館,1958年正式對外開放。陳列物品有石斧、石鏟、石刀、箭頭、磨盤、紡輪、陶缽、陶盆、陶罐等,遺址大廳是就地發現、原貌保存的半坡先民居住區的一部分,包括房屋遺跡、窖穴、墓葬等遺跡,面積約3000平方米。 兩城遺址是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址,距今4400—4600年之間,1934年發現,現在發掘出的物品有石斧、箭頭、紡輪、陶罐、陶(「規」下加「鬲」)、蛋殼陶等,有兩城先民中貴族的居住區,遺跡中包括房屋遺跡、窖穴、墓葬等,已開掘面積700平方米,還有更大面積未開掘。 半坡遺址有的,兩城遺址也有,遺址規模並不十分遜色,與半坡各代表不同時期的典型文化。而半坡博物館開館至今已接待中外遊客2000多萬人次,平均每年接待遊人50餘萬人次,單是每年的門票收入就達幾百萬元,還不說為遺址周圍第三產業帶來的一系列收入。 日照作為新興的沿海開放城市,旅遊業剛剛起步,美麗的金海岸吸引著遊客紛至沓來。然而,人們在把青山、碧水、藍天、金沙灘飽覽之後,再往何處去就感到茫然。藍色的文明是不是缺乏一點更深文化層次的陪伴,新興的城市是不是缺少一些文化底蘊?我們有過「亞洲第一城」的輝煌,也有陵陽河遺址文化的繁榮,只是這繁榮、輝煌的「舊貌」不再。至此,人們應當反思:如何從文明的演變,歷史的連續,大文化的烘托,旅遊經濟的整體上進行適度、有序的開發,讓昨日黃花重現異彩? 兩城遺址的重大發現似乎給我們更多的啟示,這也許正是眼下旅遊圈的人們急於尋找的新的旅遊經濟增長點!大量而豐富的文物,源遠流長的文化,不同年代的文化層,為我們提供了招徠客戶的旅遊產品,范圍廣泛的遺址到底能容留多少遊人,是我們應當認真設計規劃的。 旅遊這一」朝陽產業」似乎在向我們招手。藍色的海洋文化與底蘊豐富的遠古文化的結合,必將出現一輪蓬勃的朝陽。如果我們也像半坡那樣,捨得投資,懂得保護和開發,把自己祖先開拓史前文明的艱難足跡生動而具體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把兩城先民留下的珍貴遺產很好地開發利用起來,一定能夠追回那已逝去幾千年的文明,創造更加輝煌的時代,續寫「亞洲第一城市」之人類文明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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