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学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郜元宝

Ⅰ 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哲学意义上的方法概念，是指研究主体在把握对象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手段、工具、途径的总和。而研究方法的理论便是方法论。文学理论也有自己的方法体系，也有自己的方法论。
文学理论的方法体系总的说来包括三个层面，即哲学方法的层面，科学方法的层面，专业方法的层面。
（1）哲学方法的层面。哲学方法是在总体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具体学科都具有指导的意义，因此哲学方法是文学理论方法体系的最高层次，也是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等等；
（2）科学方法的层面。这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逐渐形成的方法，以其横断性和交叉性而为文学理论所吸收和借鉴，它处于中间层次而对文学理论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理论等方法；
（3）专业方法的层面。这是适用于文艺学自身专业特点的特殊方法，其中既有从自身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方法，如赏析方法、考证方法、评点方法等，也有从其他学科中移植过来，后来逐步固定下来的方法，这些方法比较具体，也最接近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如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
这里对于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不准备作专门解释，只就几种常用的专业方法作一些介绍：
（一）经验方法
经验方法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所采用的重要方法，其特点在于凭感受，凭体会，通过鉴赏、体验、玩味而悟出某些道理，在其结论之中包含着大量感悟和猜测的成分，而这一切大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因此我国许多古代文论家往往本身就是文学家和艺术家。这种经验方法十分注重提炼和遵循法式和规则，以相对固定的理论范式来规范和指导文学创作，并从而建立某种师承和学统，像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王骥德的《曲律》，直至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等，都表现出这一理论倾向。它在阐发文学理论时习惯采用具象性的说理方法，很少运用以逻辑性见长的推理和演绎方法，而是采用比喻、训诂、比附、类推、暗示等手法，如刘勰以人体比喻文章的“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又如《毛诗序》用训诂手法来说明文学的社会功能：“风者，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再有，经验方法在提炼和运用概念、范畴时往往体现出素朴的辩证法思想，它所使用的概念范畴许多是相互对应的，在事物内部不同矛盾方面的相互对立和联系之中揭示文学的本质、规律，像文与道、文与质、形与神、风与骨、意与境、情与理等都是如此，而且其运用的概念范畴常常表现一种浑整性，倾向于对事物进行总体把握，例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的重要概念“结构”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作为形式因素的“结构”，而是既包括形式，又包括内容的一个浑整的概念。另外，我国古代文论常常采取感性化的叙述方式，其中有的方式是诗化的，如论诗诗，有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陆游的《论诗诗》、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等；有的是散文化的，如随笔、序跋、书信、评点、注释等。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上述特点有明显的长处，它能够完整地、辩证地把握对象，而不至于在人为的分析解剖之中割裂和肢解对象，它能够从感性层面直接深化到理性的层面，在理解问题时充分发挥主体性，包括灵感、悟性、直觉和才情，避免了抽象的理论推演所造成的刻板和机械。当然它也存在着弱点，如缺乏系统性、体系性，很难形成那种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它所提出的概念范畴的内涵也不太明确、不太确定，很难作定量分析和科学的验证；其特有的叙述形式也往往造成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总之这种经验方法的长处应当在今天继续得到发扬光大，而其不足之处则有望在现代思维的帮助之下得到扭转和改进。
（二）社会学方法
文学的社会学方法的形成由来已久，但是文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却是在近代的事。1800年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出版《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中译本名为《论文学》）一书是其标志。该书开了“以文学以外的因素来解释文学”的先例，用斯达尔夫人的话来说，该书旨在“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绪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来法国学者丹纳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即以一定种族内在的遗传因素，地理、气候、政治、立法、战争、宗教等外在条件，以及作为后天因素的时代精神来解释文艺的产生和演变。与他们两人同时代的还有圣伯甫、居约、左拉等人就此提出过重要的见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文学社会学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过系统的文学社会学理论，但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的有关论述却为文学社会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然不失其经典意义。其后学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也在这条道路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文学社会学方法的基本要点在于确认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文学的两头关联着社会生活，一方面它来自社会生活，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通往社会生活，反过来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因此文学社会学主张将文学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大背景前来加以考察，考察社会生活对文学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而文学反过来对于社会生活又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目前文学社会学的发展极为迅猛，其学科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其学术成果也十分令人瞩目，例如在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消费、文艺政策、文艺管理、文艺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对于现代社会的优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在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
