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

❶ 突变理论的理论应用

企业自身成长中的不确定性和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突如其来的失败或萎缩成为时代的特征，这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系统论的角度，将企业视为非线性系统和复杂系统，并应用非线性系统理论，分析企业发展的规律，探讨企业演化的模式和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20世纪60年代，随着系统论的兴起，系统管理理论引起管理学者和企业家的广泛关注。孔茨（Koontz）认为，“不论是管理着作，还是从事实务的主管人员，都不应该忽视系统方法”，斯科特（Scott）则将系统理论的引入看作是管理理论有别于传统企业发展理论的真正革命。
系统论主要有三大思想体系：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理论。其中，突变理论可以为组织提供一系列关于组织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对其影响的系统分析。谈到突变论时，有必要指出早于托姆的德弗里斯以及他的突变进化论。
多年以来，如何看待世界，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达尔文主要从 “渐变”或“连续性”的角度考察世界，认为自然界的演变是十分缓慢的，这种“渐变论”是当时学术界的主导思想。然而，19世纪末，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的连续变异进化观，既无法解释古生物学中大量存在的“化石断层”现象，亦无从说明变异的遗传本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荷兰植物学家雨果·德弗里斯 (Hugo De Vries，1848-1935)建立了以“物种的突发产生”为主要内容的进化学说突变论。
他在1889年出版了《细胞内泛生论》，以批判的眼光回顾了以前在遗传方面的研究，提出了细胞核的成分“泛生子”（Pangenes）决定遗传特性。1901-1903年，他撰写出版了《突变论》一书，集中阐述了他的生物突变论思想。德弗里斯证明，达尔文强调的那种微小变异不是形成新物种的真正基础，物种起源主要是通过跳跃式的变异—“突变”来完成的。他解答了达尔文学说中许多使人迷惘的问题，回击了一些人对进化论的攻击，从而使达尔文进化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德弗里斯还给出了生物突变的主要特性。它们包括：
(1)突变的突发性。新的基本种可不经过任何中间阶段而突然出现；在进化过程中，突变体的产生无法预见，新突变体一旦出现，就“具有新型式的所有性状”；
(2)突变的多向性。新的基本种突变的形成，是在所有的方向上发生的，所有的器官几乎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都会发生变化；
(3)突变的稳定性和不可逆性。从新的基本种产生的时刻起，通常是完全稳定的。突变一旦产生，就能稳定地遗传给后代，它不具有“逐渐返回其起源形式的倾向”，这种不可逆性可导致突变体直接形成一个新物种；
(4)突变的周期性。突变是周期性出现的，不管研究的材料及其性质是什么，突变出现的几率是有规律可寻。如月见草(正常型)的 7个变种出现的几率为1%-3%；
(5)突变的随机性。突变可发生在生物体的任一部位，突变的发生与外界条件影响之间，新的性状同个体的变异性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
德弗里斯和托姆的突变论观点具有普遍的意义，它转换了人们认识的角度，使人们可以用非连续进化观，进入一个迥异于连续性进化观的世界，从而成为当今世界上应用极为广泛的现代方法论之一。同时，突变论作为一门着重应用的科学，既可以用在“硬”科学方面，又可以用于“软”科学方面。特别地，对洞察企业发展的演化过程，把握企业发展的规律，指导企业的经营实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启示作用。 企业在制定决策的时候，往往会碰到这样的两难抉择：到底应该对原来的技术进行改进，还是要研发新的技术来替代？或者更一般地，企业在推行变革、再造和创新的时候，是渐进式的还是突变式的？是改良还是改革？大体而言，企业往往偏好在其熟悉的、更接近现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在成熟的技术上不断改进。
涉及企业改革时亦大致如此，很多情况下大家会力主和风细雨式的渐进变革。这种想法占上风的理由似乎很充足：企业发展要求稳，稳健发展，切忌急功近利、急躁冒进，避免出现大幅变化的“巨涨落”；要稳中求变，一步一步变化，从量变到质变，稳扎稳打，凡事要控制在平衡态，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会欲速则不达，甚至哗变。
再则，还有路径依赖一说，即事物演化对其发展道路和适用规则的选择有依赖性，一旦选择了某种道路就很难改弦易辙。然而，对改良式技术创新和渐进式变革的负面问题要有充分的认知。
改良型技术创新虽然能很快会被市场上的主流消费者所接受，但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改进，改良型创新可能会导致产品的性能过剩。就变革而言，渐进式的改进其实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企业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大格局的研判是准确的。否则，南辕北辙，拾遗补缺式的改良只会导致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改良的后果只是在原本已经盘根错节积弊深沉的系统中加剧复杂，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渐进式变革是一种从外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企业中冲突的内在动力和本质，就象在数字化技术中全力研究模拟技术的日该企业一样，付出很多但却无法得到回报，甚至因此而落败。更何况，正如一位智者所言，“财富永远来源于更好地突破现状、把握未知，而非更好地完善已知”。人们更加倡导通过反梯度推移，实现组织的突变型再造和创新。所谓反梯度推移，是指不是象通常那样序贯的、顺次的、梯度的推进，而是渐进过程的中断，非平衡发展的突变和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
熊彼特在总结他所观察的现代经济演化特征时指出，推动进步的力量，并非来自过去经验的累积，而在于颠覆性的全盘创新。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亦提出“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概念，他特别强调新旧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换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转换；范式的改变是世界观的改变，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在转型变革期，企业的再造和创新绝不是一次改良运动，而是重大的突变式改革。
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企业变革和再造是对固有基本信念的挑战。这些信念是“隐藏在暗处的顽石”，深深植根于企业内部，影响企业员工的心智模式，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展开、业务流程的设计和执行起基础性作用。由于当今世界的商业环境及游戏规则已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往的商业逻辑，必须对企业既有的、视为当然的基本信念进行相应的批判性审视，促进基本信念的重大转变，使组织里的每个人都开始关心“做正确的事”而非“把事做正确”。突变型再造和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地矫正轨道，使企业永远向着正确的方向，而非如何在现有的轨道上跑得更快。
（2）企业再造和变革不是要在业绩上取得点滴的改善或逐渐提高，而是要在经营业绩上取得显着的改进。企业变革和再造要基于某一崭新的理念而展开，不是对组织和流程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对组织的再造，对业务流程的重建，对“零和竞争”的超越，对新市场的开辟，从而使企业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如企业通过挖掘顾客的潜在需求，采用突变型技术取代原有的传统技术，通过与市场意见领导者进行沟通和对消费者进行再教育等方式影响市场，采取主动性营销策略，挖掘商机，创造新的市场格局和丰厚的新的利润源。
（3）突变是摆脱积重难返的旧体制和复杂系统巨大惯性的唯一出路，唯有通过突变和创新，方可实现企业从旧质转化为新质的爆发式跃迁。在明晰事物的真相和问题的症结后，就要大刀阔斧从容不迫地施行变革，置死地而后生，从根本上使企业走出困境。 着名的洛仑兹蝴蝶效应现象，是指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极小的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巨大差异。
1979年12月29日，当美国科学家洛仑兹在华盛顿美国科学促进会，以“可预言性：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吗？”为题演讲的时候，人们对蝴蝶效应也许还缺少切实的体会，但随着事物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系统越来越庞大复杂，蝴蝶效应越来越显着，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2003年北美历史上发生了最严重的大停电事故，造成了6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经联合调查小组的专家证实，其原因却非常简单，不过是一些长得过分茂密的树丛使俄亥俄州克里夫兰附近的电线短路。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信息化时代，蝴蝶效应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人工系统，均有蝴蝶效应发生，产生的影响力和冲击力也十分巨大。
突变理论、蝴蝶效应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蝴蝶效应还改变了人们对企业的传统认识，即企业可以在一个稳定环境中按照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有序发展。现代企业是一个由人的因素、技术的因素和环境因素构成的多项、共时和互动的复杂系统，由于对初始条件的高度敏感性，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引起企业的巨大变革，企业发展面临更大的突变性和不可控制性。
在这样一个复杂且充满突变的时代，企业正被一些越来越细小和看起来不重要的事件所左右。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道消息，通过互联网可能会迅速传遍世界，蝴蝶效应使越来越多的企业被莫名其妙地卷入危机的旋涡，有些甚至因此而走向崩溃；相反，也可能因为一件事情做得恰到好处正当其时、一个主意很独特而被大事渲染，一夜走红，闻名天下，进而被模式化、标准化、连锁化而坐收渔利。
在市场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流程化、标准化、制式化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与企业之间在战略、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从这种意义上讲，企业就是细节，市场的竞争就是细节上的竞争。
21世纪的商业时代，是一个以1%决定胜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个细节就可以左右企业的成败和兴衰。如果说一个企业在产品或服务上注重细节的改进，也许只给用户增加了1%的方便，然而企业得到的却是客户100% 的购买行为。因为当客户做出购买决策前，自然会货比三家，在同质市场上，相同的材料、相同的产品功能等“相同项”都被抵消了，对决策起作用的就是那1%的细节。正是1%细节的比较优势打动了客户，赢得了市场。这也应了密斯·凡·德罗的一句话：“魔鬼在细节”。
密斯·凡·德罗作为20世纪世界四位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指出，不管你的建筑设计方案如何恢弘大气，如果对细节的把握不到位，就不能称之为一件好作品。细节的准确、生动可以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细节的疏忽会毁坏一个宏伟的规划。 决策本质上就是把不确定性的东西加以确定。决策者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敢于拍板、敢于担当；当断不断，必为所乱。在做决策的时候，不追求绝对最优的决策，转而追求简洁高效的满意解甚至非劣解（Pareto解）即可。
形而上地讲，最优解只存在于数学逻辑和理念中，现实世界中的最优解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不仅是因为人的理性和精力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从根本上否则了得到绝对意义上最优解的可能；而且为得到最优解通常需要足够的信息，而信息的获得是需要代价的。
这自然就引出一个在这些信息支持下获得最优解产生的收益（得）与为得到这些信息本身所付出成本（失）之间的权衡问题，会不会出现“得”不偿“失”的情况？再则，也是在此处要特别强调的是，突变论指出高度优化的设计（最优解）很可能有许多不理想的性质，因为在结构上、性能上追求最优，常常鲁棒性很差，稳定性不高，对方案中可能的缺陷具有高度敏感性。
最优解要求系统各部分衔接每次都准确无误，而当系统一旦有问题（现在的系统几乎都是多因素、共时、互动的复杂巨系统，出问题的概率是很高的！），其承载能力将会突然变小，出现突然的全面的“灾变”，产生特别难于解决的破坏性，以致让系统彻底瘫痪。 21世纪以来人类进入了网络时代，今天的经济已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开放的经济和一体化的经济，是一个既高度分工又高度综合集成的经济，诸如资金、人员、管理和品牌等资源不再象以前那样受到空间的限制，而是更加方便和自由地流动。
交通和通讯的极大便利以及IT技术和互联网的强力渗透，把人类紧紧相连。每个企业不过是庞大网络体系中的一个节点，彼此制约，相互依赖。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突变都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飞速传播，冲突变理论创始人击波迅速放大，其频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企业将面临更为动荡的商业环境。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使企业不得不在一个蕴含更多不确定性和突变性的商业风险和危机中打拼。在过去的几年里，施乐、山登、广本、美林证券、亨氏、肯德基、宝洁、卡夫、强生、联合利华、雀巢、哈根达斯等跨国公司，以及本土的中航油、长虹、光明乳业等都曾被卷入危机的漩涡之中。而一些曾经无限风光如日中天的企业，如美国的安然、世通、安达信，英国的巴林银行，香港的百富勤，中国大陆的巨人、德隆、中天勤、银广夏、亚细亚、飞龙、巨能钙等几乎是在倾刻间不复存在，就像汇丰集团主席庞·约翰所说的那样：“过去摧毁一座金融帝国可能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现在，即使是经营了上百年的金融帝国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倾塌”。
突变理论在在自然科学的应用是相当广泛的。在物理学研究了相变、分叉、混沌与突变的关系，提出了动态系统、非线性力学系统的突变模型，解释了物理过程的可重复性是结构稳定性的表现。在化学中，用蝴蝶突变描述氢氧化物的水溶液，用尖顶突变描述水的液、气、固的变化等。在生态学中研究了物群的消长与生灭过程，提出了根治蝗虫的模型与方法。在工程技术中，研究了弹性结构的稳定性，通过桥梁过载导致毁坏的实际过程，提出最优结构设计。
突变理论在社会现象的一个用归纳为某种量的突变问题，人们施加控制因素影响社会状态是有一定条件的，只有在控制因素达到临界点之前，状态才是可以控制的。一旦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它就表现为控制因素所无法控制的突变过程。还可以用突变理论对社会进行高层次的有效控制，为此就需要研究事物状态与控制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稳定区域、非稳定区域、临界曲线的分布特点，还要研究突变的方向与幅度。
通过突变理论能够有效地理解物质状态变化的相变过程，理解物理学中的激光效应，并建立数学模型。通过初等突变类型的形态可以找到光的焦散面的全部可能形式。应用突变论还可以恰当地描述捕食者----被捕食者系统这一自然界中群体消长的现象。过去用微积分方程式长期不能满意解释的，通过突变论能使预测和实验结果很好地吻合。
突变论还对自然界生物形态的形成作出解释，用新颖的方式解释生物的发育问题，为发展生态形成学作出了积极贡献。
突变论对哲学上量变和质变规律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很长时间以来，关于质变是通过飞跃还是通过渐变，在哲学上引起重大争论，历史上形成三大派观点：“飞跃论”、“渐进论”和“两种飞跃论”。突变论认为，在严格控制条件的情况下，如果质变中经历的中间过渡态是稳定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渐变过程。质态的转化，既可通过飞跃来实现，也可通过渐变来实现，关键在于控制条件。
应用突变论还可以设计许许多多的解释模型。例如经济危机模型，它表现经济危机在爆发时是一种突变，并且具有折迭型突变的特征，而在经济危机后的复苏则是缓慢的，它是经济行为沿着“折迭曲面”缓慢滑升的渐变。此外，还有“社会舆论模型”、“战争爆发模型”、“人的习惯模型”、“对策模型”、“攻击与妥协模型”等等。突变理论能解说和预测自然界和社会上的突然现象，无疑它也是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得力工具之一。
突变论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大英网络年鉴》1977年版中写道：“突变论使人类有了战胜愚昧无知的珍奇武器，获得了一种观察宇宙万物的深奥见解”。
自然，突变论的应用在某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在将社会现象全部归结为数学模型来模拟时还有许多技术细节要解决，在参量的选择和设计模型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此外，突变理论本身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突变论的方法上也有许多争议之处。
总之，突变论问世以来，引起褒贬不一的评述，正象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经历一样。着名数学家斯图尔特客观地评价了突变论，他写道：“适当地理解突变理论，可以为人们生存的世界提供新颖而深入的见解。但它还需要加以发展、检验、修改，经历一般成为可靠的科学工具的全部过程。但我毫不怀疑，也不是宇宙中的唯一事物”。
突变理论在许多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应用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相信它在中国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突变理论-图示解析
突变理论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数学学科。一种自然现象或一个技术过程，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常常会从一个状态跳跃式地变到另一个状态，或者说经过一段时间缓慢的连续的变化之后，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会产生一种不连续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突变现象。
这类突变现象在大自然里以及在技术过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一定质量的气体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之下会变成液体，天气的突然变化会产生暴风雨，地壳的剧烈运动会引起地震，桥梁的扭曲会导致断裂，容器里的几种物质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会发生化学反应，胚胎的发育，等等，这些现象都是突变现象。
以前科学家们在研究这类突变现象时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其中主要困难之一就是缺乏恰当的数学工具来提供描述它们的数学模型。1969年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在他的题为《生物学中的拓扑模型》一文中，首次在奇点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描述突变现象的数学模型。稍后，他在着名的《结构稳定与形态发生》一书中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这就是现在人们所称的突变理论。
泽曼机是E.C.泽曼为阐述突变理论而构造的一个力学例子。D是一个半径为1的圆盘，它可以围绕xy平面的原点O自由转动。A是xy平面上的一个固定点，AO的长为3,B是圆盘上的一个固定点，取两条长度为1的弹性带子，把其中的一条的一端固定在点A,另一端固定在圆盘上的点B处；另一条弹性带子的一端固定在B处，另一端C在平面上自由移动。当点C在平面上连续变动时，只要BC的长度大于1，那么在弹性力的作用下，一般说来，圆盘是跟着C点的移动而连续地转动。
在实验中发现，当C移动到某些点时，圆盘会从一个状态跳跃到另一个状态，发生了不连续的变化即突变。通过实验就可以看到这种突变点构成一条如图1 突变理论所示的尖点状的曲线。对这样一个力学系统的运动，取直线OA为y轴，首先找出刻画圆盘状态的参数，可以用OB与OA的夹角θ来刻画圆盘的状态并称θ为状态参数，或称内参数。点C的运动控制着圆盘的运动，所以点C的坐标(x,y)就称为控制参数或外参数。
由胡克定律可知，这个力学系统有个势函数。当两条弹性带子的长度分别为l1、l2时，它们的总势能为 ，式中 ，将


