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福格爾的研究方法

1. 為什麼有必要研究非正統經濟學家的觀點 300字以上啊啊。。 跪求

首先，經濟學作為一門很年輕的學科，它的理論還很不成熟，尤其是宏觀經濟學，到目前為止它的大多數理論還只是經驗性的總結，並不能定性為真理。既然還不能確定哪一個學派的理論是絕對真理，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去排斥和放棄任何一家之言，只要人家能夠自圓其說，講得有道理就行。在我看來經濟學沒有正統與非正統之分，只有正確與否之分。正統經濟學派無非流傳得更廣泛一些，持有此觀點的經濟學家人數多一些，影響稍微大一些，但是我們因此而忽視少數人的觀點，真理可能真的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舉個簡單的例子，當保羅克魯格曼在1995年提出亞洲經濟泡沫論斷的時候，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譏諷他，但是兩年後當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當2000年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沒有人不佩服他的睿智。
第二，牛頓說過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遠，經濟學家也是如此。所有的正統或者主流經濟學派在未成為正統和主流經濟學派之前都是非主流的，它們曾經可能都備受批判，但是它們確實引領了經濟學的發展潮流，正是這些新的思想促進了經濟學不斷前進。當納什用博弈論證明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失靈的時候，所有人認為博弈論是另類，但是自從1994 年納什等人因在博弈論方面的巨大貢獻獲得諾獎以後，至今已有5個諾獎授予給了博弈論專家，博弈論已變成現代經濟學的主流。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在提出政府調控經濟時也是對古典經濟學的巨大挑戰，但是你看看世界各國有哪個國家不用凱恩斯主義，那個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不學習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自產生以來就變成了經濟學的主流。
第三，非正統經濟學家的觀點往往是對正統經濟學的巨大補充，有了它們，經濟學才更顯得完美、科學。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1991諾獎得主科斯、1993年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和羅伯特福格爾以及2001年諾獎得主阿克洛夫、斯賓塞和斯蒂格利茨等人都是提出對古典經濟學巨大挑戰的理論—信息經濟學、企業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這三個新學科極大地補充了古典經濟學，解釋很多古典經濟學解釋不了的現象。正統的金融學理論——資產組合理論、資本資產定價理論和套利定價理論它們在金融危機面前脆弱無力，而且解釋不了很多金融市場上的現象，比如羊群效應、買漲不罵跌等，為此行為金融學隨之興起，它提出的很多理論更符合金融市場人們的行為和決策，顯然它現在是非正統的金融學理論，但是我相信它代表了未來金融學的發展方向，而且在不久的將來它會因此獲得諾獎的，成為正統經濟學理論的一部分。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只有這樣，經濟學才能不斷進步，走向完美。其他科學亦如此。

2. 福格爾的學業階段遇到了哪些經濟學家的指導

福格爾是幸運的，在他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階段，都遇到了世界第一流的經濟學家的指導。

在哥倫比亞大學喬治·J·斯蒂格勒和卡特·古德里對福格爾影響很大，福格爾在寫碩士論文時曾請古德里賜教。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給予福格爾的指導最多的老師有微觀經濟理論的阿巴·樓納和弗里茨·馬奇魯，宏觀經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的伊夫賽·多瑪，數理經濟學的劉大中等。

3. 《亂世佳人》中爭議情節的現實基礎：廢奴後，黑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最近美國因為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壓致死的事件，導致了美國國內巨大的暴亂，雖然官方對此事的定性和處理尚不明確，但是已經有很多美國民間組織或者企業，自發採取行動，希望消弭這場暴亂，就比如，美國著名電視台HBO宣布下架著名電影《亂世佳人》，因為電影中有涉及美化奴隸制的情節，所以遭到了舉報。

《亂世佳人》可以算得上人類電影史上最著名的電影之一了，很多中國老電影迷也很熟悉，在美國的地位那就更高了。就好像有些中國影迷經常會計算，說如果算上通貨膨脹率的話，《少林寺》會是中國 歷史 上票房最高的電影一樣，很多美國電影從業人員認為，如果算上通脹率，《亂世佳人》也會是 歷史 上票房最高的電影。

但是就是這么一部電影，惹上了「種族歧視」的事。在這里可以簡單復述下原因，簡言之，這部電影就是一個愛情故事，本來主線是無關種族問題的，但是男女主人公活躍的時代是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女主人公的設定是一個南方農場主的大小姐，所以涉及到了很多女主角斯嘉麗的家庭生活，這就出現了她們家的黑人奴隸。

電影中的設情節，是這家奴隸主和黑人奴隸的生活是非常融洽而和諧的，而且電影的總體基調，是對南方舊體制抱有很高的認同感的，反而是對北方取得南北戰爭勝利後，對南方的破壞，抱有一定的緬懷傷感之意的。因此也被很多，反種族歧視人士，認為是美化南方奴隸制而遭到抵制，又在這么一個敏感的節骨眼，所以就被下架了。

另外還要提到的是，電影中扮演斯嘉麗家裡的黑人女僕的演員海蒂·麥克丹尼爾，憑藉此片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是奧斯卡史上首位獲獎的黑人。

但是若不是特意提出來，只怕是根本沒有幾個中國影迷想到這份上，無非是把這部電影當愛情電影看，不過既然被拿出來了，我們就來說說，奴隸制是不是真的很美好。

《亂世佳人》的主線是愛情，但是作為一個能夠名流電影史的製作，包括特朗普在《寄生蟲》獲得奧斯卡後，還感慨過，美國現在出不了《亂世佳人》那麼優秀的作品了，肯定不單是簡單的情情愛愛，從一定程度上說，故事描繪的背景，懷念奴隸制，懷念舊南方，在當時是很有市場的，並不是一種很小眾的思想。

