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及当下的民族主义
第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产物，其兴起、发展和高涨都与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义的侵略有关。日本因素，是我们考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但在1895年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平均大约每20到25年对中国发动一次军事侵略，而且这些军事侵略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占领中国的领土，而是要进行经济利权的剥削，即把中国变成其商品的倾销地和原料的供应地。可以说在1895年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力是慢性的与渐进的。但1895年以后这种压力骤然升高，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从自由发展到垄断亦即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也从以前的商品倾销为主变成了资本输出为主，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另一方面，通过明治维新而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开始取代西方列强中的英国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与此前的西方列强不同，日本不仅要掠夺中国的经济，而且还想占领中国的领土，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它通过发动1895年的甲午战争，割走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近岛屿，辽东半岛后来虽因三国干涉而由清政府出巨资赎了回来，但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近岛屿则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与此相一致，中国的民族危机也在1895后日益严重起来。正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被梁启超等人作为一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介绍到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清末民初的兴起和形成。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能得到发展，一方面是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与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关。五四爱国运动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发展的标志，而引起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则是在巴黎和会上，因日本的阻扰和美、英、法偏袒日本，中国收回被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掠走的山东权益的失败。至于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更是日本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企图灭亡中国的结果。迈克尔·弗里登曾经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3]
第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发展和高涨的原因，决定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自它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所以要“排满”，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不仅仅在于它是满洲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且还在于它是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权和“洋人的朝廷”，正是它的专制和卖国，才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所以，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实现中国的富强。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之所以要“合满”，是因为在他们看来，20世纪的“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
五四前后民族主义一个最为显着的特征，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虽然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但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包括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足，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对帝国主义还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而到了五四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正是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而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特征一，便是国内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和各个民族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
当然，除了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外，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还具有其他一些内容和特质。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具有对外反抗和对内建设两个面向，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亦不例外，即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对内寻求中华民族的认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如清末民初的“民族建国”，抗战时期的“抗战建国”。但总的来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更偏重于对外反抗的一面，究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是摆在全体中华儿女面前的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任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如果被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了，不存在了，又如何实现“民族建国”或“抗战建国”呢？因此，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阶级、政党、集团或个人，谁能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提出更有利于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并积极领导或投身于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谁就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占得先机，并最终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笔者在一篇对话中曾经指出，人们常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最终没有成为历史的选择，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其阶级基础。其实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不仅造成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同时也造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相对不强大（与西方无产阶级比较中国的无产阶级的人数要少得多），为什么以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取得了胜利呢？这就说明，把自由主义没有成为中国历史选择的根本原因归之于资产阶级力量的不强大是有问题的。它是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得从自由主义理论以及社会环境中去寻找。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发展，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或民族的自由发生矛盾或冲突时，自由主义者往往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优先的原则。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力，而是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始终显得有些隔膜，也很难得到绝大多数国人包括广大青年学生的认同。和自由主义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始终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放在首位，因而得到了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了最后胜利。[4]