代入V,可以看出V是θ、x、y的函数。由极小势能原理可知，当点C的坐标为 时，圆盘状态 应使 为势函数 的极小值。也就是说，这个力学系统的状态 应满足方程式 。在三维空间中，方程式确定一曲面，记作MV并称它为状态曲面或突变流形。它上面的点代表这个力学系统的一个状态。从奇点理论研究的结果知道，可以选取适当的坐标使得函数V在新坐标系中有很简单的分析表达式：

而状态曲面MV由方程

所决定。这个曲面图形如图2所示。
几何上曲面MV是这样描述力学系统运动的：为了使图看起来清晰，把u,υ平面沿φ轴向下平移一个距离，ⅩV表示MV到(u,υ)平面的垂直投影，曲面MV的两条折叠线在ⅩV下的像是一条尖点曲线α，给定一点，圆盘的状态应该使
,
即是曲面MV上的一点 Q0，亦即通过点(u0，υ0)平行于φ轴的直线与MV的交点就是。当控制参数p=(u,υ)在平面上沿一条曲线从p0连续地变到p1,p2时，相应的代表系统状态的点Q就从Q0连续地沿着曲面上一条曲线变到Q1,Q2。但当点p通过曲线上的点p3时，相应的代表系统状态的点Q就从曲面的折叠处（悬崖上）掉到曲面的下面一叶上的点Q3，这就是代表系统状态的点Q产生了不连续的跳跃，即描述了系统的突变运动。
曲线α具有重要性质：当控制参数(u,υ)穿过它时，系统状态产生突变。曲线α看作点集并称为突变集，而ⅩV称为突变映射。研究一下曲面MV和映射ⅩV:MV→就可以看到曲线α就是映射ⅩV的奇点集在ⅩV下的像。因此，若要找突变集，首先是要求出ⅩV的奇点集。
由这个力学的实例可以概括出研究突变现象的数学方法：
① 确定刻画系统状态的参数及系统的控制参数。在上例中就是确定出刻画圆盘的状态的参数θ以及控制参数(x,y)。
② 确定支配系统的势函数在控制参数为时系统的平衡态使得势函数p取极小值，在上例中就是找出系统的弹性势能。
③ 确定系统所有可能出现的平衡态构成的空间Mp,Mp是中由方程式

所确定的子流形。
④ 研究Mp到上的投影→，以记 的奇点集，中的称为分歧集。它确定了突变可能发生的范围。一般说来，势函数可以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托姆关于基本突变分类定理告诉人们，尽管势函数 p千千万万，但是只要势函数的控制参数的个数不超过4,用奇点的语言就是：的余维r≤4,结构稳定的势函数的拓扑型（即在坐标的微分同胚变换之一）只有七种类型。

❷ 变异性分析能够有效反映变量间相互关系吗

如果想知道数据分散程度，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全距来了解，全距的计算方法是：用数据集中的最大数减去最小数。

数据中的最小值称为下界

数据中的最大值称为上界

全距=上界-下界

举例：比如想知道班级里男生的身高范围，就可以统计班级里男生身高数据，用最高值减去最低值。

异常值
全距是描述数据集分散程度的简便方法，它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假设我们有以下一批数据

1，2，3，4，5

下界为1，上界为5，全距为5-1=4。

如果增加一个值10，会发生什么变化？

1，2，3，4，5，10

下界保持不变，上界增至10，新的全距为10-1=9。

没有10时，以上两批数据是相等的，但因为10的加入，数值分布的描述差生了巨大差距，这个10就是异常值。异常值的存在让全距对数据描述变得不准确。

四分位距（迷你距）
为了忽略异常值，我们会构建迷你距，来忽略异常值。我们不再度量整个数据集的全距，而是找出这个全距的一部分——不包含异常值的部分。

构建四分位数

将一组数据集从小到大依次排列，中位数正好落在中间Q2的位置上。

Q1为下界与中位数间的中位数，称为下四分位数。

Q3为上界与中位数间的中位数，称为上四分位数。

四分位距=上四分位数-下四分位数=Q3-Q1

四分位距的优点：与全距相比，四分位距剔除了头尾25%的数据，仅适用了中间50%的数据，较少受到异常值的影响。

❸ 语言学的相关问题

以下摘自＜电大在线＞专题讲座二：什么是语言学，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2·1 语文学和语言学
2·2·1 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科学。以人类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它的性质、起源和结构原理的称为普通语言学，以某一具体语言（例如汉语、英语等）为研究对象的称为××语语言学，如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等等。具体语言的研究是普通语言学的基础，因为语言的共性结构原理都是从具体语言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语言对人的关系犹如空气、水和食物那样，既直接，又重要，因而在二千多年前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对之进行研究。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语言学家，对语言发生兴趣并对之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哲学家、经学家或其他什么“家”，研究的对象是记载典籍的书面语，任务主要是解释典籍的确切含义，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服务，因而人们将它称之为语文学。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很晚，至今也不过二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古代的语言研究不能列为语言学？因为一门科学的建立有它自己的条件或标准，这就是：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任务是解释所研究对象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有揭示规律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古代的语言研究不符合这些条件，不能算作语言学。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语言研究才从语文学发展为语言学，因而我们还需要从语文学开始讨论语言学的问题。

2·2·2 语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发源紧密相关。它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小学。它们初期的研究兴趣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就是都集中探索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的性质。分两大派。一派认为用什么样的音去表达什么样的义是有理可说的，一派认为音义的结合是无理可说的，纯粹由社会约定。前者可以称之为理据派，后者可以称之为约定派。希腊—罗马传统的研究，这种对立的意见后来演变为类比论（analogia）与变则论（anomalia）的争论。类比论强调语言结构的规则性，认为词入句之后所产生的形态变化是可以“进行类比”的，而变则论强调的是人的天赋能力和语言结构的不规则性，认为不管语言显得多么不规则，人们照样能够接受和运用。类比论是约定说的继承和演化，而变则论是理据说的继承和演化。这两种对立的意见各有自己的语言事实的根据，互相驳难，因而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这种原则的冲突有时表现得很隐蔽，有时表现得很明显，这可以视为语言学思想和实践的历史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特色”（罗宾斯，1979，26）。不过就总体来看，希腊—罗马传统的约定论始终占主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语言理论大多是这一理论的演化。印度传统的发展趋向基本上与此相同，不赘。在中国，这种论争就是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与希腊—罗马传统不同，汉语始终以理据性的意见为主，我们前一讲在讨论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时候已有所述，这里不想重复，只想就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作一点补充。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自源性的文字一定适合它所记录的语言结构原理。汉字是自源性的文字，其中的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字的形声体系是理据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理。在汉语传统的研究中，人们没有怀疑过这种理据性编码的性质，大致都围绕着字的理据进行研究，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语言学家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才一股劲儿鼓吹约定说，全盘否定理据论，中断了自己的研究传统。这个问题后面有详细的讨论，这里从略。