當然了，有人會覺得，白人奴隸主懷念舊制度是很正常的事，畢竟自己是壓迫階層嘛。但是事情還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的，就有經濟學家和 歷史 學家，通過研究證明出，在解放黑人奴隸之後，被解放了的黑人的生活水平實際上是下降了的，並在用了很長的時間（近100年），才追上了南方蓄奴時期的生活水平。

盡管廢除奴隸制在道德上是絕對正確的，但絕對的道德正確，不一定能在短期內帶來絕對的利益增長，有時候從純效益角度角度看，很可能，落後的制度，還會優於先進的制度。

當然了，很多人會以為，這種看法純粹是為了吸引眼球，就和一些博眼球的無良媒體一樣，做出一些誇張的科研成果吸引注意。但是事實其實並非如此，的確是有著名的學者，做這方面研究的，就比如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計量經濟領域的大師，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爾。

他最擅長的研究，就是通過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研究 歷史 問題，他就曾經針對美國廢除奴隸制後，美國生產水平的變化，還有黑人生活水平的變化做出過研究。

首先就是生產力的問題，按說奴隸製作為落後的制度，生產力應該是更低的，但福格爾通過引用數據發現了，實際上南方的使用奴隸的農場，效率是要高於北方的自由農場約35%的。因為南方種植園奴隸制，並非像很多人想的那麼落後，事實上很多南方種植園，已經建立起了一套比較好的獎懲制度來激勵奴隸工作，並且在工作中會按照年齡對工作進行劃分，青壯年承擔比較重的工作，幼年和老年工作負擔則比較輕。另外照統計，曾經被普遍認為生活在被鞭笞的痛苦中的奴隸，實際上也沒有那麼慘，平均每個奴隸年被鞭笞次數約為0.7次。

而且不僅僅是效率問題，更實在的問題是，在廢除奴隸制之後，黑人的生活條件要比之前更糟了，集中體現就是壽命的變化。就在他的著作《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苦難的時代：美國黑奴經濟學)中，通過引用資料，表明在1850年，南北戰爭前，美國新生兒黑人奴隸的平均壽命為，男子35.5歲，女子38.0歲。而1900年，廢奴宣言後40年過去了，美國黑人男子的平均壽命為32.5歲，女子為35.0歲。

和白人作為對比的話，在1850年時，白人男子預期壽命為40.4歲，白人女子為43歲，雖然也明顯高於黑人，但是差距並不算大，平均差距大約為5歲。在1900年時，白人男子預期壽命為48.2歲，女子為51.1歲，差距拉大到了15歲以上。

所以也就是說，在廢除奴隸制的40年後，被從奴隸制解放的黑人，生活水平不僅比被解放之前下降了，甚至還被白人甩開的越來越大。

這個結果可以說是令人大跌眼鏡的，如果說，犧牲生產效率換來奴隸制，是出於道德考慮，換來平等，大家的生活水平一起下降也就認了，但是結果是黑人和白人的生活條件差距拉開的更大了。

另外，我還能看到一個說法，是19世紀中期，也就是1850年前後的，美國黑奴的平均年肉食消耗為179磅（81公斤），別說南北戰爭之後的黑人肉食量大幅下降了，在當時要遠遠高於歐洲白人，甚至直到20世紀中期，美國的平均標准才達到了100年前黑人奴隸的標准，哪怕放到今天，年均81公斤的肉食量，也可以在各國中排名非常靠前的，可以達到西歐各國的標准，好過大多數國家（比如我國）。

從這個角度上說，當時的黑人奴隸的營養條件也是很好的。不過考慮到，我暫時找不到這個統計的出處，所以就只列在這里作為參考。

羅伯特福格爾的相關研究出來，自然是引起了很多爭議的，但是他自己也表示，這個結果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本著負責的態度，只能給上原生的結果。

另外，還有兩件關於福格爾教授的小事，可能會引起讀者興趣，一個是福格爾教授本人就娶了一位黑人妻子；一個是，福格爾教授生前非常看好中國的發展，甚至預言，到了2040年中國會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GDP佔全球的40%。

當然了，這里不是絕對以福格爾的一切言論為准，福格爾有自己的問題，比如說，用南北方的農場做對比，就有一定的問題，因為南北方氣候不同，南方氣候更適合種棉花，並且在當時屬於炙手可熱的出口品，所以產量高也並不能太說明是用工制度帶來的效率問題。

但是黑人生活條件的下降，在被解放的50年左右的時間里，幾乎可以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統計事實。也不只是福格爾做出了類似的研究，但是他是名氣最大的一位。

那麼原因為何呢？為何落後的制度效率竟會高於先進的制度。這其中有一定的天時原因，那就是當時的南方棉花產量豐富，又是美國的出口支柱產業，因此獲得了豐厚的利潤。當然了，這只是解釋了農場主可以有錢給奴隸，並不代表一定要給，除了生產力因素，還要考慮到用工關系的問題。