必须指出的是，在文学社会学发展史上经历过重大的曲折和失误，这就提醒我们，在文学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中要谨防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切忌将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作简单的比附，把物质经济生活对于文学的制约看成直接的决定作用，将文学简单地从属于政治和经济需要，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和艺术本性，否则将给文学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殷鉴不远。而当代西方文学社会学将文学理论社会学化、自然科学化的苗头的出现则向我们提出了警示，使我们不能不对此引起重视，即文学理论在吸取社会学的成果和方法时必须守持自己的本位，社会学的研究不能代替文学理论的研究，社会学的方法也不能代替文学理论的方法，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社会属性的研究仍然需要与对其审美属性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三）心理学方法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心理学的诞生。此后，心理学渗透到各个学科，也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影响，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文学与心理学的交叉渗透为主要特点，它要借助心理学的原理、原则和范畴来研究文学现象，如心理学根据人的表象运动的规律来研究文学创作中想象和联想的特点和作用；它也要借助心理学所特有的方式、技术和手段来进行文学研究，如采用问卷调查、个案测试、数据统计等来研究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读者群体的价值取向。
在运用心理学方法时也要避免机械地将心理学的理论搬用于文学研究之中，而忽视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内容的倾向，在现代学术思潮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就犯有这样的毛病，他将该学说中的重要范畴如“情结”、“本我”、“力比多”、“升华”等直接搬用于文学研究，得出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都是出于作者的“恋母情结”的结论。这显然是武断的、不符合事实的。可见文学心理学方法的运用最好还是要与文学社会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达致合乎科学的结论。
（四）形式主义方法
这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盛行的一种文学研究方法，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到英美新批评派，再到法国结构主义，再到嗣后的解构主义，乃是贯穿本世纪之始终的重要思潮。
形式主义方法的要点在于强调文学以形式为本位，认为形式并不是内容的附庸，它本身就是独立自足的，并不受到内容的限制，与社会、历史、文化、道德、宗教无关。这种方法以文本为中心，对文本以外的世界、作者和读者存而不论，认为主张从文本以外的因素出发去研究文本只是一种谬见。于是文学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内容、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发展的社会根源等等，都被排除在这种方法的视野之外。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论?沉思和分析》第6页。莫斯科，1961年版。）例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它强调文学应具有“文学性”，体现“陌生化”原则。所谓“文学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雅各布森：《最近的俄罗斯诗歌》第11页。布拉格，1921年版。），它不在内容，而在语言技巧、修辞手法、结构布局等。所谓“陌生化”，就是通过形式因素的强化、重叠、颠倒、浓缩、扭曲、延缓而使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产生疏远和变异，从而收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论文》第12页。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总之，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形式，而文学的魅力在于形式的变化。另外，它还强调对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阅读和赏析（也就是所谓“细读”），从而体会出作品的文字形式的音韵、格律、节奏和意蕴。而新批评派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吸收了现象学文论的意见，将作品分为五个层面，即（1）声音层面；（2）意义单元；（3）意象和隐喻；（4）象征和象征系统；（5）形式与技巧。这对于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分法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形式主义方法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坚持研究的客观性，重视对于作品形式因素的细致赏析等主张，都有可借鉴之处，但它存在着非历史主义的缺陷，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将它与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以及其他方法结合起来。
（五）比较文学方法