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争论虽然肇始于哲学，但它已涉及对语言结构的性质的认识。用语言进行交际，听起来是一串线性的音流，但实际上负载着信息，因而人们常说“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物”。组成音流的“码”就是前面所说的语言符号，是话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的音义关系始终是语言研究中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认识和把握这种关系必然会影响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汉语研究传统为什么会不同于印欧语的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其终极的原因就在于此；即使在现代，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也正影响着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后面的几章实际上都是顺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2·2·3 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对后世的语言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希腊—罗马传统。它的奠基性的理论，粗略地说，就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这种逻辑理论将现实分为十个范畴：实体、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实体（substance）是本质，其他九个范畴是偶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例如“李宁是运动员”这样一个命题，“运动员”是偶有的属性，因为李宁小时候并不是运动员，而退役以后又成为企业家，是可变的，而“李宁”不管是运动员还是企业家，始终是“李宁”，是不变的。实体在命题中的主要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判断的结构来说，主体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这就是说，九个偶有性范畴都是表述实体的，而实体不表述别的范畴；或者说，偶有性范畴都存在于主体之中，任何性质、数量、关系等都只能是主体的性质、数量和关系，等等。这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的基本思路，他的语法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能充当主词的词是体词（substantive word），或者叫做名词；能充当宾词的词就是谓词（predicative word），或者叫做动词；句子的结构与逻辑判断（命题）相对应，因而处于主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主语（subject），处于宾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谓语（predicate）。主词和主语，宾词和谓语，在汉语中是两个不同的词语，而在印欧系语言中原是同一个词，即主词和主语都是subject，宾词和谓语都是predicate。语法和逻辑的关系，根据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简化为如下的结构公式：

逻辑： 实体------------偶有性

主词------------宾词

语法： 主语------------谓语

体词------------谓词

名词------------动词（包括后来所说的形容词）

传统的语法理论、词类的划分以及词类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对应关系大体上就是根据这样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句法结构和逻辑思维形式的关系非常密切。

亚里斯多德的这种以二分法为基础的思维理论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希腊语是屈折语，有词形变化（accidence）：名词有性、数、格之分，动词有时、体、态、式之别。词出现在句中不同位置上的变化是词的偶有属性，而词则是从其偶然的属性中抽象出来的不变的单位，是出现在各种“偶然属性”中的“实体”。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如果亚里斯多德说的是另外一种结构类型的语言，他就会建立起另外一套逻辑理论体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据周法高，1970，147－148）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指出：“亚里斯多德的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而这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希腊语正供给我们这些观念，离希腊语而谈范畴，而范畴断不能是这样子了。”不同地区的学者都有与此类似的看法，用不着一一列举。这种在语言结构基础上产生的思维理论一旦形成，就可以反过来成为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研究，宽泛地说，以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为基础分析语句的结构，从而得出主语、谓语和名词、动词之类的概念。公元2-1世纪，特雷克斯（D.Thrax）写了一本《希腊语语法》，以词的形态变化为主进行语法研究，并成为后世语法研究的楷模。这种语法研究的重心虽然发生转移，但没有脱离亚里斯多德的语法学说的框架。总之，肇始于亚里斯多德的一些语法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说明印欧语的句法结构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希腊—罗马传统的语言研究的重点是句法和词形变化，语音的研究依附于语法，没有独立的地位；基本上不讲构词法，虽然偶尔谈到派生（derivation）或构词（word-formation），但分量很轻，缺乏独立性。或许可以说，这就是希腊—罗马传统的语言研究的特点。

2·2·4 印度也是语文研究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其代表就是巴尼尼语法。印度有文献记载的最早语言就是公元前一千年的《梨俱吠陀》的吠陀梵语。梵语是一种印欧语，和希腊语、拉丁语都有渊源关系，不过它的研究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传统，与希腊—罗马传统无关。

巴尼尼（Pa#nÊini）是人名，根据《大唐西域记》，他大概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出生于娑罗睹罗（Śala#tula），在现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附近。“吠陀”（veda）是一种经文，巴尼尼语法是解释、诵读这种经文的一种师徒相传的口诀，它本身的体裁就是一种经体（sãtra)。由于语言的发展，巴尼尼时代的语言和吠陀经的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掌握文化大权的祭司阶层（婆罗门）为了保持其所垄断的神圣经典的完整，实行了本阶层内部口头相传的各种严格的诵读方式。由于这种特殊的背景，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的印度传统对语音的研究很细致、准确，词的结构的分析也很严密而具体，已经明确地分出词根、词干、词尾、前缀、后缀、派生词、复合词等等。这就是说，它的研究重点是语音和构词法，而这正好是希腊—罗马传统的薄弱环节。梵语既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和希腊、拉丁等语言有亲属关系，相互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因而它的研究成果很快被欧洲人吸收，形成了两个语言传统的结合，使语言的研究从语文学走向语言学。

2·2·5 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都是各自独立形成和发展的。到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一些学者也相继来到印度。与语言研究发生直接影响的是西方人发现了印度的梵语，认为地处东西两端，相互没有交往，梵语怎么会这么“像”希腊语、拉丁语等欧洲的语言？这促使人们去思考语言间的关系。187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加尔各答皇家亚洲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提出梵语与希腊语、日耳曼语、拉丁语等有亲属关系的假设：

梵语，不论其历史如何，有绝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善，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提炼得更高雅，但它与二者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都非常相似。这种相似不可能是偶然的。……任何哲学家在研究梵语、希腊语和拉丁时都不能不认为，这些语言来自同一个原始语（proto-language），而这种原始语也许不存在了。由于类似的道理……可以认为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也与梵语同源。

这一演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人们对语言关系的看法，并且引发了对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的比较研究的热潮，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这样，印欧语的两大研究传统相互结合，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印欧语研究传统，使语言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标志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语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书面语，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孤立的语言，而是比较不同语言结构的异同揭示语言关系的共性规律，而就历史比较语言学来说，就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就不同语言有无共同来源而将不同的语言分为若干个语系，平常说的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就是根据有无共同来源而进行的语言分类。19世纪的语言学，可以说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从历史比较语言学诞生的时候开始，语言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是哲学等其他学科的附庸。

语文学是英语philology的汉译，语言学的英文是linguistics，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但在汉语中，语文学和语言学仅仅是一字之差，但相互有重要的区别。概括起来，主要有：

1、语言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其任务是通过语言结构异同比较的研究探索语言相互关系的共同结构原理，或者说，通过语言特点的研究揭示语言共性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一样，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不是其他科学的附庸；

2、有独立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诞生之初就是历史比较法；

3、用来研究的材料，语文学是书面语等“死”材料，而语言学则主要是方言、亲属语言等“活”材料，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死”材料，进行历史比较的研究，借此对“死”材料作出“活”的解释，揭示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进入20世纪，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产生“语言中心主义”的语言的转向，完全以口语为研究对象，排斥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因而书面语也就失去它在语言研究中的应有地位。这种倾向直到20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得到初步的纠正。

人类语言的研究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还很年轻，其内部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特别是其中的语义规律，有待于人们去挖掘。

2·2 科学思潮的更替和语言学的发展

2·2·1 语言学自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之后，它的发展与科学思潮息息相关。语言学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始自历史比较语言学，它的诞生与生物进化论思潮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历史比较法就脱胎于研究物种变异的生物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

将物种变异的比较方法用于语言的研究，首先产生了一种语言理论模型，这就是谱系树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语言学家叫施莱哈尔（August Schleicher）。1863年他仿效生物遗传发展的思路，在《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中将语言间的关系系谱化，认为语言也是有“生命”的，有生、老、病、死的各个演化阶段。一个原始母语（proto-language）会生发出若干个女儿语（daughter languages），而随着这些女儿语的诞生，这个原始母语也就随之消亡了；之后，每一个女儿语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同样的分化，生发出若干个孙儿语……，如此往复，形成今天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有共同来源的诸语言组成亲属语言，可以对之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个理论模型的特点是只注意语言的有规律的分化，而不管语言之间的横向相互影响，有它的片面性。1872年，施密特（J. Schmidt）提出“波浪”说与之抗衡，认为语言的演变犹如在一个水塘里扔进一块石子儿所引起的波纹那样，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假定有语言A、B、C、D、E、F、G，D的变化会扩散到A、B、C和E、F、G，使A、B、C和E、F、G具有D的一些特点；距离波源越近，受影响的程度也就会越大，因而相互的共同点也就越多。其他语言A、B、C和E、F、G也可以发生类似语言D那样的变化，因而使不同的语言间呈现出一些相同的特点，不同于每一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使语言演变规律产生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谱系树说和波浪说是两个对立的理论模型，前者着眼于语言在时间上的有规律的发展，使语言间呈现出生物系族那样的异同关系，可以对有共同来源的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后者着眼于语言在空间上的扩散，强调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和对语言演变规律的干扰。这两个理论模型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互补，可以各自弥补对方的一些弱点。它们对语言学往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继承和发展谱系树理论的是青年语法学派。19世纪的70年代是青年语法学派独步天下的时期，特别是1876-1878的三年，发表了一系列对后来语言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语音规律无例外，二是类推作用。这两条是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标志。过了一百年，人们在回顾语言研究发展道路的时候，发现青年语法学派的基本语言理论“在今天看来只是有所修改，根本没有被取代”，值得今天的语言学家去纪念发表在百年前的一组青年语法学派的论文（罗宾斯，1979，225，234）。根据“语音规律无例外”的理论设想，语音规律是不应该有例外的，但实际上却可以到处见到例外，因而认为城市的语言不纯，需要到乡村去调查方言，相信在方言中可以找到语音规律无例外的例证。客观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但出乎意外的是，方言中也可以到处见到例外，这就促使方言地理学的诞生，提出“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否认音变的规律性。“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是历史语言学中的两个对立的口号，代表两个对立的学派，相互争论和驳难。如果说，主张“语音规律无例外”的青年语法学派是谱系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着眼于语言在时间上的演变，那么主张“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方言地理学派就是波浪说的延续，着眼于语言的空间扩散。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是语言学往后发展的两种基本思路。大致说来，结构语言学的语言系统说、转换-生成学派的语言理论大致与时间观的联系比较密切，像青年语法学派那样都强调语言演变的规律性或语言结构的系统性；而语汇扩散理论、语言变异理论则着眼于语言内部的结构成分的竞争，强调语言演变的不规则性和系统内部的结构参差。这两种类型的语言理论大体呈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状态，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时间 空间

谱系树理论 波浪理论

青年语法学派 方言地理学派

结构语言学（含转换-生成理论） 语汇扩散、语言变异

横向的两种理论基本是对立和竞争，互揭短处和矛盾，因而对促进语言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纵向的理论之间虽然理论上有对立和发展，但就语言观来说，是相通的，后起者大致都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如表时间的几种理论都强调语言研究对象的纯一性和同质性（homogeneity），而表空间的几种理论所强调的是语言的有序异质性（orderly heterogeneity）。对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这样一个大致的发展脉络，我们就容易把握每一种理论的地位。