奴隸作為奴隸主的個人商品，是終身僱傭之下的消耗品，奴隸主會出於保護自身財產的角度考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奴隸的生活，另一方面奴隸主要自行解決奴隸的衣食住行，比起資本主義制度，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勞動力，這個用完了可以換，只需要支付工資即可，並不需要支付一大筆錢作為「收購」一名員工的費用，對勞動力的消耗並不在意。在早期的資本主義 社會 中，資本家往往有著這種有恃無恐，因此在法律和 社會 保障不健全的初期，並不比，已經「錘煉」了上千年的奴隸制度來得更適應 社會 。從希臘羅馬時代，甚至更早西方就是奴隸制了，也經歷過過度壓迫下的奴隸起義問題了，所以已經可以通過一些政策上的調整，使其延續生命力。

再打個比方，在當時的美國南方，實際上只有5%的白人，能夠買得起奴隸，這些大戶人家的奴隸，就好比大企業的員工，其他白人是小業主，大企業的普通員工平均水平，未必要比小業主要差。廢除奴隸制之後，大家都是自負盈虧的小業主了，白人就算不是農場主，多少也還有些積蓄，雖然大家都被剝削的很慘，平均的資本還是要比剛剛被解放黑人更多的，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被逐漸拉大，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之後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美國和歐洲各地爆發了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才逐漸帶來讓工人階級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到文章的結尾，作者還是要很嚴肅強調一遍的，那就是本文不是給奴隸制辯護，奴隸制的存在，就是奴隸主以剝削奴隸為獲得額外價值的體制，並且擁有對奴隸生殺予奪的權利，這個階級的存在就是錯誤的，這點毋庸置疑。

但是落實到經濟和功利角度看，向更先進制度進步，並不會一步到位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果，反而會付出血和淚的代價，這一代價，可能就是要付出100年的，改革的成功，會讓200年後的人受益，但是頭50年的人，也許只能感受到大變革下帶來的苦難。

這也是我們不能強求《亂世佳人》的原因，它處在一個特殊的時代，恰好又是大蕭條之後，因此對舊時代產生特別的懷念是合理的，何況有這樣反直覺的訴求，才好更好幫助人們 探索 真實的 歷史 。而且《亂世佳人》的成功，在於主線情節的內容和人物塑造，並沒有是因為給奴隸制辯護，特別是當，像羅伯特福格爾這種經濟學家，都能用數字得出奴隸制並不是那麼「落後」的結論，並不追求絕對真實的文藝作品，在次要情節中略有瑕疵，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屬實沒必要上綱上線。

4. 社會學有哪些研究方法 深描 民族志 生活史

作為「深描」的民族志研究分析
摘要：民族志運用田野工作來提供對人類社會的描述研究，它呈現了一個整體論研究方法的成果。本文通過對民族志的發展研究，深入分析了關於格爾茨文化觀的深描概念，進而運用深描來解答民族志研究的科學性。
關鍵詞：民族志；深描；文化觀；科學性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1)-04-0038-01
一、民族志的發展
民族志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文體。「民族志」一詞是英文
「ethno-graphy」的漢譯，「ethnography」一詞的詞根「ethno」來自希臘文中的「ethnos」,意指「一個民族」、「一群人」或「一個文化群體」，從字面意義上來理解，就是「描繪人群」，我國學者有時也翻譯成「人種志」或「民俗志」。這一概念原指人類學者收集有關特定社會及文化的資料和記錄，並解釋這些現象的一種方法，後來伴隨著學科之間的相互借鑒，民族志也逐漸受到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視。一般情況下，民族志被認為是運用觀察、訪談以及其他田野研究手段，深入細致地描述某一特定人群及其文化的一種方法。民族志重視一群人的活動過程，而不是僅僅描述孤立的事件，它描述同一文化群體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他們如何行動、互動、為自己的行為賦予意義等。因此，進行民族志研究，生產出
http://wenku..com/link?url=_

5. 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資料及獲獎原因~~

諾貝爾經濟學獎（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是由瑞典銀行在1968年，為紀念諾貝爾而增設的並非諾貝爾遺囑中提到的五大獎勵領域之一，全稱為「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通常稱為諾貝爾經濟學獎（Nobel economics prize），也稱瑞典銀行經濟學獎。其評選標准與其它獎項是相同的，獲獎者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評選。
1969年（瑞典銀行的300周年慶典）第一次頒獎，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蘭人揚·廷貝亨共同獲得，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弗里德曼等人均獲得過此獎。
年份

獲得者（國家）

得獎原因

獲獎時
所在機構
Affili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award

領域
Field

1969

朗納·弗里施
Ragnar Frisch[2]
（挪威）

他們建立了動態模型來分析經濟過程，前者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後者是全綜合性宏觀經濟模型的首創者。
挪威奧斯陸大學 計量經濟學

簡·丁伯根
Jan Tinbergen[3]
（荷蘭）

荷蘭經濟學院（The Netherlands School of Economics）
計量經濟學

1970

保羅·薩繆爾森
Paul A. Samuelson[4] （美國）

他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他的研究涉及經濟學的全部領域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

一般均衡理論，
局部均衡理論

1971

西蒙·庫茲涅茨
Simon Kuznets[5]
（美國）

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關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
美國哈佛大學
經濟增長，
經濟史

1972

約翰·希克斯
John R. Hicks [6]
（英國）

他們深入研究了經濟均衡理論和福利經濟理論

萬靈學院
（牛津大學）

一般均衡理論，
福利經濟理論

肯尼斯·約瑟夫·阿羅
Kenneth J. Arrow[7]
（美國）
美國哈佛大學

1973

華西里·列昂惕夫
Wassily Leontief[8]
（美國）

發展了投入產出方法，該方法在許多重要的經濟問題中得到運用
美國哈佛大學 投入產出分析

1974

綱納·繆達爾
Gunnar Myrdal[9]
（瑞典）

他們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
數據暫無
宏觀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0] （英國）