第三，既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兴起、发展和高涨的，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那么，就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潮，在其兴起、发展和高涨的过程中，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增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和自信心，对于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比如，由田汉作词、聂尔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的产物，它问世后，便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各地，文化界名人曹聚仁曾经这样描述到：“从敌人进攻沈阳的那天起，中国民众心里，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一个英国人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传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综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5]《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愤歌声，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激励着他们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前进！直到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仍然具有激发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的作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必须把它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还包括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如民族分裂主义、大汉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学术界之所以在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意见分歧较大，有的是基本肯定，有的是基本否定，笔者想没有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进行区分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像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一样。封建主义文化肯定是落后和腐朽的文化，我们应该给予坚决的否定和批判，但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中既包括封建主义文化，也包括一些非封建主义文化，如农民阶级的文化、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提出的进步文化、一些具有超时代的普世价值的文化，等等。对于这些非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就应该一分为二，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近代以来一些人之所以彻底否定传统，主张全盘西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对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加以区分，误以为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都是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当然要彻底否定。再如，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也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但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除社会主义文化外，还包括一些非社会主义文化，如时下的黄色色情文化、封建主义文化残余、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等等。这后一类文化是落后、腐朽的文化，我们理应加以批判和清除。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所起的历史作用，肯定它的积极意义。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民族主义，如民族分裂主义、大汉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则应加以批判和否定。比如，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和顽固守旧分子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宣传尊孔复古思想及排外主义，国民党和一些反动政客文人以民族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宣扬“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些具有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人以民族主义鼓吹大汉族主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分裂，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搞民族独立，如此等等，诸如此类的民族主义无疑是错误或反动的社会文化思潮。它们虽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主流（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主流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但影响极坏。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历史从近代进入到了现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甚至到80年代之前，在斯大林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民族主义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比如，《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关于“民族主义”的条目就是这样表述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般来说产生民族主义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已经消失。但民族主义思想的残余还将长期存在，还会不时地干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损害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不利于执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对外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民族主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谨慎妥善地处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转化成敌我矛盾”（《中国大网络全书》简明版，第3395页）。受此影响，民族主义长期得不到研究，甚至没有人敢提民族主义，更不用说有民族主义思想或思潮的存在。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形形色色理论与思潮中，民族主义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逐步成为多数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根据，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受此影响，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后，民族主义在中国也再度兴起或高涨起来。
当然，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或高涨，除受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外，也还有自身内在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使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不断增强，敢于向西方说不，表达自己的民族诉求；二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诸多非议以及少数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一再挑衅（如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撞机事件、少数西方国家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干扰、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和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以及近来的钓鱼岛事件等），给中华民族以强烈的刺激，这是近年来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重视对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加上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和赶超意识，使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空前增强，因而也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度兴起或高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下的民族主义呢？
第一，我们认为，把民族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这是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照抄照搬，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主要是依据西方的历史和现状而言的，西方民族形成较晚，其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中国民族形成较早，其民族主义形成也较早，那时还没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然，那时的民族主义还是一种传统民族主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和形成于清末民初，其思想来源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虽然在五四运动之前，推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和形成的主要力量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按照传统的说法，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认同、接受和宣传过近代民族主义，他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毛泽东还被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称之为民族英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战胜自由主义，成为中国历史的最终选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优先于个人解放、个人权利这一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以，无论从民族主义产生的源流，还是从中国共产党人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来看，把民族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都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就现实的理论而言，我们党对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更明确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虽然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相当的距离，但不可否认，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爱国当然是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所以爱国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而认同和弘扬本民族精神，是民族主义的特征或表现之一。