2·2·2 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结构语言学的诞生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新时期，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原子主义”倾向，开始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这种理论和方法的诞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是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的发展（索绪尔本人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一个有影响的成员），也与科学思潮的演变有关。19-20世纪之交，科学发展的思潮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机械论的认识论开始崩溃，“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到处都碰到那种令人惊异的复杂性，甚至连原子这样的基本物理实体内部也是这样。牛顿机械论对这种复杂性作出解释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怀疑。相对论在物理学领域代之而兴起；在微观物理学领域，接替机械论的是关于量子理论的科学”（拉兹洛，1985）。“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代替机械论的认识论是科学发展思潮的一次深刻转折，在语言研究中首先反映这种思潮的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建立以语言结构单位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价值学说，提出“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着名论断，并从语言结构单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两个方面去研究语言的“形式”和“价值”。这种学说是当时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一种典型反映，托夫勒将它称之为“拆零”（请参看普里戈金等，1984）：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至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种技巧也许是在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练的技巧。在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法就是我们常说的ceteris paribus，即“设其他情况都相同”。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就是这种“拆零”的方法论的杰作：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和言语，把言语排除出语言的研究；语言的“内”与“外”，把“外”排除出去；语言“内”的共时和历时，把历时排除出去；共时中的语言单位的实质和形式，将实质部分排除出去，最后就只研究共时状态下的语言形式，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只研究某一时点的语言结构，排除任何言语的、语言“外”的、历时的因素的干扰。这或许是索绪尔为实现他的语言系统说而付出的一种代价，因为不排除这些因素，他就无法完成对“形式”和“价值”的研究。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说使语言研究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子主义”转化为系统论。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这一转折一般被称之为“索绪尔的革命”。

2·2·3 反映科学发展思潮的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语言学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结构语言学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学派。结构语言学一般分为三个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布拉格学派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说：哥本哈根学派强调语言的形式，布拉格学派强调功能，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则主要强调语言的组合关系，从分布入手考察语言的结构。哥本哈根学派由于想建立一种能适合于人类一切语言的理论，因而很抽象，在实际的语言研究中影响不大。布拉格学派由于二次大战的暴发而解体，其中不少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如雅科布逊等，都到了美国，与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合流。后来法国的马尔丁内（A.Martinet）继承和发展了哥本哈根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理论精神建立了他的功能语言学，成为结构语言学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代表。从总体来看，在三个结构语言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它一枝独秀，成为语言学发展中的一个主流学派。这个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语言结构单位量子化，提出“位”（-eme: phoneme, morpheme, lexeme……）、“素”（-etic: phonetic……）、“区别特征”等概念，使语言学挤身于当代科学的行列。“位”“素”“区别特征”是语言系统的最小结构单位，相当于化学中的元素。雅科布逊在回答他父亲（一位化学家）的“你为什么要搞语言学”的提问时，说得非常明确、干脆：“语言学与化学没有不同，我要找出语言成分结构中有限的基本结构单位来”（Mehta, V.，1971）。他为人类语言找出12对区别特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译文请参看《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3、4期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雅柯布森文集》）。

从青年语法学派开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地限制于个人方言（idiolect）。个人方言是指“一个说话人使用一种语言与另一说话人在一次交谈时可能说出的全部话语”（Bloch,1948），而集体的语言习惯只不过是语言学家比较个人方言而得到的某种平均数，不能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自索绪尔以后的语言研究为什么要区别语言与言语、共时和历时？为什么把语言研究的对象局限于语言的共时状态？目的就是要在个人方言的研究基础上建立相关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在很多方面与结构语言学不同，但语言研究的对象应该限制于个人方言这一点上，则与索绪尔以来的语言研究无异，甚至将其推向极端，因为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是“一个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团的一对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语言能力，与其具体运用语言时表现出来的差异无关。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他们以语言与言语、或能力与运用的区分为基础而进行的语言研究，实质上都是“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这一科学思潮的发展的反映，在自己所进行的研究领域内建立起一个“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这种语言观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因而又引起语言研究方法论的一次新发展，具体表现为语言变异理论的诞生和语义研究的发展。

2·2·4 新的科学发展思潮与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兴起和发展有关，在科学研究中引入原来被系统论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的随机性、复杂性、偶然性的因素，认为“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即在所有的层次上，从基本粒子到宇宙学，随机性和不可逆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奇怪的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意想不到的复杂性并没有减缓科学的前进，恰恰相反，它促成了一些新的概念结构的产生，这些新的概念结构正是我们今天认识物质世界所必须的”（普里戈金等，1984，26，27，34）。科学研究中引入随机性、复杂性、偶然性的因素，这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来说，就要改变原来“拆零”的方法，把研究对象从理想状态中的研究转化为实际状态的研究。语言学从科学思潮的这种发展中吸取于己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认为不能把个人方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应该到社会中去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考察人们之间的语言差异和这些差异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提出这一设想、并付诸社会实践的是以拉波夫（W. Labov）为代表的语言变异理论。他与魏茵莱什（U. Weinreich）、赫尔作格（M. I. Herzog）合写的《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一文一再强调以个人方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研究的局限性，主张到语言社团中去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这种实际使用的语言可以称为社会方言。社会方言是一个老概念，过去与地域方言相对，偏重于社会集团的一些特殊用语和对某些辞语的特殊理解，范围非常狭窄。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方言是指与个人方言相对的社会人群实际使用的语言现象。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个人方言到社会方言，这又是语言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次转折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克服了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矛盾。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是个人的，但是研究社会的语言时却

❹ 平行研究与变异研究的异同

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的两大研究领域之一,该研究不但是一个有待开垦的处女地,更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从变异学角度重新审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可以揭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比较与阐发之中的变异规律,涉及当今学术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从学理上阐析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的具体内容和生成机制可知: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相互阐发中出现的误读、误解等变异现象是此类研究的对象;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和话语规则的不同是导致阐发变异的根本原因,而决定阐发的则是话语权

❺ 汉语言文学专业考研的话 考哪个方向比较好

具体包括8个方向

050101文艺学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5010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顾名思义，包括语言和文学两个大的专业。按照教育部对学科门类的划分，它主要包括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8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下面，又分若干个研究方向。当然，具体到每个学校，这8个二级学科不一定都会设置硕士点；研究方向的划分，不同院系也是根据自身的科研条件和师资力量来确立，可以说是“各自为政”。

050101 文艺学
专业简介：文艺学也叫文学学，是研究文学的性质、特点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给文学实践以指导的学科。文艺学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现象以及文学史等，当今的研究者还将视角转向了新兴的、颇具活力的文化研究方面。该专业与哲学联系紧密，理论性、思辨性较强。
研究方向：文学理论、文艺美学、文学批评、文化与诗学、西方文论、中西比较诗学、中国古典诗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
所学课程：文艺学的方法与体系、西方古典美学、西方现当代美学、中国古代美学史专题研究、文艺心理学、文艺学方法论、马列文论文艺思潮研究、形式美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中国诗学研究、当代人类学美学、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文化研究、西马文论等。
参考书目：《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童庆炳，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美学史（上、下）》朱光潜，人民文学出版社；
《西方文艺理论名着选编》伍蠡甫、胡经之，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学》朱立元，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美学史大纲》叶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世纪西方美学》周宪，高等教育出版社

就业前景：多进入文化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媒体单位，从事文学评论、编辑、宣传策划等工作。
推荐院校： 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点单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 暨南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 苏州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扬州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报考热度：★★
文艺学专业由于理论性非常强，学科内容抽象，所以在文学类专业中报考热度一般。选择此专业的考生，大多是出于兴趣和爱好，因此报考人数虽然不多，却是精英云集。同时，由于各院校招生人数较少，录取比例通常在15％左右。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专业简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以中国境内语言为研究重点，分析、归纳人类语言的发生学关系和内在规律。该学科可分为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两大块，理论语言学倾向于理论研究，探讨特定语言的语音、词法、句法、语义、语用的共时结构和历史演变规律；应用语言学泛指语言学理论或方法运用在其他领域及学科而产生的应用**叉学科，如语料库语言学、法律语言学、教学语言学等，实用性更强。对外汉语在某些高校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方向：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方言学、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测试、文化语言学、语音学、对外汉语教学等。
所学课程：汉语语言学史、语言学概论、语言变异研究、语言与文化、中国语言学史、语言统计学、汉语方言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实验语音学、语法专题研究、修辞专题研究、语体学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学、对外汉语教学等。
参考书目：《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
《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语法讲义》朱德熙，商务印书馆；
《语言学概论》高名凯、石安石，中华书局。
就业前景：多在高校、科研单位、对外汉语培训机构、新闻出版机构以及中学、国家机关从事教学、研究、培训等工作。
推荐院校：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广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

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

博士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报考热度：★★★★
现在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缺口上百万，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各院校相继开设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同时增加了对外汉语方向，报考热度由此可见一斑。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报考人数达到891人，创历年新高，录取比例一般低于10%。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专业简介：汉语言文字学为语言类的传统学科，分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大方向。它包括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现代汉字学、汉语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等一系列学科，主要研究从上古到现代的汉语的口语系统与文字系统的演变规律、结构特征和现实状况。现代汉语侧重于研究现代普通话和方言，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联系紧密；古代汉语侧重研究古文字（甲骨文、金文、隶书等）、古音韵、训诂、词汇等，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和古代文学关系密切。
研究方向：汉语方言、汉语史、汉语词汇学、现代汉语语法修辞、音韵文字训诂、中古汉语词汇语法、汉语语音学、汉语发展史、汉字信息处理、对外汉语教学等。
所学课程：古代汉语语法学、汉语语音史、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汉语修辞学、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语法学、中国语言学史、汉语史料学、方言专题研究、词汇学专题研究等。

参考书目：《基础语言学教程》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
《语言问题》赵元任，商务印书馆；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商务印书馆；
《修辞学发凡》陈望道，上海教育出版社；
《文字学概要》裘锡圭，商务印书馆；
《说文解字》许慎，中华书局。

就业前景：一般就职于高等院校、国家文化出版部门、中学、对外汉语培训机构等。
推荐院校：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
报考热度：★★★
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基础学科，其专业性质突出，名校名师众多，就业和深造的出路较好，研究生毕业进高校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历年来报考人数也十分稳定。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专业简介：中国古典文献学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很“年轻”，仅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这个专业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与整理，如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编着，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
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文献、唐宋文学文献、元明清文学文献等。
所学课程：古籍校释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整理实践、古代专书研究、中国目录学史、古典文献形态学、古籍考证学、古籍辨伪学、古籍辑佚学、古籍编纂学、古籍检索学等。
参考书目：《中国古文献学》孙钦善，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人民出版社；
《文献学》王欣夫，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献学概要》杜泽逊，中华书局。
就业前景：可以进入大学、科研机构、出版社、图书馆、文化产业等相关部门从事古典文献研究及教学工作。
推荐院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等。
报考热度：★
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性强，研究内容较为冷僻，就业受到一定的限制。且一直以来招生人数不多，报考者大多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考生，其硕士点大多设在研究所，因此每年的报考人数相对较少。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专业简介：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专业以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体裁的演变、历代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典籍、文论、各个时期文学承前启后的关系等为研究对象，因而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熟悉某一段历史阶段的文学发展情况。
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魏晋隋唐文学、宋元文学、明清及近代文学、分体文学史、古代文论等。
所学课程：校雠学、诗经研究、楚辞研究、史记研究、杜诗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史、六朝诗歌流变、唐代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研究、元明清小说史、近代文学研究、近代学者治学方法、中国戏剧史、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
参考书目：《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代汉语》王力，中华书局；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罗宗强、陈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就业前景：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使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重新焕发活力，此专业招生人数较多，毕业生多从事教学、文化宣传、学术科研、新闻出版采编等方面的工作。
推荐院校：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苏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