1975

列奧尼德·康托羅維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11] （蘇聯）

前者在1939年創立了享譽全球的線形規劃要點，後者將數理統計學成功運用於經濟計量學他們對資源最優分配理論做出了貢獻
俄羅斯科學院
資源優化配置理論

佳林·庫普曼斯
Tjalling C. Koopmans [12] （美國）
美國耶魯大學

1976

米爾頓·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13]
（美國）

創立了貨幣主義理論，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說
美國芝加哥大學 宏觀經濟學

1977

戈特哈德·貝蒂·俄林
Bertil Ohlin[14]
（瑞典）

對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作了開創性研究
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 國際經濟學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
James E. Meade[15]
（英國）
英國劍橋大學

1978

赫伯特·西蒙
Herbert A. Simon[16]
（美國）

對於經濟組織內的決策程序進行了研究，這一有關決策程序的基本理論被公認為關於公司企業實際決策的創見解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 管理科學

1979

西奧多·舒爾茨
Theodore W. Schultz[17]
（美國）

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研究，深入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
美國芝加哥大學 發展經濟學

威廉·阿瑟·劉易斯
Sir Arthur Lewis[18]
（聖露西亞）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1980

勞倫斯·克萊因
Lawrence R. Klein[19]
（美國）

以經濟學說為基礎，根據現實經濟中實有數據所作的經驗性估計，建立起經濟體制的數學模型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宏觀經濟學

1981

詹姆士·托賓
James Tobin[20]
（美國）

闡述和發展了凱恩斯的系列理論及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宏觀模型在金融市場及相關的支出決定、就業、產品和價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貢獻
美國耶魯大學 宏觀經濟學

1982

喬治·斯蒂格勒
George J. Stigler[21]
（美國）

在工業結構、市場的作用和公共經濟法規的作用與影響方面，做出了創造性重大貢獻
美國芝加哥大學 產業組織

1983

羅拉爾·德布魯
Gerard Debreu[22]
（法國）

概括了帕累托最優理論，創立了相關商品的經濟與社會均衡的存在定理
美國加州大學 一般均衡理論

1984

約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Richard Stone[23] （英國）

國民經濟統計之父，在國民帳戶體系的發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貢獻，極大地改進了經濟實證分析的基礎
劍橋大學 國民收入核算

1985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
Franco Modigliani（義大利）

第一個提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這一假設在研究家庭和企業儲蓄中得到了廣泛應用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
宏觀經濟學

1986

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 Jr. [24] （美國）

將政治決策的分析同經濟理論結合起來，使經濟分析擴大和應用到社會—政治法規的選擇

公共選擇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Choice
（位於美利堅合眾國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
公共財政學

1987

羅伯特·索洛
Robert M. Solow[25]
（美國）

對增長理論做出貢獻提出長期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而不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
經濟增長理論

1988

莫里斯·阿萊斯
Maurice Allais[26]
（法國）

他在市場理論及資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對一般均衡理論重新做了系統闡述
國立巴黎高等礦業學院
局部均衡理論，
一般均衡理論

1989

特里夫·哈維默
Trygve Haavelmo[27]
（挪威）

建立了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基礎性指導原則
挪威奧斯陸大學 經濟計量學

1990

馬科維茨
Harry M. Markowitz[28] （美國）

他們在金融經濟學方面做出了開創性工作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 金融經濟學

默頓·米勒
Merton H. Miller[29]
（美國）
美國芝加哥大學

威廉·夏普
William F. Sharpe[30] （美國）
美國斯坦福大學

1991

羅納德·科斯
Ronald H. Coase[31]
（英國）

揭示並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數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
美國芝加哥大學
Theory of market
institutions

1992

蓋瑞·貝克
Gary S. Becker [32]
（美國）

將微觀經濟學的理論擴展到對於人類行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場經濟行為
美國芝加哥大學
微觀經濟學，
社會經濟學

1993

羅伯特·福格爾
Robert W. Fogel[33]
（美國）

前者用經濟史的新理論及數理工具重新詮釋了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後者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
美國芝加哥大學 經濟史

道格拉斯·諾斯
Douglass C. North[34] （美國）
美國華盛頓大學

1994

約翰·海薩尼
John C. Harsanyi[35]
（美國）

這三位數學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對博弈論和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美國加州大學 博弈論

約翰·福布斯·納什
John F. Nash Jr. [36]
（美國）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萊因哈德·澤爾騰
Reinhard Selten[37]
（德國）
德國波恩大學

1995

小羅伯特·盧卡斯
Robert E. Lucas Jr. [38] （美國）

倡導和發展了理性預期與宏觀經濟學研究的運用理論，深化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對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美國芝加哥大學 宏觀經濟學

1996

詹姆斯·莫里斯
James A. Mirrlees[39] （英國）

前者在信息經濟學理論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激勵理論 後者在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博弈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英國劍橋大學 信息經濟學

威廉·維克里
William Vickrey[40]
（美國）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1997

羅伯特·C·默頓
Robert C. Merton[41]
（美國）

前者對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所依賴的假設條件做了進一步減弱，在許多方面對其做了推廣後者給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該法則已成為金融機構涉及金融新產品的思想方法，然而得獎次年其以得獎理論經營的長期資產管理基金(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亦因其公式失效而破產告終
美國哈佛大學 信息經濟學

