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經濟學研究方法

A. 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從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看，法律經濟學是以「個人理性」及相應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作為其研究方法基礎，以經濟學的「效率」作為核心衡量標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為基本分析工具，來進行法律問題研究的。W·赫希曾指出：「盡管並非所有的研究者對法和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和方法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包括經濟理論與計量分析工具――構成了法律和法律制度經濟分析的基本特徵。」這一點，甚至連法律經濟學中的非主流學派的學者也看得十分清楚，R·P·麥樂怡就一針見血地說，「法律的經濟分析通過對法律規則（Doctrine）進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經濟效率分析，使我們可以就法律實施的結果得出結論，並對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會價值作出評價」。 法律經濟學是以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假定作為其研究基礎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的核心思想是：社會理論的研究必須建立在對個人意向和行為研究的基礎之上，分析研究對象的基本單元是有理性的個人，並由此假定集體行為是其中個人選擇的結果。因此，從法理學的角度來看，法律經濟學實質上是研究理性選擇行為模式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法學，或者說，是一種以人的理性全面發展為前提的法學思潮。
由於方法論個人主義同樣也是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礎，並且在「邊際革命」興起後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得到廣泛的運用。因此，法律經濟學在以方法論個人主義假定作為其研究基礎時，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借用了與這一方法論相一致的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例如「效用」、「效率」、「機會成本」等概念，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邊際分析」等分析方法。羅伯特·考特和托馬斯·尤倫在闡述運用微觀經濟理論的工具來研究法律問題的理由時指出：「法律所創造的規則對不同種類的行為產生隱含的費用，因而這些規則的後果可當作對這些隱含費用的反應加以分析」，據此，「我們認為諸如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之類的經濟概念是解釋社會，尤其是解釋理性的人們對法律規則的反應行為的基本范疇」。 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分別是經濟理論中規范經濟學和實證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規范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問題是「為什麼？」，實證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問題是 「是什麼？」。在法律經濟學的規范研究中，其最大的特點就是確立和突出法律的經濟分析中的「效率」標准，即研究在一定社會制度中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效率」問題。在一些法律經濟學家看來，傳統法學研究所強調和重視的是「公平」、「正義」，而這一類概念本身的含義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時，在非常多的情形下，經濟學的分析都可以得出與法律分析相同的結論，所以，可以用「經濟效率」去取代「正義」之類的傳統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將法律轉為經濟學。
從具體的效率標准來看，法律經濟學在規范研究中所運用的經濟效率標准，主要的並不是「帕累托最優」，而是「卡爾多—希克斯補償原則」意義上的效率標准。按照這一效率標准，在社會的資源配置過程中，如果那些從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獲得利益的人，只要其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補償（並不要求實際實償）在同一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受到損失的人的利益，那麼，這種資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法律經濟學的規范研究所確立的這種經濟效率標准，可以認為是支撐法律經濟學理論大廈最重要的「頂樑柱」，也是法律經濟學展開實證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法律經濟學的研究中，實證研究最適合用來分析法律的效果問題，或者說，實證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最適合於研究法律的「效果評估」問題，包括對法律的效能做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分析。法律經濟學運用實證研究來分析預測各種可供選擇的法律制度安排的效果，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說明，法律的實際效果與人們對該項法律預期的效果是否一致，或是在多大程度是一致的。實證研究在法律經濟學中的運用，不僅促進了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模型化」和研究的「精確化」，而且使得法律效果這個在法學中處於十分重要地位的法律分析問題研究取得了極大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