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师范大学

博士点：安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湖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 、山西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报考热度：★★★★
很多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认为，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兴趣，而不是它的实用价值。事实上，从近几年的形势来看，对古代文学的兴趣似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取向。这使原本热度稳定的古代文学专业越来越火，2007年北京大学的录取比例高达3∶100。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业简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注重学理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它主要是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潮予以重审，对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思潮流变、文学群体、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文学与乡土文化、启蒙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以开阔的视野，结合新兴的研究方法，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置于不断加剧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来思考，以此来认识和回应当代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新的文学、文化问题。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国家重点学科。
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儿童文学、戏剧影视文学、科幻文学、民间文学、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乡土文化等。
所学课程：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现代台港文学史、现当代文学思潮史、文学经典导读、当代文学通论、当代各体文学专题等。
参考书目：《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童庆炳，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文学史略》刘锡庆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北京大学出版社。
就业前景：一般就职于企业、高等院校、文化单位、新闻出版机构。
推荐院校：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南京大学

博士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 、兰州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报考热度：★★★★
由于现当代文学招生人数多，时代感强，知识涵盖时间段较短，便于入门和复习，成为众多跨考生的首选。加之本专业继续深造的空间广阔，该专业的报考人数一直居高不下，近两年的情况尤为突出，2007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比例分别为6%、9%和7%，其热门程度由此可见。

05010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专业简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旨在培养具备相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系统知识，能在少数民族教育、文化部门和单位从事教学、科研、翻译、文学创作、新闻等工作的专门人才。该专业主要学习有关民族的语言、文献，了解相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情况，并接受从事专业工作所需业务能力的训练。该专业地域性较强，仅有少数高校开设。
研究方向：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关系史、中国少数民族族别史、藏族语言文学研究、维吾尔语研究与应用、文献翻译研究等。
所学课程：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有关民族语言史、有关民族文学史、有关民族现代语言、汉语—民族语语法对比、有关民族历史等。
就业前景：主要就职于少数民族教育文化部门及相关单位。
推荐院校：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新疆大学、黑龙江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贵州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
报考热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特色鲜明，兼具语言与文学两方面的专业性质。开设院校少且多在西部地区，由于语言的限制，报考者大多为本地或本民族考生。其学术研究专业性强，招生人数非常有限，因此其报考人数也相对较少。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专业简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门复合型的学科。其研究立足于吸收传统世界文学研究的成果，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把世界文学、欧美文学纳入全球整体格局中，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该专业要求考生具有较为扎实的中外文学功底和开阔的文化视野，具备良好的外语能力，能够熟练阅读外文文献。
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比较文学与文论、世界华人文学研究、外国文学与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理论、西方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东方文学与东方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欧美文学、国外中国学等。
所学课程：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导论、西方文艺理论专题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西方文学专题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中西比较诗学、中日文学研究、比较美学、比较文艺学、英美文学原着、中西美学比较研究、中外现代文学、西方现代文学等。
参考书目：《比较文学概论》陈敦、刘象愚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欧美卷）》朱维之等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东方文学史通论》王向远主编，上**艺出版社；
《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童庆炳，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
就业前景：主要就职于高校、科研单位、新闻出版行业、涉外企业等。
推荐院校：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
报考热度：★★★
这个专业的优势体现在它的开阔度和开放性上，但对外语的要求很高。外国语言系也有类似的专业，更适合对外国文学研究本身有兴趣的报考者，其报考热度一直稳定适中。

❻ 什么是文学比较

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就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

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着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

19世纪7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心在法国。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着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

❼ 什么是 帕里——洛德学说

1960年代美国学者洛德创立比较口头传统研究新领域，揭示口头史诗传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197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口头传统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本文以帕里、洛德、纳吉和弗里等学者的代表着作为线索，以欧洲民俗学史、口头传承研究史和美国民俗学百年史为参照系，阐述口头诗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学科形成过程，确定它在西方民俗学历史上的地位，说明它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关联。

关键词：口头传统、史诗、程式

史诗属于叙事诗的范畴。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史诗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和谚语等。一部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网络全书。史诗在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及作为文学形式出现以前，曾经作为口头文学而源远流长。它们在文学形式上的发展过程，可以从文献资料中得到考证；它们作为口头文学的起源，要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时代。

史诗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苏美尔人的史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公元前1000-400年出现了巴比伦和希腊史诗，中世纪及近代欧洲文学史上又出现了大量史诗。一般认为文学史上对史诗、史诗性质的讨论始于欧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斯等古希腊哲人都论述过史诗，但是，直到16世纪亚里士多德《诗学》被重新发现，人们才开始对史诗进行理论上的讨论。欧洲的古典学在史诗研究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学术传统。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开启了搜集和研究民间史诗的热潮，促进了人们对史诗的起源、流传和创作等问题上的探索。19世纪中叶欧洲民俗学兴起，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又一次进入现代学者的视野，在方法论上开辟了史诗研究的新时代。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史诗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十分遗憾的。

20世纪世界史诗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受到历史研究的启迪，以及分析程序的日益严密化，人们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进行冷静思考。英国古典学家鲍勒首创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的对比研究，重新界定英雄史诗，深入阐发了它的文类意义。1960年代美国学者洛德创立比较口头传统研究新领域，揭示口头史诗传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197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口传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

与中国蕴藏丰富的史诗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的研究起步晚，理论探讨还很薄弱，国际学术影响不大。中国史诗研究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研究队伍的整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的建立、规范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等等。从现有的条件和已经开始的工作来看，中国史诗研究正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本文以当代欧美学者的史诗学代表着作为线索，以欧洲民俗学历史、口头传承研究历史和美国民俗学百年历史为参照系，阐述口头诗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学科形成过程，确定它在西方民俗学历史上的地位，说明它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关联。仅就史诗研究而言，西方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积累了丰富的学术传统，中国的史诗研究的大规模展开是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研究了史诗，但是，这种研究还不是史诗学意义上的学科自觉，表现在多数学者没有将口传史诗作为口头传承的民俗事象来研究，而是从经典的教条出发，学术研究和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形态相互混淆，作家文学研究和口头传承研究相互混淆。问题的症结在于，今日的学术是国际化的，而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是片面的，我们的学者往往仅靠一本书的阅读，就敢于借用里面的理论概念。因此，一家一派的系统研究或可以裨益于学界。因此，有必要对现在国际通行的民俗学方法论和理论，进行全面的介绍和研究，建立新的概念体系，有效利用新的方法，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我国是口传史诗蕴藏很丰富的国家，口头诗学理论在这里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帕里—洛德学说的大前提，即它的学术背景。这个问题要从19世纪以来的古典学、民族志学和语言学说起。[1]

古典学以“荷马问题”为试金石，这也是帕里—洛德口头诗歌学说的一个根本问题。可是，自古以来对该问题的解释一直局限于神话学的解释。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对口头文化的发现，使得“荷马问题”成为“口头传统”的问题。从此，荷马问题也成为人们如何看待古代经典的问题。荷马史诗的神圣性，使得人们习惯于从先验的观念出发，认为它是某个先贤的独创作品。欧洲古典学在过去200年来不断为如下问题困扰：传说中荷马时代是否有书写？如何解释史诗的不一致性？如果没有文字的帮助，如此长的史诗是怎样被创作、保存的？如何看待关于史诗产生的神话和传说？如何解释史诗中不同时代的文化沉积现象，如方言和古语问题。研究表明，荷马时代是否有文字，这和“荷马问题”并无关系；将荷马史诗的作者向前推到前文字的口述时代，这无疑是进步，但是，仍然有一个固定文本的信仰妨碍人们的思想。民间集体创作的思想，催生出多重作者的观点，短歌说，原型的探寻……这些都没有触及到口头诗歌的本质。公元1世纪：约赛孚斯(Josephus)从荷马史诗的叙事的不一致性提出了问题。此后，大约1700年间，没有争论，除了战争和瘟疫。1715年奥比奈克(Abbe d'Aubignac)指出：“实际上并无以荷马署名的着作，荷马未曾写作。如果他未曾写过什么，荷马根本就不存在。”1795年沃尔夫(Fredrich Wolf)挑起十九世纪分辨派(Analysts)和统一派(Unitarians)之间的争论，一个荷马和多个荷马的争执。论战双方阵容之一就是所谓的分辨派，他们炮制史诗的“合成说”。以拉赫曼(Karl Lachmann)为首，他于1816年和1836年提出，荷马的诗歌由不同的诗人、编辑者，历经数世纪的创作、加工、编辑，这是从语言学和叙事上的缺欠得出的结果。论战的另一方是所谓的统一派。该派无旗手。他们是少数派，受到不断攻击。但是，攻击者的论述并不缜密。他们认为史诗为荷马一个人的毕生创作。争论的结果分辨派获胜。帕里遭遇这一漫长论争的最后一幕，他从荷马问题为自己的学术起点，继承分辨派的一些观点和方法。

语文学是帕里—洛德学说的方法论的主要来源。德国古典语言学对荷马史诗文体的研究曾经给帕里不少启发。后来的口头程式学说的追随者们大多数是从现代语言学入门的。现代语言学是人文研究的焦心，描写语言学特别是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一种结构；口头诗学的研究者强调：以语言和文本作为主要的经验的现实，研究口头诗歌的内在结构和功能。历史语言学的旨趣：在一个传统之内建立一个意义的连续统一体，有助于对一个语言共同体诗歌传统的探寻。弗里认为语文学（历史语言学）为帕里和洛德提供了方法论。1860年艾伦特(Ellentt)和丁策尔(Duntzer)注意到格律和篇章之间的关系。维特(Witte)1912年谈到词的形态学。梅耶(A.Meillet)专论口头创编问题。[2] 帕里受到他的影响，开始研究史诗的文体。帕里学说汲取了上述所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他的许多观点是从前人的论述里抽离出来的。帕里借助民族志以完善自己的学说。帕里和洛德1930年代前往那斯拉夫调查，从口头传统的现场来验证自己的理论假设。

民族志为口头诗歌学说提供了文本之外的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诗的现实；事实证明，古典学的实证性研究可以汲取人类学对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拉德洛夫：在中亚史诗研究中触及口头诗歌的表演、即兴创作、故事的变异、典型场景、俗套子，以比较的方法将活态的史诗传统与荷马史诗进行相互比较。穆尔科：他的民族志报告证明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为荷马史诗的类似物。帕里所仰赖的民族志学者有：拉德洛夫(Radlov)：1885年在他的中亚史诗田野报告中指出，人们从未将表演中的变体视为新的创编。他研究歌手，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提出所谓典型段落说(commonplaces)。克劳斯(Krauss)：1908年在南斯拉夫做过现地考察，他确认歌手运用“俗套”来创作，也靠记忆来表演。热内普(Gennep)1909年讨论了相同的现象。格斯曼(Gesmann)从口头创作中发现了“创作图示”(composition scheme)，即讲述者拥有一种叙事结构以填补诗行。穆尔科(Murko)：以现代民族志方法调查了南斯拉夫的口头史诗和歌手，对帕里影响最大，决定了帕里的学时飞跃：传统的荷马—口头的荷马。[3]