邁倫·斯科爾斯
Myron S. Scholes[42]
（美國）
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1998

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43]
（印度）

對福利經濟學幾個重大問題做出了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
劍橋大學三一學院 福利經濟學

1999

羅伯特·蒙代爾
Robert A. Mundell[44]
（加拿大）

他對不同匯率體制下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最適宜的貨幣流通區域所做的分析使他獲得這一殊榮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國際宏觀經濟學

2000

詹姆斯·赫克曼
James J. Heckman [45] （美國）

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他們發展了廣泛應用於個體和家庭行為實證分析的理論和方法
美國芝加哥大學 計量經濟學

丹尼爾·麥克法登
Daniel L. McFadden[46] （美國）
美國加州大學

2001

喬治·阿克洛夫
George A. Akerlof [47-48] （美國）

為不對稱信息市場的一般理論奠定了基石他們的理論迅速得到了應用，從傳統的農業市場到現代的金融市場他們的貢獻來自於現代信息經濟學的核心部分
美國加州大學 信息經濟學

邁克爾·斯彭斯
A. Michael Spence[49] （美國）
美國斯坦福大學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50]
（美國）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2002

丹尼爾·卡內曼
Daniel Kahneman[51] （美國）

把心理學分析法與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為創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經濟心理學，
實驗經濟學

弗農·史密斯
Vernon L. Smith[52]
（美國）

開創了一系列實驗法，為通過實驗室實驗進行可靠的經濟學研究確定了標准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

2003

羅伯特·恩格爾
Robert F. Engle III[53] （美國）

用「隨著時間變化的易變性」和「共同趨勢」兩種新方法分析經濟時間數列，從而給經濟學研究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美國紐約大學 計量經濟學

克萊夫·格蘭傑
Clive W.J. Granger
（英國）
美國加州大學

2004

芬恩·基德蘭德
Finn E. Kydland [54-55] （挪威）

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難題」和商業周期的影響因素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美國加州大學 宏觀經濟學

愛德華·普雷斯科特
Edward C. Prescott [56] （美國）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

2005

羅伯特·約翰·奧曼
Robert J. Aumann[57-58] （以色列）

通過博弈論分析促進了對沖突與合作的理解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理性分析中心 博弈論

托馬斯·克羅姆比·謝林Thomas C. Schelling [58-59] （美國）
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系和公共政策學院

2006

埃德蒙·費爾普斯
Edmund S. Phelps[60] （美國）

在宏觀經濟跨期決策權衡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宏觀經濟學

2007

里奧尼德·赫維茨
Leonid Hurwicz [61]
（美國）

為機制設計理論奠定了基本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微觀經濟學

埃里克·馬斯金
Eric S. Maskin[62]
（美國）
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羅傑·梅爾森
Roger B. Myerson[63-64] （美國）
美國芝加哥大學

2008

保羅·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65-66]
（美國）

對經濟活動的貿易模式和區域的分析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國際經濟學，
區域經濟學

2009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
Elinor Ostrom[67-71] （美國）

經濟治理，尤其是對普通民眾作出的貢獻和經濟治理分析，尤其是企業邊際領域方面的貢獻。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經濟治理

奧利弗·威廉姆森
Oliver E. Williamson[71-72] （美國）
美國加州大學

2010

彼得·戴蒙德
Peter A. Diamond[73-75] （美國）

在"市場搜尋理論"中具有卓越貢獻。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

搜尋理論，
勞動經濟學

戴爾·莫滕森
Dale T. Mortensen[74] （美國）

丹麥奧胡斯大學，
美國西北大學

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74]
（塞普勒斯）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2011

托馬斯·薩金特
Thomas J.Sargent[78-80] （美國）

在宏觀經濟學中對成因及其影響的實證研究[81]
美國紐約大學 宏觀經濟計量學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Christopher Sims[78] [82] （美國）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2012

埃爾文·羅斯
Alvin E. Roth[83-89]
（美國）

創建「穩定分配」的理論，並進行「市場設計」的實踐。[90]

美國哈佛大學，
美國哈佛商學院
博弈論

羅伊德·沙普利
Lloyd S. Shapley[84-88]
（美國）

美國加州大學

2013 尤金·法瑪 Eugene Fama（美國） 對資產價格的實證分析 芝加哥大學 金融經濟學
拉爾斯·彼得·漢森Peter Hansen（美國） 芝加哥大學

羅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美國） 耶魯大學

2014 讓·梯若爾Jean Tirole（法國） 對市場力量和管制的研究分析。 法國圖盧茲經濟學院 規制經濟學

6. 羅伯特·福格爾的人物生平

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1926年出生在紐約市。1944年進入康奈爾大學，1948年獲得學士學位。在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並於1960年在那裡得到碩士學位。1963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康奈爾期間，福格爾的興趣從物理和化學轉向經濟學和歷史。在四十年代後半期對經濟前途普遍悲觀，也促使他的注意力轉移 。
福格爾1958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開始執教，但於1959年又轉到羅切斯特大學。1964年他進入芝加哥大學，1965年在那裡任經濟史教授。1965年，他同時兼任羅切斯特大學的教授職位，1975年他把兩個職位都辭去，而到哈佛大學任教授。但是，對他來說，既要任人口經濟學中心的理事，又要兼瓦格林基金會的理事，所以，1981年，他還是回到了芝加哥大學。福格爾1977年曾任經濟史學會會長，1980年任社會科學史學會會長，1978年以後又一直任國立經濟研究局的項目理事。
羅伯特·福格爾以他在計量經濟史方面出色的工作榮獲了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7. Sanger法測序的原理是什麼