第二，我们认为，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它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是说我们喜欢，它就存在；我们不喜欢，它就不存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或对待它。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所谓“适度的民族主义”，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一、它的表达方式是文明的，而非暴力的，一切言行都必须符合理性，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二、它的规模是可控的，活动是有序的，不能搞狂热的群众运动。
为什么说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呢？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有对内和对外两个功能，对内，它能强化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对外，它能展示中华民族的意志，给敌对势力以强大的心理压力。时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到深水区，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复杂，尤其是由于一些官员的贪腐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较为紧张，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这有利于凝聚民心，缓和国内矛盾，从而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国际上，一来由于美国亚太地区战略再平衡的实施，其军事力量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二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上演购岛（钓鱼岛）闹剧并使钓鱼岛危机持续升温，再加上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南海不断挑起事端，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空前紧张，中国的周边环境明显恶化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的坚强意志，同时也能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强大的民意支持。实际上，民族主义也是对外斗争的一种武器。
如何才能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呢？我们认为，要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就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开放言论空间（包括网络和平面媒体），给广大民众提供能自由表达其民族主义诉求和言论的平台，并且可以就一些民族主义的议题展开讨论，以求在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广泛共识；一方面要加强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的正面引导，坚决反对和取缔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行，对于打砸抢等违法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不能使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干扰或破坏改革开放大局。
在当下，如何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一直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和最凶恶的敌人，亡中国之心始终存在。1895年之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都与日本的侵略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1945年日本虽然战败投降，但至今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不仅没有对本国的侵略历史以及由此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有过深刻的反省和真诚的道歉，相反，还否定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的存在，参拜靖国神社，为甲级战犯招魂，宣扬“侵略”未定论。近年来，由于经济的不景气，日本社会进一步右倾化，右翼势力抬头，他们力图修改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改自卫队为国民军，扩军备战，从而使日本重新走上向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发展道路。而日本要重新走上向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把矛头对准中国，这是上世纪20年代末“田中奏折”所确立的基本国策，也是近来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并使之危机持续升温的根本原因。所以，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这可能是中日两国无法逃避的宿命。对此，我们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充分做好与日战争的准备。
中日两国虽然必有一战，但这“一战”越晚越对中国有利，从目前两国发展的趋势来看，时间在中国一边。因此，我们要在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的前提下，想法没法尽量推迟战争的发生。由于中日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我们可以不再继续小泉时代的中日两国“政冷经热”的政策，而应采取“政冷经更冷”的策略，给正陷于经济衰退中的日本以巨大的经济压力，因为中国是日本工业产品尤其是汽车和电子产品的主要市场，一旦失去，日本的经济复苏或振兴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只有给日本以巨大的经济压力，才有可能迫使它改变目前的对华政策，从而达到“以经止战”的目的。据此，我们认为，应该支持至少默许民间提出的“抵制日货”和不到日本旅游的倡议，加大对日本产品进口的检查和限制。“抵制日货”，这是经济民族主义，在近代史上也是中国人民多次使用过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有效武器。
第三，除了如何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外，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国内民族分裂势力有所抬头，尤其是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疆独、藏独活动猖獗，对我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另一方面，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也日渐增多起来，这对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前一方面是敌我矛盾，后一方面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如何解决后一方面矛盾，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我们要加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逐渐弱化各民族人民对本民族（如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苗族等）的认同，多宣传中华民族，少讲某一具体民族，使各族人民树立起一种大民族（即中华民族）观，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这方面我们应向美国学习，美国不仅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还是多种族国家，但美国从不讲你是哪个民族的人或哪个种族的人，只讲你是美国人，是美利坚民族，很少刻意强调国内各个不同民族或种族间的区别或差异。
其次，我们要坚决反对人为地强行推动民族同化。但各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或同化则是一种自然现象或进步趋势，我们应该顺其自然，并加以正确引导。比如，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进步，以及对外交往的扩大，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的语言因不便于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逐渐消失，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全世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种语言在消失。对此我们应该顺其自然，大力推广普通话，而不应该像一些地方一样，强迫中小学生学习正在逐渐消失的本民族语言。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和风俗习惯的消失也是如此。这些民族的服饰和风俗习惯之所以会消失，或是不方便生活或劳动（服饰），或是落后烦琐，不符合现代生活（风俗习惯）。对于这些民族服饰和风俗习惯的消失，我们也应该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可以把它们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遗产（服饰）或非物质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保存下来，但没有必要去提倡、推广或恢复。