最终，帕里奠定了自己的学说，他改变了古典学界的传统观念，使得人们从荷马史诗的文本看到荷马史诗的口头传统。帕里研究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荷马史诗的文本，他还到南斯拉夫用现地的活态口头传统加以验证。洛德继承了老师的事业，用比较口头传统验证该学说。洛德调查歌手，经年累月的研究，证明了老师的学说，完成了这一解秘性的研究，于1960年出版《故事歌手》，这一里程碑意义的着作被弗里成为口头文学的“圣经”。

自从1930年代以来，帕里洛德学说受到来自各个学术领域的挑战。人们对该学说的可靠性提出了以下的质疑：该理论过于机械，仅仅抽取并研究了史诗的一些片语；该理论是否可以用在民俗学其他样式中去，还不能肯定；该理论是否针对世界上的所有史诗（史诗是否为世界普遍存在的样式）？如果是，那么，该理论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验证；如果没有“即兴创作”的前提，那么，口头程式理论就无技可施。因此，它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也许它永远也不会被证明，更不能令所有人满意。

与反对者的发难相反，口头程式学说已经运用到世界100多种的语言传统的研究中，它已经超越了理论的阶段。

帕里的口头诗歌概念为荷马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帕里认为对口头诗歌的本质的理解，就是对荷马史诗的本质理解。帕里认为荷马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研究口头诗歌内部运作过程开始，获得与书面文学相区别的知识(lore against literature)。帕里的学术表现了人文研究者的缜密的科学态度：对现象的观察、假设的确立、以实验去验证假设，认定或修正假设的结论。帕里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歌手对传统的依赖程度，口头诗歌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口头诗歌的传承方式，史诗的素材，史诗与历史事件的联系。[4] 帕里资料的采集：史诗的自然环境，即表演的层面：史诗的长度、停顿、创作特点，要求以特别自然的方式演唱的歌。帕里从南斯拉夫歌的文化中采集史诗歌，他的目的着眼于采集者对于表演的重视——真实的表演，这种表演是由歌的文化中的听众赋予的。帕里特藏：南斯拉夫史诗文本的资料集，它们是唱片形式和抄本形式保存的文本，它们是南斯拉夫活态史诗传统的实验室的记录。帕里学说的科学性来自于论据的质量。

帕里对口头诗歌的界定。帕里研究了口头诗人如何学习、创作史诗歌，以及这种实际存在过程。他认为口头诗歌是活态的有机体，以程式和主题来构建，他强调歌的每一次表演，即表演中的诗歌创作，口头诗人属于传统，同时又是创造性的艺术家个体。帕里研究了一个独特的过程：口头学歌、口头创作、口头传递，这些几乎重合在一起，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这一过程中没有固定文本。帕里的研究成为后来20世纪民俗学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帕里的学术贡献，首先，他发现并论证了“传统的荷马”。帕里通过对荷马史诗文本的语言学解析，发现了传统叙事单元，如程式、程式律、俭省、跨行接句等。其次，他发现了“口头的荷马”，发现了荷马史诗文本背后的口头传统。他认为荷马对传统词语表达方式的依赖程度说明他是口头诗人；此外，帕里首创了类比验证的方法，南斯拉夫活态史诗为他提供了口头诗歌经验的现实。

作为帕里的学生，洛德的贡献并不逊色于他的老师。洛德研究口头传统叙事歌，他抛弃了“史诗”、“英雄诗歌”、“民间史诗”、“民族史诗”、“大众”或“原始”的这样的字眼。他认为术语之战事关重大。[5] 洛德是口头诗学奠基人，《故事歌手》是口头诗歌研究的原创性着作，它以严密的第一手田野资料为基础，以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的观照，回答了口头传承是什么，它的结构和功能，它的内部运作机制。《故事歌手》开宗名义说“这是一部关于荷马的书，他是我们的故事歌手。在更大的意义上，他代表了从古至今所有的故事歌手。”当代南斯拉夫歌手“阿夫多是我们时代的荷马。”洛德的话揭示出比较口头传承的事实。不同民族、不同传统的平行对比，同时也是贯通古今的历史比较研究。

口头诗学的比较方法首先是平行研究的类比方法。通过口头诗歌创作和传递过程的描述，确定可供比较的基本点：语音模式、格律、句法、文体模式、程式和主题以及故事模式。如洛德对回归歌故事模式比较就是在以下几个点上展开的：缺席、劫难、回归、报仇、婚礼。此外还有影响研究的历史比较方法，如纳吉对荷马史诗与印度梵语诗歌同源格律比较，他采用的是比较印欧语的语言学重建的方法。[6] 他建立了表演、创作和流布三位一体的阐释学模式，通过对印度活态史诗传统与荷马史诗传统的对比，阐明荷马史诗形成的演化模式以及荷马史诗文本化的过程。[7] 柯克(G.S.Kirk)提出口头传统生命环的四个阶段的假说——起始、创造、重复生产和衰退。[8] 以上研究主要关注共性的比较，后来的学者追寻共性之外的独特性传统。每一个口头诗歌传统有其自身的特质，并积极的使那些特质并入该传统的批评模式之中；它包括语言的本质特点，格律和其他韵律学的要求，叙事特点，神话和特定的历史内容。强调每一个文本的确切特点：口头的、源于口头的，演唱中记录的、背诵的、抄本的、抄本流布的历史和收集的环境等。[9]

口头诗歌学说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概念[10]：

表演中的创作，这是口头诗学的核心命题。要理解口头诗歌的表演，就要从田野作业说起。田野作业反映了口头诗歌研究的实证主义的特点，它是就活态口头诗歌的表演而采集证据的过程，这些证据包括研究者在现地、现场记录的、观察和研究的、描述的口头诗歌的现实。我们把这一过程叫做田野作业。田野作业是帕里和洛德学术上的一大特点。他们强调了在口头传统文学中挖掘西方文学遗产的神圣性。洛德在巴尔干进行了多年的资料搜集工作，与那些从人类学视野中进入民俗学的人相比，洛德的田野工作经验并不少。对于人们应该寻求原型的观点，洛德驳斥说：“我怀疑能否找到故事、歌或史诗中的原型，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在口头传统中一个艺术形式的每一次表演，不论是故事还是史诗，每一个歌手都有变异。”人们可以注意到，洛德对于民族志田野工作和这一工作的对象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观点：“诗中一切属于民众集体，但是，诗歌本身，特定演唱中出现的程式，则属于歌手的。所有要素，都是传统的。但是，当一个伟大的歌手坐在观众前面，他的音乐，他的面部表情，他的特殊的诗的版本，在此时此刻属于他自己。”

田野作业主要是采用民俗学的共时分析的方法。共时与历时这两个术语来自语言学。是布拉格学派理论研究之一。19世纪到20世纪语言学分为历史的方法和非历史的方法，前者旨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历史重构，后者为语言现状的比较研究。为研究演唱中的口头诗歌，田野工作需要这种共时性的分析，目的在于描述传统的实际系统。当研究进入传统深层的组织原则时，即文化的持续性的现实时，历时的分析是很需要的。语言学重建的方法可以解释现存传统中的语言的诸多方面，不然，这些方面是不清楚的。历时和共时的 分析，二者可以互相补充。

对活态口头传统诗歌的共时性的分析表明，创作和表演是同一过程中处于不同程度变化的两个方面。单纯从史诗文本层面不可能观察到这样的现实。洛德认为口头诗歌的创作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以表演的形式来完成的。

流布，这个概念是与“表演中的创作”相对应的术语，只有历时的观照才能观察到口头传承的流布的特点，它与创作和表演这两个方面交互作用。流布的模式可以是向心的，也可能是离心的。

主题，最为实用的定义：主题是基本内容单元。主题与社会文化模式相关联。荷马史诗的主题，不适合于印度史诗的主题。不同的民俗学样式有不同的主题学的分析模式。程式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词语，它受到传统的口头诗歌的主题的支配。程式之与形式，等同于主题之与内容的关系。这一规定的假定前提是，形式与内容在概念上是重合的。帕里的程式定义：程式具有相同步格、表达基本意义，是被有规律地使用的语群。程式和语言本身一样有万千的变化景象。

俭约，这是帕里的发现：荷马史诗的语言是一种自由的表述方式，它具有相同的韵律价值，表达同一种意义，可以彼此替换。这种俭省的规律只有在表演的层面上才能观察到。

传统与创新，口头传统在表演中获得生命，此时此地的每一次表演都为创新提供了依次机会，不以人的一直为转移，任何这种创新都会在传统中得到明确的承认。统一性与有机体，用口头诗学的术语来说，荷马史诗的统一性和有机整体是演唱传统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凌驾于传统之上的创作者影响的结果。把史诗的原创者归功于某一位文化英雄是十分常见的错误。现代人的作者概念是带有个人色彩并强调个性化的词。

作者和文本，用口头诗学的术语来说，作者问题由演唱和文本的权威性决定的，由无数次表演之间的稳定性决定的。文本的概念来自于表演中创作这一命题。口头诗学的主要方面是表演。在创作、表演、流布这三位一体的阐释学的模式中，关键要素是表演。 没有表演，口头传统便不是口头的，没有表演，传统便不是相同的传统，没有表演，那么有关荷马的观念便失去了完整性，不仅如此，我们关于古代经典的认识便不会完整。

帕里—洛德学说是20世纪口头传承研究的一个承前启后的理论。帕里—洛德学说本身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帕里和洛德来自美国民俗学的摇篮——哈佛。他们两人分别代表了哈佛第三、四代的民俗学家。民俗学为帕里和洛德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氛围，支持洛德提出并形成其博士学位论文，即后来成为口头文学奠基作的《故事歌手》。在哈佛有四个学科构成了洛德学术生涯的有机整体：古典学 、斯拉夫文学、比较文学和后来形成的民俗学。[11]帕里—洛德学说在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全美通行的民俗学教科书中得到很好的表述。帕里—洛德学说与美国民俗学传统关系紧密。1888年起美国民俗学形成两个流派：人文学的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民俗学，前者控制大学，后者占领美国民俗学会。人文学的民俗学家把口头传统划分为各种样式并加以专门的研究，其范围为文明社会的民俗，主要为印欧语系民族的语言传统。代表人物为柴尔德、基特里奇、汤普森、哈特和泰勒等。人文学民俗学家试图以进化论来民俗事象的起源。他们继承欧洲民俗学的旨趣，重视故事文本的研究，将文本进行类型划分和进一步的母题或其他要素的划分。他们重视文本的采集、注释和传播、流布的研究，深受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的影响。帕里和洛德研究了口头传承的创编过程，他们尊重民俗学和民族志的重要价值，重视田野工作。当然也有人至今仍然认为他们仅仅是文学的民俗学家。

帕里—洛德学说在口头传承研究中历史地位是很重要的。18、19世纪“大理论”：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学说和太阳神话。20世纪“机械论”的起源研究：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地域-年代假设等。文本模式研究：史诗法则、口头程式理论和形态学方法。结构主义和解释学方法、精神分析学说、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等。帕里—洛德学说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俗学理论，其更大的背景是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学术范例。研究旨趣：对一种民俗事象而言，它是什么、如何运作的问题，取代了以前探测其起源的问题。[12] 从口头传承研究的学术背景来看，口头诗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研究的是作为记忆手段和传统参照物的文本模式；他们与普洛普的形态学方法、奥利克的史诗法则，都属于文本模式的研究。[13] 口头诗学上承阿尔奈、汤普森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下开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的先河。