Sanger法測序的原理就是利用一種DNA聚合酶來延伸結合在待定序列模板上的引物。直到摻入一種鏈終止核苷酸為止。每一次序列測定由一套四個單獨的反應構成，每個反應含有所有四種脫氧核苷酸三磷酸(dNTP)，並混入限量的一種不同的雙脫氧核苷三磷酸(ddNTP)。

由於ddNTP缺乏延伸所需要的3-OH基因，使延長的寡聚核苷酸選擇性地在G、A、T或C處終止。終止點由反應中相應的雙脫氧而定。每一種dNTPs和ddNTPs的相對濃度可以調整，使反應得到一組長幾百至幾千鹼基的鏈終止產物。

Sanger法

是根據核苷酸在某一固定的點開始，隨機在某一個特定的鹼基處終止，並且在每個鹼基後面進行熒游標記，產生以A、T、C、G結束的四組不同長度的一系列核苷酸，然後在尿素變性的PAGE膠上電泳進行檢測，從而獲得可見DNA鹼基序列的一種方法。

在分子生物學研究中，DNA的序列分析是進一步研究和改造目的基因的基礎。用於DNA測序的技術主要有Frederick Sanger發明的Sanger雙脫氧鏈終止法（Chain Termination Method）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Sanger法測序

8. 財政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哪些

[關鍵詞]財富源泉；福利；市場機制；非市場機制；牛頓方法
在1950年以前，財政學科通常被命名為「財政學（PublicFinance）」；之後，學者們更喜歡用「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稱；也有學者採用「政府經濟學」（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的名稱。從學科發展的情況來看，「公共部門經濟學」的名稱更恰當些。財政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本質上是歷史的和發展變化的。因此，研究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和方法」，似乎是「學說史」的任務。要把「對象和方法」截然區分開來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分別敘述的方法卻是適當的。本文討論這個問題，目的是想搞清財政學研究對象和方法演變的原因、現狀和趨勢。
一、財政學的研究對象
財政學的發展和經濟學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從經濟學的源流發展來看，把經濟學轉為「科學」的第一人是亞當·斯密，1776年發表了他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同樣被認為是財政學的開山之作。
在學說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學說稱為「古典經濟學」。從斯密的《國富論》來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是財富」和「怎樣國富」的問題。斯密在創立科學經濟學的時候，可以說是屬於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也即「工業化」的開始時期。這里的「工業化」是指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化。「工業」從它來到世間就是以「交換」為前提的，但從起源來看，最初的交換並不是「資本主義方式」的，什麼方式最有利於「工業化」是思想家、經濟學家必須思考的問題。「工業化」還包括農業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化，但從農業經營方式的起源來看，最初卻不需要交換。如何把農業納入交換經濟，進而納入「工業化」的軌道，同樣是思想家、經濟學家必須思考的問題。上述的說明已經隱含了斯密的社會發展觀：資本主義方式最有利於「工業化」。因此，在這里，「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是可以作為等同的概念來使用的。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最突出的現象是大量的農業人口被拋到無產階級的行列。斯密時期，全球人口只有8億（1750），農業人口占整個人口的比例高達95%[1]（第180頁），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業人口的比例急劇下降，並引起人口爆炸。用今天的話來說，解決「溫飽」問題是社會的當務之急，物質產品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當時在「制度」安排上卻是不利於「工業化」的。在成文法上，不利於「貿易自由」的制度障礙很多；在不成文的社會意識形態中，貴金屬就是「財富」的重商主義觀點占統治地位，嚴重影響「貿易自由」。在這樣的背景下，斯密提出「財富」就是「價值」的著名論點；並指出「市場經濟」是「國富」的原因。這在當時來說，無疑是振聾發聵的。但斯密的「價值」只限於物質生產領域，並認為只有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是「生產性」的。他認為政府公共部門、教育、文藝等部門的勞動是不創造價值的，是「非生產性」的。因此，他的市場經濟只是指物質生產領域的生產方式。他倡導「廉價政府」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上述表明，斯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是比較狹窄的，他的財政學是作為他理解的「市場經濟」的外生變數來看待的。他把「國家」擬人化，即把國家行為看作自然人一樣地理性行為，重點分析稅收對「市場經濟」的影響，主張政府對「市場經濟」「不作為」。這可以稱之為斯密傳統。
西方的「工業化」時期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也是工場手工業全面轉入機器大工業時期（蒸汽機普及時期），也就是斯密「市場經濟」的全面確立時期。這一時期在歐洲大約起於1750年左右，止於1860年左右，但發展是不平衡的。在英國，大約在1830年就結束了，而歐洲大陸則要遲30年左右。因此，在這一時期的經濟研究中，英國和歐洲大陸呈現出明顯的不同。這與經濟學家的民族感情、社會環境、所關注的經濟問題的側重點不同有關。當時德國相對落後，意識到「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德國的經濟學家是反斯密傳統的，比如德國的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有李斯特（1789—1846）。但應該說，歷史學派在強調國家的經濟作用的時候也沒有把「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內生變數來看待。