复次，在维护并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建议对个别少数民族的照顾政策进行微调。现在一些地方实行的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政策。例如，笔者是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人，土家族。根据国家政策，湘西的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可加20分，而汉族考生只能加5分，这一方面造成了少数民族考生和汉族考生教育权利的不平等、不公平，生活在同一地区，接受的是同一水平的教育，为什么汉族考生就要比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少？另一方面是人为地制造了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甚至矛盾。由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加分比汉族学生多，因此很多本来不是少数民族（土家族或苗族）的学生也改成了少数民族。这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前土家族只有几十万人、而现在有几百万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笔者建议，类似的照顾政策，可以从以前的以民族为标准改为以地区为标准，凡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学生，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享受同样的照顾政策。这样一来，突出的则是地区意识，而非民族意识，是地区差别，而非民族差别，这有利于增强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2. 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目前改革有何借鉴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文革前就已是“热门”并有相当多研究的领域，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开始了新一轮的实证性研究；与此同时，近代史学界加强了对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过去比较薄弱领域的研究；还在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开辟了关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以及中国近代化史等新领域的研究。这些新领域虽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成就显着，有些新课题甚至后来居上，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多种意见争鸣的活跃局面，而以前被忽视或被认为是禁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令人瞩目且朝气蓬勃的发展：优秀学人迅速涌现，创新成果大批诞生，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1981年2月，刘大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的文章，提出从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的角度寻找突破口的主张。此后不久，以《历史研究》编辑部等为首，也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题目下发起了关于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议。这是经济史与社会史成为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个最令人瞩目和最富活力的研究方向的重要契机。其实，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并不是单纯学术发展的表现，而是改革开放后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我们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自然需要从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入手，寻找答案。
80年代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与现代化有关的问题上。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现现代化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从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加以重新审视，它包括对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现代化进程的经验的具体考察、对各种现代化理论和思想的总结、对中外现代化道路的综合比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政治派别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及制度、方针、政策和实施模式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的评价与分析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也是在改革开放形势的鼓舞下，伴随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以及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与重建，特别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不仅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社会史复兴之初的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其涵义包括研究重心的三个方面的转向：一是从精英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导致“英雄”辈出的社会内容；二是将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关注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三是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在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简单化、教条化的“革命史”和“阶级斗争史”模式己经被突破，使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获得了重新建构的新的知识体系；并由此丰富、深化、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这应该是具有时代性的变化。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跃
改革开放初期，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对长期盛行的“左”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带来了精神潜能的释放，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复兴作了准备，也成为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的契机。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增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这是近代史研究取得突破和拥有活力的重要条件。在列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的繁荣局面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繁荣是与思想解放带来的近代史研究中的思想活跃密不可分的。
诞生在民族民主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就基于中国近代社会两个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判断，初步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理论体系。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历史学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进一步将阶级斗争的线索归纳为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高潮，用“革命史体系”叙述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由于这是一种能够合理阐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又与时代精神极其吻合的理论“范式”，而且对于革命政党具有很强的资治功能，所以是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即使在革命取得成功后的初期阶段，这一理论“范式”的阐释功能仍在继续。改革开放开始后，以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追求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努力所取代；憧憬未来的浪漫激情被对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冷静观察所替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社会转型，时代精神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主要的社会运动从原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转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的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以前被激烈的阶级斗争所掩盖的新旧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现代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被突出出来。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而对历史评价的关注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触及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并能够凸显近代史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这一主张逐渐从理论上被加以系统化，形成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时出现了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加以分析阐释的讨论与争鸣。
其实，上述两种“范式”之所以产生争论，与对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历程”与“革命历程”孰轻孰重的判断有紧密联系。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孰轻孰重的判断并非产生于主观性的政治立场的动摇，而是源于客观的时代变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后的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思想及社会变迁，无不与“革命历程”密切相关，革命进程、革命事业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基本趋势的根本因素，是规定社会本质内容的基本因素。人们对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予以更多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十分合理的。只有抓住了这一基本线索，才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居于“革命历程”之外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北洋军阀、资产阶级等历史真相。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不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也是十分注意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后，重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性，即重视“现代化历程”的必要性，则成为时代的要求。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这一命题同样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从现代化视角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抓住这个中心主题进行分析，带动对其他问题的研究，就可以探索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真相，全面把握历史过程中的复杂线索。