中国现代学者如闻一多、朱自清、顾颉刚、钟敬文、陈寅恪等, 他们从1930年代起，从民歌的角度研究《诗经》的赋比兴问题，涉及口头诗歌的即兴的口头创作和口的文体形式问题，但是，没有形成方法论，也没有得到后人的认真总结。诗经与楚辞等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的关联已经被晚近的学界所关注。当然，论者还没有活态口头传统的田野工作的经验。1974年，美国华裔学者王靖献出版了诗经研究的博士论文，首次将帕里的学说应用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中；1980年代扬成志专文介绍洛德《故事歌手》给中国民俗学界；1980年代后期，欧洲学者运用该方法研究中国说唱文学如扬州平话；1997年口头诗学译介工作开始：弗里《帕里—洛德学说：口头创作的理论和方法》、 洛德《故事歌手》翻译成中文，即将出版，该理论已经被研究者关注和引用。1998年《口头文学的诗学研究》进入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00年依据哈佛大学图书馆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资料库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院重大项目支持“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建设工作。

❽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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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质上是哲学上的方法论原理在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中的应用。作为科学，它本身又构成了一门软科学，它是为各门具体自然科学提供方法、原则、手段、途径的最一般的科学。自然科学作为一种高级复杂的知识形态和认识形式，是在人类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利用正确的思维方法、研究手段和一定的实践活动而获得的，它是人类智慧和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因此，在科学研究、科学发明和发现的过程中，是否拥有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是能否对科学事业作出贡献的关键。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使研究者根据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研究的具体方法；可以为科学的新发现、新发明提供启示和借鉴。因此现代科学研究中尤其需要注重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利用，这也就是我们要强调指出的一个问题。

一、科学实验法

科学实验、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并称为人类的三大实践活动。实践不仅是理论的源泉，而且也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科学实验就是自然科学理论的源泉和检验标准。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任何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的理论的提出都必须以能够重现的实验结果为依据，否则就不能被他人所接受，甚至连发表学术论文的可能性都会被取缔。即便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者，他也必须对他所关注的实验结果，甚至实验过程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才行。因此，可以说，科学实验是自然科学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活动和研究方法。

(一)科学实验的种类

科学实验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探索性实验，即探索自然规律与创造发明或发现新东西的实验，这类实验往往是前人或他人从未做过或还未完成的研究工作所进行的实验；二是指人们为了学习、掌握或教授他人已有科学技术知识所进行的实验，如学校中安排的实验课中的实验等。实际上两类实验是没有严格界限的，因为有时重复他人的实验，也可能会发现新问题，从而通过解决新问题而实现科技创新。但是探索性实验的创新目的明确，因此科技创新主要由这类实验获得。

从另一个角度，又可把科学实验分为以下类型。

定性实验：判定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某种成分、性质或性能；结构是否存在；它的功效、技术经济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等级的实验。一般说来，定性实验要判定的是“有”或“没有”、“是”或“不是”的，从实验中给出研究对象的一般性质及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等初步知识。定性实验多用于某项探索性实验的初期阶段，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解事物本质特性的方面，它是定量实验的基础和前奏。

定量实验：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的实验。这种实验侧重于研究事物的数值，并求出某些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甚至要给出相应的计算公式。这种实验主要是采用物理测量方法进行的，因此可以说，测量是定量实验的重要环节。定量实验一般为定性实验的后续，是为了对事物性质进行深入研究所应该采取的手段。事物的变化总是遵循由量变到质变，定量实验也往往用于寻找由量变到质变关节点，即寻找度的问题。

验证性实验：为掌握或检验前人或他人的已有成果而重复相应的实验或验证某种理论假说所进行的实验。这种实验也是把研究的具体问题向更深层次或更广泛的方面发展的重要探索环节。

结构及成分分析实验：它是测定物质的化学组分或化合物的原子或原子团的空间结构的一种实验。实际上成分分析实验在医学上也经常采用，如血、尿、大便的常规化验分析和特种化验分析等。而结构分析则常用于有机物的同分异构现象的分析。

对照比较实验：指把所要研究的对象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似组群。其中一个组群是已经确定其结果的事物，作为对照比较的标准，称为“对照组”，让其自然发展。另一组群是未知其奥秘的事物，作为实验研究对象，称为实验组，通过一定的实验步骤，判定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某种性质。这类实验在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中是经常采用的，如实验某种新的医疗方案或药物及营养晶的作用等。

相对比较实验：为了寻求两种或两种以上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特性等而设计的实验。即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实验单元同时进行，并作相对比较。这种方法在农作物杂交育种过程中经常采用，通过对比，选择出优良品种。

析因实验：是指为了由已知的结果去寻求其产生结果的原因而设计和进行的实验。这种实验的目的是由果索因，若果可能是多因的，一般用排除法处理，一个一个因素去排除或确定。若果可能是双因的，则可以用比较实验去确定。这就与谋杀案的侦破类似，把怀疑对象一个一个地排除后，逐渐缩小怀疑对象的范围，最终找到谋杀者或主犯，即产生结果的真正原因或主要原因。

判决性实验：指为验证科学假设、科学理论和设计方案等是否正确而设计的一种实验，其目的在于作出最后判决。如真空中的自由落体实验就是对亚里士多德错误的落体原理(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得快)的判决性实验。

此外，科学实验的分类中还包括中间实验、生产实验、工艺实验、模型实验等类型，这些主要与工业生产相关。

(二)科学实验的意义和作用

1．科学实验在自然科学中的一般性作用

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实际是由人类科技创新(或称为知识创新)的长河构成的。科学实验是获取新的、第一手科研资料的重要和有力的手段。大量的、新的、精确的和系统的科技信息资料，往往是通过科学试验而获得的。例如，“发明大王”爱迪生，在研制电灯的过程中，他连续13个月进行了两千多次实验，试用了1600多种材料，才发现了白金比较合适。但因白金昂贵，不宜普及，于是他又实验了6 000多种材料，最后才发现炭化了的竹丝做灯丝效果最好。这说明，科学实验是探索自然界奥秘和创造发明的必由之路。

科学实验还是检验科学理论和科学假说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例如，科学已发现宇宙间存在四种相互作用力，它们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呢?爱因斯坦提出“统一场论”，并且从1925年开始研究到1955年去世为止，一直没有得到结果，因此许多专家怀疑“统一场”的存在。但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和巴基斯坦物理学家萨拉姆由规范场理论给出了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的统一场，并得到了实验证明而被公认。这表明理论正确的标准是实验结果的验证，而不是权威。

科学实验是自然科学技术的生命，是推动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强有力手段，自然界的奥秘是由科学实验不断揭示的，这一过程将永远不会完结。

2．科学实验在自然科学中的特殊作用

自然界的事物和自然现象千姿百态，变化万千，既千差万别，又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着，这就构成错综复杂的自然界。因此在探索自然规律时，往往会因为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而难以分辨。科学实验特殊作用之一是：它可以人为地控制研究对象，使研究对象达到简化和纯化的作用。例如，在真空中所做的自由落体实验，羽毛与铁块同时落下，其中就排除了空气阻力的干扰，从而使研究对象大大的简化丁。

科学实验可以凭借人类已经掌握的各种技术手段，创造出地球自然条件下不存在的各种极端条件进行实验，如超高温、超高压、超低温、强磁场、超真空等条件下的实验。从这些实验中可以探索物质变化的特殊规律或制备特殊材料，也可以发生特殊的化学反应。

科学实验具有灵活性，可以选取典型材料进行实验和研究，如选取超纯材料、超微粒(纳米)材料进行实验。生物学中用果蝇的染色体研究遗传问题同样体现了科学实验的灵活性。

科学实验还具有模拟研究对象的作用，如用小白鼠进行的病理研究等。科学实验可以为生产实践提供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新工艺等。一般新的工业产品在批量生产前都是在实验室中通过科学实验制成的，晶体管的生产就是如此。

科学实验就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活动，尊重科学实验事实，就是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无视实验事实，或在实验结果中弄虚作假，都是唯心主义的作法，最终必然碰壁。任何自然科学理论都必须以丰富的实验结果中的真实信息为基础，经过分析、归纳，从而抽象出理论和假说来。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脚踏实地，这个实地就是科学实验及其结果，因此，唯物主义思想是每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二、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方法论全书中的数学方法指研究和发展数学时的思想方法，而这里所要阐述的数学方法则是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思想方法，其内涵是；它是科学抽象的一种思维方法，其根本特点在于撇开研究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只抽取出各种量、量的变化及各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符合客观的前提下，使科学概念或原理符号化、公式化，利用数学语言（即数学工具）对符合进行逻辑推导、运算、演算和量的分析，以形成对研究对象的数学解释和预测，从而从量的方面揭示研究对象的规律性。这种特殊的抽象方法，称为数学方法。

(二)运用数学方法的基本过程

在科学研究中，经常需要进行科学抽象，并通过科学抽象，运用数学方法去定量揭示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其基本过程是：(1)先将研究的原型抽象成理想化的物理模型，也就是转化为科学概念；(2)在此基础上，对理想化的物理模型进行数学科学抽象(科学抽象的一种形式)，使研究对象的有关科学概念采用符号形式的量化，达到初步建立起数学模型，即形成理想化了的数学方程式或具体的计算公式；(3)对数学模型进行验证，即将其略加修正后运用到原型中去，对其进行数学解释，看其近似的程度如何：近似程度高，说明这是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反之，则是一个较差的数学模型，需要重新提炼数学模型。这一基本过程可用简图表示如下：

数学方法又称数学建模法，之所以其第一步要抽象为物理模型，这是因为数学方法是一种定量分析方法，而自然科学中的量绝大多数都是物理量，因此数学模型实质表达的是各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需要表达成数学方程式或计算公式。而验证过程则通常为研究对象中各种物理量的测定(通过实验)过程。因此，数学建模过程的第一步又常称为物理建模，换言之，就是说没有物理建模就难以进行数学建模；但是，若只有物理建模，就难以形成理论性的方程式或计算公式，就难以达到定量分析研究的目的。

(二)数学方法的特点

l.高度的抽象性：各门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虽然都是抽象的科学，都具有抽象性，可是数学的抽象程度更高，因为在数学中已经没有了事物的其它特征，仅存在数和符号，它只表明符号之间的数量关系和运算关系等。也只有这样才能定量地揭示出研究对象的规律性。

2.高度的精确性：这是因为可以通过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计算，而且只有精确(即近似程度高)的数学模型才是人们最终所需要的数学模型。

3．严密的逻辑性：这是因数学本身就是一门逻辑严谨的科学，同时运用数学方法解决和研究自然规律时，一般总是在已掌握大量的、充分和必要的数据(即实验信息)的基础上，并首先运用逻辑推理方法建立物理模型之后才去建立数学模型的，因此数学模型中必然会包含更加严密的逻辑性。

4．充满辩证特征：因为在数学模型中的量往往是一个符号，如F＝ma就代表了牛顿第二定律，这其中的三个量的大小既是可以变化的，又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数学模型本来就体现了辩证关系的两大主要特征：变化特征和联系特征。

5．具有应用的广泛性：华罗庚教授曾指出：“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这是因为世上万物的变化无不由运动而产生，无不遵从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性，因此只有通过定量研究才能更深刻揭示自然规律，才能更准确的把握住量变到质变的关键——度的问题。

6．随机性：随机性是指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实验信息是偶然的，通过数学建模，从多个偶然数据(分立的)中往往可以给出必然的结果(量之间连续变化的关系)，即规律性的结论。