「工業化」完成之後，用今天的話來說，資本主義社會已由「溫飽」轉入「小康」。社會關注的問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精神需求處於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從學說史的角度看，1890年馬歇爾發表代表作《經濟學原理》宣告古典經濟學的終結，同時，馬歇爾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但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風氣在1860年前後就形成了。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1883—1950）在他的《經濟分析史》中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1798）、馬克思的《資本論》（1867，第一卷）、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1871）、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原理》（1871）、社會政策協會的成立（1871），「是明顯標志著另一個時期到來的一些事件」。馬歇爾拓寬了斯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他認為滿足人們消費需求的「勞務」也是有價值的，也是「生產性」的。這樣，就把斯密的市場經濟擴大到非物質生產領域，但他同樣認為政府部門的勞動是「非生產性」的。同時，馬歇爾也注意到「工業組織」的制度變遷，社會分工更為發達，從生產到消費的環節越來越多，經濟研究不應該再從「供給」出發，而應該從「需求」出發。他認為，斯密只強調自由競爭是不夠的，競爭也有缺點，合作也有優點。不僅如此，「國富」光憑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已經遠遠不夠了，需要人們深入認識，自覺「駕馭」。他認為社會發展不像斯密所說的那樣「自然而然」，而有「人為」選擇的作用。因此，他認為斯密理論中關於「自然工資」、「自然利潤」、「自然地租」、「自然利息」的概念是不貼切的，應把「自然」改為「正常」。這個「正常」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比如「正常利潤」、「正常利率」等等，甚至在此後發展起來的宏觀理論中對經濟狀況的分析也採用「常態」和「非常態」的概念。他認為「純粹」的經濟學只研究可以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問題。不可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問題，盡管對經濟有重大影響，比如政治問題，不屬於「純粹」經濟學的范疇。這就是說，「政治問題」、「國家問題」對於「純粹經濟學」來說，只是外生變數。從此古典經濟學喜歡使用的「政治經濟學」的名稱被「經濟學」替代。這一切就是相對於古典經濟學的「新」，並形成「馬歇爾傳統」，但理論的「本體」仍然是「古典」的。直至今天，可以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研究被列入「主流」的地位，而且不如此就似乎不正宗。
在學說史的研究中，通常把「新古典」時期劃到1936年，即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那一年。我以為不妥，「新古典」時期的終結年代應該以1950年左右為界。凱恩斯在主流經濟學說史中的地位很高，名聲很大。我以為從經濟學說的角度看，凱恩斯的「名聲」大大超過了他的學術貢獻。從學術成就上看，他仍然應該被納入「新古典學派」，但標志著新古典學派的終結。他的名聲之所以那樣大，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創立的宏觀理論為政府幹預經濟提供了根據。從1930年代以後，政府幹預經濟的力度日益加強，導致20世紀40年代發展為「混合經濟」。二是二戰以後直至1970年，資本主義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由於1930年代的危機給西方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於是人們把「政府幹預」以後的經濟增長「歸功」於凱恩斯。三是凱恩斯是英國財政部的高官，參與重大經濟政策，包括國際經濟組織的策劃。而他的老師馬歇爾卻是純粹的學者，凱恩斯可能是開經濟學家直接參與政治先河的代表人物。這是政治決策發生明顯變化的重要標志。凱恩斯以後，英國在經濟學方面「原創性」成果最多且領先的地位也結束了。
馬歇爾有兩個著名學生：一個是庇古（1877—1959），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一個是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他們不迷信老師劃定的經濟學研究范圍，一個把社會公平問題納入經濟學的大雅之堂；另一個把宏觀問題請進經濟學的殿堂。但在對市場經濟的「本體」認識上仍然是「斯密」的；在經濟分析方法的「本體」上仍然是「馬歇爾」的。因此，把他們列入「新古典學派」是適當的。
這就是說，新古典學派把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拓展到「效率、公平和穩定」三大領域。在「效率」方面，把斯密的「物質生產領域」的「市場經濟」拓展到「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盈利性部門。經濟學研究的三個領域成為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三條主線，沒有統一的理論模型，三者之間的關系很有一點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味道。凱恩斯學說確實名噪一時，主流派甚至一度認為微觀問題已經被研究得差不多了，社會的注意力幾乎主要被宏觀問題所吸引。事實當然並非如此。在主流研究中，「效率」是市場機制的事情，即「市場經濟」的事情：「公平」和「穩定」是政府的事情，即「非市場機制」的事情。而對於「市場經濟」來說，政府卻只是作為外生變數來處理，並沒有從微觀上研究「非市場」的「機制」問題。但社會關注的問題不是理論研究的全部，真正的理論家需要以他對社會進步的思考、以他獨特的知識積累、以他特有的熱情和敏銳、以他超群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來「捕捉」和「研究」有關問題。其中，有許多問題是當時社會所「不關心」的，但仍然有一批真正的理論家在「耐得住寂寞」狀態下進行研究。
美國經濟學家科斯在1937年發表「企業的性質」一文，僅比凱恩斯的《通論》遲了一年，可是在很長時期「默默無聞」，直到20世紀40年以後才名聲大噪，被譽為新制度學派的創始人。科斯的論文實際上把「企業組織」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回答了「企業組織」的「性質和原因」。在傳統的「效率」研究中，「企業組織」歷來是作為「價值」的外生變數來看待的，科斯卻把它內生化，並提出「交易費用」的著名觀點，從而確立了「企業組織」在經濟研究