从近代化、现代化的角度关注中国社会，与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在理论架构方面虽然有所不同，但两者并不是对立与排斥的关系。实际上，正如胡绳先生指出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都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很有意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只是在战争年代，人们还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所以就没有可能提出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发展观的理论架构。但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为参照，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重新给予历史定位,从新的视角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显然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范式”的讨论虽然曾经十分活跃，但没有发生以前出现过的“一扬一抑”或“非此即彼”的结果，因为两种“范式”都没有否认对方存在的价值：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追求近现代化的过程固然重要，但是，至少从目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来看，还不能完全取代以革命史范式对中国近代革命里程的研究，不能代替整个近代史。反之亦然。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探索和不同“范式”的争论，不仅是社会转型的产物，而且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实际状况，提醒人们通过不同的视角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而避免偏颇或误差。不同学术流派的讨论只是发现了自身的缺陷和纠正了对方的偏颇和不足。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多元并存的状态，是思想活跃的直接结果，对于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于近代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深入具有积极意义，推动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范式”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所以需要将“范式”的讨论加以一定的学术限制，否则就会产生与思想活跃相反的结果。譬如，以“革命史范式”阐述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的历史，也需要注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要避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片面，研究方法过于单一，要防范研究思维绝对化和研究理论教条化的倾向。而以“现代化范式”阐述社会变革的过程也需要十分注意，因为现代化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是被引进的理论，是在西方的学术话语系统中被磨练得相对纯熟的理论。如果照搬这一理论，把中国仅仅看做是普遍化的西方历史在东方的特殊范例，就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走到“告别革命”的道路上去。连西方的理论界对现代化理论的局限都有所警觉，他们对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的普遍性提出了怀疑，有人甚至认为那是与宣扬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政体和美国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理论。这些动向对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的深入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跃，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改革开放与中外历史学界的对话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还特别体现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世界、开始中外历史学界对话的新时期。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直存在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的两个角度。从林则徐和魏源那一代人的“睁眼看世界”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世界的观察，稍后开始了中外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而改革开放则大大促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从理论上说，这种交流与对话对于确立以世界为背景思考中国的视角，摒弃或盲从或封闭的文化心态，积极引进海外中国学的优秀成果，进而促进传统的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相结合，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过程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学者能否在研究中国自身历史的过程中保持主体意识，对国外历史学界的观点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坚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历史学领域发挥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始终是中国学者所肩负的重要任务。
而另一方面，关注跨学科研究和并不缺乏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外国学者则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确实也得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热”是出于对“东方睡狮”的好奇，20世纪的“中国热”是出于窥探冷战中被封锁的中国的内幕，那么，国际历史学界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关注，则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断升温。国外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给中国学者以启示，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有的外国学者在吸收中心地学说、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等级——规模学说及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对中国的乡村社会与中国的城市化进行研究，解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状况，提出了分析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中国经济的模式。还有些外国学者从传统的朝贡体系与近代的条约外交体系的矛盾角度对中国近代史乃至东亚的近代史进行考察，从地域与时间的差别的角度看东亚受到外来压力的情况，强调东亚史的内在性和构造、基础的连续性，注重思考东亚各国在国际秩序重新组合过程中包括政府层面及知识分子与民众层面的相互影响，认为来自亚洲的冲击应比西洋的冲击更受重视。
上述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其积极意义在于促使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建立理论框架的意义和意识到实证研究方面的“缺口”。为什么外国学者针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能够大胆提出某些理论或模式，而且并没有太多的顾虑，而中国学者提出理论或模式则比较谨慎呢？在一些学者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引进这种从世界看中国的理论包括模式作为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理论工具。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注重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建立社会发展研究的区域体系理论，并注重寻求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应当说与这一影响不无关系。这就是80年代的中国敞开国门，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面向国际历史学界与国外学者切磋交流的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西方史学理论相继被介绍到国内来，促进了80年代的理论热，对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理的理论挑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然也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理论建设发展的契机。
在经历了90年代相对扎实的实证性研究阶段后，国内学者发现，运用国外学者提出的模式或者理论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之际，其实还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有的模式其实与历史实际并不完全相符，至少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对其结论进行修正；有的理论在提出的时候有史料运用不当和数据统计误差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使用大量的历史资料或具体事例进行研究之后才能够发现。外国学者由于对中国的历史资料的充分利用的数量与条件有限，第一手材料严重不足，所以主要是将其模式或理论建立在较繁琐的理论推衍或逻辑推理上。但即使是在理性层面，其理论来源及该模式或理论本身的某些研究方法也值得质疑，所以那些模式或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是有偏差的。而在使用历史资料或文献方面，中国学者当然比外国学者更加得心应手。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的讨论。在经历了80年代对西方的学术成果的大量介绍、引进和学习之后，特别是在接受了盲目引进西方理论的教训后，关于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本土化的话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当社会越来越面对那些复杂而深层的难题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破解难题的具有较高解释力理论的时候，唯物史观则越来越展示出强大的功能。