(三)数学方法的种类

1．自然事物和现象的分类

数学方法及数学建模的应用依赖于自然事物和现象的性质，而自然事物和现象的种类繁多，数量是无限的。在大干世界中，无法找到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这是指再相仿的东西之间也必然会有差别。因此定量研究事物规律性时，数学模型不可能是针对某一个别事物而建立的，而总是针对同一类事物和现象所具有的共同规律性而建立的。这就要求：根据数学建模的需要，按一定的因素把事物进行分类，以便更方便地运用数学方法。概括起来，自然界中多种多样的事物和现象一般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有确定因果关系的，称为必然性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第二类是没有确定因果关系的，称为随机的自然事物和现象；第三类是界限不明白，称为模糊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第四类是突变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必然事物和现象就如同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一样，因果关系完全确定。而随机事物和现象就如同气体分子的相互碰撞一样，其中某两个分子是否很快会发生碰撞，没有必然性，但气体分子间确实经常发生碰撞，所以可以说分子间发生碰撞是必然的，但某两个分子的碰撞却是随机的。对模糊的事物和自然现象的理解，也可以用一个实例说明。许多国界都是以河流的主河道中线划分的，中线究竟在哪里，只能是一个模糊的界限，无法严格划分。因为河水有多的时候，也有少的时候，洞水在流动，波浪在不断地拍打着河岸，因此不可能进行绝对精确的测量，所以其界限是模糊的。地震的突然发生、桥梁的突然断裂折坠等则属于突然性事物和现象。

2．数学方法的分类

按照自然事物和现象的类型，根据理论计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人们创立了许多种数学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常量数学方法：古今初等数学所运用的方法，便是常量数学方法，主要有算术法、代数法、几何法和三角函数法。常量数学方法被用于定量揭示和描述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时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或结构)的规律性。变量数学方法：它是定量揭示和描述客观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的各量变化与量变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数学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解析几何法和微积分法。解析几何法由数学家迪卡尔创立，是用代数方法研究几何图形特征的一种方法。微积分(通常称为高等数学)方法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创立的。这种方法主要应用于求某种变化率(如物体运行速率、化学反应速率等)；求曲线(曲面)切线(切平面)；求函数极值；求解振动方程和场方程等问题。

必然性数学方法：这种方法应用于必然性自然事物和现象。描述必然性自然事物和现象的数学工具，一般是方程式或方程组。其中主要有：代数方程、函数方程、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等。利用方程可以从已知数据，在遵循推理规律和规则的条件下，推算出未知数据，如这种方法可以根据热力学方程计算出炼钢炉各部分的温度分布。因而可通过理论计算，确定和选取炼钢炉的最佳设计方案。

随机性数学方法：指定量研究、揭示和描述随机事物和随机现象领域的规律性的一种数学方法。它主要含概率论方法和数理统计方法。

突变的数学方法：指定量研究只揭示和描述突变事物和突变现象规律性的一种数学方法。它是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数学家托姆创立的。托姆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推导，证明在不超过四个控制因素的条件下，存在着七种不连续过程的突变类型，它们分别是：折转型，尖角型，燕尾型，蝴蝶型，双曲脐点型，椭圆脐点型，抛物脐点型。这些突变数学方法和突变理论，对于解决地质学研究领域中的复杂生突变事件(如地震预测)和现象十分有用。有专家预言：突变的数学方法，可能成为解决地质学领域复杂问题的一种强有力的数学工具。

模糊性数学方法：指用定量方法去研究、揭示和描述模糊事物和模糊现象和规律性的一种数学方法。自然界存在着大量模糊事物、模糊现象和模糊信息，无法用精确数学方法处理。模糊数学方法的创立，才使人类找到了处理该类问题的有效方法，人们称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模糊中见光明”。“模糊数学”并非数学的模糊，这种数学本身仍是逻辑严密的精确数学，只是因用于处理模糊事物而得名。

公理化方法：指从初始科学概念和一些不证自明的数学公理出发遵循逻辑思维规律和推理规则，运用正确逻辑推理形式，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处理，从而建立起数学模型的一种特殊方法。公理化方法由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首创，并构成了欧氏几何学理论体系，公理化方法的核心是研究如何把一种科学理论公理化，进而建成一个公理化理论体系。这种体系中首先建立公理，即把某学科中一些初始科学概念公理化，然后由公理推演出定理及其他，从而构成一个公理化理论体系。

(四)提炼数学模型的一般步骤

所谓提炼数学模型，就是运用科学抽象法，把复杂的研究对象转化为数学问题，经合理简化后，建立起揭示研究对象定量的规律性的数学关系式(或方程式)。这既是数学方法中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提炼数学模型，一般采用以下六个步骤完成：

第一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确定研究对象属哪类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从而确定使用何种数学方法与建立何种数学模型。即首先确定对象与应该使用的数学模型的类别归属问题，是属于“必然”类，还是“随机”类；是“突变”类，还是“模糊”类。

第二步：确定几个基本量和基本的科学概念，用以反映研究对象的状态。这需要根据已有的科学理论或假说及实验信息资料的分析确定。例如在力学系统的研究中，首先确定的摹本物理量是质主(m)、速度(v)、加速度(α)、时间(t)、位矢(r)等。必须注意确定的基本量不能过多，否则未知数过多，难以简化成可能数学模型，因此必须诜择出实质性、关键性物理量才行。

第三步：抓住主要矛盾进行科学抽象。现实研究对象是复杂的，多种因素混在一起，因此，必须变复杂的研究对象为简单和理想化的研究对象，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关键是分清主次。如何分清主次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也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所建数学模型一定是可能的，至少可给出近似解；二是近似解的误差不能超过实际问题所允许的误差范围。

第四步：对简化后的基本量进行标定，给出它们的科学内涵。即标明哪些是常量，哪些是已知量，哪些是待求量，哪些是矢量，哪些是标量，这些量的物理含义是什么?

第五步：按数学模型求出结果。

第六步：验证数学模型。验证时可根据情况对模型进行修正，使其符合程度更高，当然这以求原模型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为原则。

(五)数学方法在科学中的作用

1．数学方法是现代科研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

数学方法是各门自然科学都需要的一种定量研究方法，尤其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计算机已得到广泛应用，即使一个极其复杂的偏微分方程的求解问题也同样可以通过离散化手段进行数字求解。如航磁法、地震法探矿的数据处理问题就异常复杂，其数学模型就是一个偏微分波动(场)方程。当然此类问题都需要在超大型专门计算机构进行的。正因为如此，许多过去无法进行定量研究的问题，现在一般都可以通过数学建模进行定量研究。当然，研究中的关键就是如何建模的问题了。同时，只有通过定量研究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内在的规律性。否则，一切科学理论的建立和理论研究的精确化就难以实现。

马克思曾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这正如我国数千年的传统中药，因其药效及有效成分没能达到定量研究的程度，因而其发展迟缓。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对中国的中药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某些中药已被它国制成精品并拥有专利权向我国倾销，这充分体现了定量研究的重要意义。

2．数学方法为多门科研提供了简明精确的定量分析和理论计算方法

数学语言(方程式或计算公式)是最简明和最精确的形式化语言，只有这种语言才能给出定量分析的理论和计算方法，通过理论计算给出的信息，可以给人们提供某种预测、某种预言。这种预示性的信息，既可能带来某种发现、发明和创造，也可能导致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而使人们格外地感受到它的分量。

3．数学方法为多门科学研究提供逻辑推理、辩证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方法

数学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可靠工具，是因为它的理论体系是经过严密逻辑推证得到的，因此它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众多逻辑推理方法；同时数学也是一种辩证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语言，因此也同样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辩证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方法。

三、系统科学方法

系统科学是关于系统及其演化规律的科学。尽管这门学科自20世纪上半叶才产生，但由于其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发展十分迅速，现已成为一个包括众多分支的科学领域。它包括有：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大系统理论、系统动力学、运筹学、博弈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一般生命系统论、社会系统论、泛系分析、灰色系统理论等分支。这些分支，各自研究不同的系统。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无限大、无限复杂的系统，在自然界中包括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系统，系统是一种普遍存在。一切事物和过程都可以看作组织性程度不同的系统，从而使系统科学的原理具有一般性和较高的普遍性。利用系统科学的原理，研究各种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进化的规律，称为系统科学方法，它已得到各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目前尤其在生物学领域(生态系统)和经济领域(经济管理系统)中的应用最为引人注目。系统科学研究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它与工程技术、经济建设、企业管理、环境科学等联系密切，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其二是它的理论基础不仅是系统论，而且还依赖于各有关的专门学科，与现代一些数学分支学科有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系统科学方法一般指研究系统的数学模型及系统的结构和设计方法。因此，我们下面将仅就上述意义上系统科学方法作简要论述。

(一)系统科学方法的特点和原则

所谓系统科学方法，是指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观点，把研究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从整体和全局出发，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结构与功能以及系统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素中，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以得到最优化的处理与解决问题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系统科学方法的特点和原则主要有：整体性、综合性、动态性、模型化和最优化五个方面。

(1)整体化特点和原则：这是系统科学方法的首要特点和原则。所谓整体性特点和原则，是指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去看待。虽然系统中每一个要素，就其单独功能而言是有限的，但却是系统所必有的要素。就整体系统而言，缺少了任何一个要素都难以发挥整个系统的功能。这正如一辆汽车一样，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任何一个部件出现缺损都可能影响整个系统功能的发挥，甚至一个微不足道的螺丝钉的缺损都可能造成某种事故的发生。因此必须把研究对象作为有了质变的有机整体去看待。这里的计算关系应该是1+1>2，这就如同“二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的格言所表示的含义类似，即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要素的功能之和。这被称为系统各要素功能的非加性规律。这一规律性要求人们在对系统的研究中，必须从有机整体的角度去探讨系统与组成它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另一方面，需要研究系统与周围环境之间的联系和关系，从有机整体的角度去发挥系统的功能，把握系统的性质与运动规律。

(2)综合性特点和原则：这一特点和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客观事物和工程都是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按一定规律组成的复杂的综合体，有其特殊的性质、规律和功能；另一方面指，对任何客观事物和具体系统的研究，都必须进行综合考察，即从它的组成部分、结构、功能及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诸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而系统的最优化目标就是根据系统科学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的结果来确定的。

(3)动态性特点和原则：指在物质系统的动态过程中揭示它们的性质、规律和功能。因为客观世界中实际存在的一切系统，无论是在内部的各要素之间，或系统与环境之间，都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交换，因此实际系统都处于动态过程之中，而不是处于静态，因此就必须坚持动态性原则。

（4）模型化特点和原则：指的是在考察比较大且复杂的系统(如大型工程项目)时，因复杂系统因素众多，关系复杂，一时难以完全把所有因素和关系都搞清楚，甚至有的因素也没有必要完全弄清楚，而开始研究和处理问题时又往往要求进行定量分析，这就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即将系统加以简化抽象为理想模型，从而通过对模型的 实验、研究，达到较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5)最优化原则：指在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时，从多个可能的方案中选择出最佳方案，使系统的运行处于最佳状态，达到发挥最优功能的目标。按照最优化原则，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与系统和环境之间的联系或结构都必须处于最优状态，以发挥系统的特殊功能。

(二)常用的几种系统科学方法简介

1．功能分析法

功能

❾ 研究变异百分比如何计算

变异百分比通过研究变异除以公差然后乘以100计算得出。

量具重复性和再现性研究（R&R研究）可确定观测到的过程变异中有多少是因测量系统变异导致的。现有一名工程师选择了 10 个表示过程变异预期极差的部件。由三名操作员按照随机顺序测量这十个部件，每个部件测量三次。此工程师执行交叉量具 R&R 研究来评估因测量系统导致的测量值的变异性。

操作步骤
1. 打开样本数据。
2. 选择统计 > 质量工具 > 量具研究 > 量具 R&R 研究（交叉)。
3. 在部件号中，输入 部件。
4. 在操作员中，输入 操作员。
5. 在测量数据中，输入 测量。
6. 在分析方法下，选择方差分析。
7. 单击选项按钮。在过程公差下，选择规格上限 - 规格下限，然后输入 8。
8. 在每个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