9. 伏格爾法的伏格爾法的步驟

伏格爾法一般能得到一個比用西北角法和最小元素法兩種方法所得的初始基本可行解更好的初始基本可行解。伏格爾法要求首先計算出各行各列中最小的cij，與次小的cij之間的差的絕對值，在具有最大差值的那行或列中，選擇具有最小的cij的方格來決定基變數值。這樣就可以避免將運量分配到該行（或該列）具有次小的cij的方格中，以保證有較小的目標函數值。所以，伏格爾法的基本步驟如下。
1、算出各行各列中最小元素和次小元素的差額，並標出差額最大的（若幾個差額同為最大，則可任取其一）。
2、在差額最大的行或列中的最小元素處填上盡可能大的數。
3、對未劃去的行列重復以上步驟，直到得到一個初始解。
由此可見，伏格爾法同最小元素法除在確定供求關系的原則上不同外，其餘步驟相同。伏格爾法給出的初始解比用最小元素法給出的初始解更接近最優解。

10. 羅伯特福格爾是什麼時候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1926年羅伯特?福格爾出生在美國的紐約市。

福格爾是幸運的。在他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階段，都遇到了世界第一流的經濟學家的指導。

在哥倫比亞大學喬治?J?斯蒂格勒和卡特?古德里對福格爾影響很大，福格爾在寫碩士論文時曾請古德里賜教。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給予福格爾的指導最多的老師有微觀經濟理論的阿巴?樓納和弗里茨?馬奇魯，宏觀經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的伊夫賽?多瑪，數理經濟學的劉大中等。

指導他博士論文的西蒙?庫茲涅茨，對福格爾影響最大。在學生們眼中，「他說話和氣，中等身材，人們在他班上不用很長時間就會發現他是一位頂尖的智者，不僅通曉經濟學，而且也在歷史、人口統計、統計學及自然科學方面有廣博的知識。他的經濟增長課程覆蓋現代技術變化史、人口統計和人口理論，以及利用國民收入總量進行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等分布的比較研究」。庫茲涅茨的課程很有價值。他反復指明經濟學的中心統計問題並非隨機誤差而是數據中的系統性偏誤，而且他傳達一些對付那個問題的一些強有力的方法，特別是重視靈敏度分析的作用。

在福格爾離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時候，他已制定了自己今後十年的兩個研究方向。第一是測量主要科技革新，主要政府政策及主要環境和制度變化對經濟增長道路的影響。第二是提倡更多利用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和統計方法以研究經濟史家們集中注視的長期復雜過程。這兩項目標密切相關。提倡新方法的最好論據是證明在研究具體問題時，例如鐵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些方法比傳統方法優越。新方法有可能以一種方式陳述主要分析問題，使它們便於測量，識別為解決爭議之點所需證據的種類，發展既適合問題又適合現有證據的測量技術，評估研究成果的可靠性。

福格爾的計劃在實施過程中得到有關教授的關心和支持，他們給予他盡可能的財力和物力的幫助。甚至當福格爾還是一名未經考驗的新助理教授時，列昂納爾?W?麥克肯齊提供了幾名研究助理，一名計算機程序員和他所需要的所有計算機機時。

福格爾1958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開始執教，但於1959年又轉到羅切斯特大學。1964年他進入芝加哥大學，1965年在那裡任經濟史教授。1965年，他同時兼任羅切斯特大學的教授職位，1975年他把兩個職位都辭去，而到哈佛大學任教授。但是，對他來說，既要任人口經濟學中心的理事，又要兼瓦格林基金會的理事，所以，1981年，他還是回到了芝加哥大學。福格爾1977年曾任經濟學會會長，1980年任社會科學史學會會長，1978年以後又一直任國立經濟研究局的項目理事。

羅伯特?福格爾以他在計量經濟史方面出色的工作，榮獲了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福格爾的《鐵路和美國經濟增長：計量經濟史學論文集》的出版，標志著「歷史計量學」或「新定量經濟史學」的誕生。這是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同統計推斷原理相結合的一門新學科，用以考察這樣的反事實性問題：如果鐵路從來就不存在，美國的經濟增長率會是多少？對那些反對這一問題的人說來答案是：所有歷史研究實際上都是提出反事實性問題，不過是採用含蓄的而不是直率的方式罷了。

在圍繞「新經濟」史學的興起而展開的熱烈討論中，福格爾堅定地維護《美國經濟史新釋》和《「科學」史學與傳統史學》中明確制定的方法。不僅如此，對於19世紀美國鐵路的經濟影響，福格爾推翻了不少過去的研究；與恩哲爾曼齊心協力，重新考察了美國奴隸制經濟學。美國史是以其受到熱烈的爭論而著名的課題，而《苦難的時代：美國黑奴制經濟學》要算是迄今在美國史方面出版的一本爭議最大的書。康拉德(A.H.Conrad)和邁耶爾(J.R.Meyer)發表在《政治經濟學雜志》1958年4月、10月號上的那篇文章《南北戰爭前的南方奴隸制經濟學》，最先與那種認為奴隸制是一種無效益、不贏利的生產方式的正統觀點唱反調。福格爾和恩哲爾曼接受了這篇經典文章的論點，進而嚴加抨擊像種族主義者那樣地死死維護正統觀點的那些人；堅持認為奴隸制具有相當的效益，並且惟有像南北戰爭那樣的超經濟力量才可能導致它解體。他們的書已多次被譯成別種文字。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對這本書的各種評論文獻就遠遠超過了原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