当前，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对话十分活跃，学者层面的交流和政府主导的共同研究日趋频繁。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共同研究已经远远超出改革开放初期追随外来学术理论的“知识移植”层面，也不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象，而是在保持自身“知识系统”正当性的前提下的平等的学术对话。中外学者都在共同思考超越本国的历史视角，建立面向未来和更宽视界的历史认识。在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过程中，中国学者将在保持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对国际社会的种种观点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发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我们相信，新一轮的中外历史学者的对话将进一步深化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
3. 中国近代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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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资料，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综述的
近代史研究经过二十世纪的风雨历程,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学领域里一门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学科。（中国近代史论文）
杂志作为专门刊载中国近代史研究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并及时反映学术研究动态的刊物,所刊发的论文代表了近些年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出近代史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在世纪之交承上启下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时代同步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丰硕成果,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更好发展
通过对1994－2006年间《近代史研究》刊发文章的数量、作者所属单位情况、发表作品情况等进行统计,对学者关注的研究方向、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分布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近些年来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向主要表现在:研究环境日趋
学风更趋实际,更加注重学术研究;研究适时调整,领域不断拓展,内容不断深入;创新研究理论与方法,跨学科研究时尚,实证研究兴盛;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高校成为主要研究力量;注重学术交流,中外史学互动发展。展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近代史论文研究的发展方向,要根据本国和世界的未来社会发展趋势,按照学术研究本身的发展逻辑,循序渐进地加强、深化以往研究中的薄弱领域,开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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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作为具有权威性的杂志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当发挥规范导向作用,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二十一世纪沿着健康的轨道取得更大的发展。
4. 结合实际谈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何现实意义
1、了解国史国情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史国情。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了解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懂得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充分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能够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2、自觉拥护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历史的发展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充分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护党的领导；
3、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通过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刻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牢固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文本框: ●举例说明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4、为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
你从以上方面多发挥吧
5. 简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历程（最好详细点）拜托了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
其特征有三：一为新（近代民族主义）旧（传统民族主义）杂糅，而新（近代民族主义）的量在增加，旧（传统民族主义）的量在减少；二是反对国外民族压迫和反对国内民族压迫，亦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三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亦即推翻国外和国内民族压迫的斗争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斗争结合起来。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
第二阶段：“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
其特征有三：一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这一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正是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二是从思想文化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人们开始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这种落后又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失败，所以，解决民族危机的不二法门就是从文化上入手，谋求文化上的解决。三是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结合，呈现出多元的倾向。
第三阶段：“九一八”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
特征有二：一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首要的工作是如何团结人心，激发民族意识，以抵抗日本侵略，而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文化，很自然地成为人们鼓舞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当时的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史学的蓬勃兴起，有关中国文化史的着作不断出现。国内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
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研究生专业属于什么学科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研究生专业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主要围绕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是具有鲜明的“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研究，深入开展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研究，深刻认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进一步增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6)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扩展阅读：
一、培养目标
根据国家对于硕士学位获得者的基本要求，结合本学科特点和人才市场需求，确定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硕士学位获得者培养目标如下：
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比较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
2、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能力；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国内外的发展与新动向，能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及撰写论文摘要。
3、人才培养类型主要是学术型。能承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理论宣传、党务工作等。
二、研究方向
1、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规律研究。
2、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研究。
三、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5年。
参考资料：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7. 论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论文3000字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1.1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1.2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1.3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1.1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1.2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3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1.1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1.2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