比较文学方法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古罗马人强调摹仿古希腊人，罗马重要作家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作品大都是对于希腊文学的摹仿，因此在古罗马文论家贺拉斯、麦克罗皮斯的论着中，都主张将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作品与其希腊原作加以比较，揭示其摹仿之处和从属关系。这里已经包含着比较文学的萌芽。近代以来，受到其他一些学科比较方法（如“比较解剖学”、“比较语言学”）的影响，比较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研究方法终于形成，法国人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于1816年出版了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题名为《比较文学教程》，这是“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首次出现。
比较文学旨在对于跨国家、跨地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学现象进行对比或类比研究，从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关系中界定出各自的特点，寻求共同发展的途径。在比较文学中影响较大的两个派别是注重影响研究（交叉研究）的法国学派和注重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
法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比较严谨，同时也比较拘泥，它往往将研究范围限于同一文化系统之内，而且限于存在着直接接触和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学现象，它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实证和考据，带有较强的实证主义倾向。法国学者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可以昭示其宗旨：“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家跨越语言或民族的界限，注视着两国或几国文学之间主题、书籍、情感之交流。”（基亚：《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79－8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开启了影响研究的方法论。例如通过实证考据研究元人李行道的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的创作受到佛经、可兰经、圣经的影响，而该剧又影响了后来布莱希特的剧作《高加索灰阑记》，便是采用影响研究方法的一例。法国学派有时陷于对比较对象之间事实联系的烦琐考证，而忽视对于文学现象的美学分析，特别是囿于欧洲文化系统的狭小范围内讨论问题，并且将法国视为欧洲文学的中心和辐射源，存在着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因此存在着局限性。
美国学派就是在否定法国学派上述局限性的基础上，在二次大战以后异军突起的，它主张对于文学进行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是注重对于无实际接触、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如果说法国学派是以比较对象之间的实际联系为研究的出发点的话，那么美国学派则以比较对象所包含的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正像奥尔德里奇所说，该学派注意的是“两部没有必然关联的作品之间在风格、结构、语气或观念上所表现的类同现象”。（奥尔德里奇：《比较文学论文选集》，《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寻找比较对象之间的共同之处，而且也寻找它们的不同之处。总之，这一派别强调平行和对照，以问题为中心，对众多的文学问题以及相关的知识和信仰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值得重视的是，这一学派打破了法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论，力图勾划出一幅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图景，特别是有人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认为只有把欧美文学与中国文学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和思考时，才能真正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这无疑代表了比较文学的一种积极的方向。
目前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正在蓬勃展开，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也许多拓展和创新，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问题，总之，在我国比较文学的前景是美好的。
总之，上述几种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理论背景和操作原则，在把握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时形成了特有的角度和途径，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之处，同时它们又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都值得重视，值得借鉴和吸取，而在具体操作中最佳的选择是对其加以融会贯通和综合利用。

Ⅱ 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当代中国》这篇精彩文章由范文搜收集于网络或会员供稿，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范文搜将坚持免费到底，每日为您更新更多与《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当代中国》一样优秀的免费精品文章，请随时关注范文搜！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着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着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Ⅲ 文学的现实与批评的有效性 这篇文章作者这对泛现代文时代出现的什么之间

一、当前人文知识分子论，内在于当前文学批评
跟踪阅读当前文学批评有七八年时间了，其结果可能就是《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2012）及其“姊妹篇”《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未出）。为了解决迷茫而写作，是我当时最清楚的一个写作动机，这一点在“后记”中提及。但直接动因不能成就一本书，深入进去，才觉得这是一个艰巨而枯燥的差事。你必须先放下你的个人性，论评对象的客观性才有机会凸显。凸显客观性就是对批评思想的有效凝聚，个案的话语意义才有可能突出出来。突出它们并把它们放回到晚近三十年来的整体批评格局中去，这是我的本意。即是说通过这样的微观观照，曲折地回应人们对“批评如何不能”之类的浮泛指责。事实也证明，到目前为止，多数指责也还停留在上帝式的独语层面。反过来看，这也恰好说明指责者并不真懂晚近些年来中国批评的真正状况：药方开了一大堆，对不对症，能否治病，他们并不关心。漠视批评本身，但又按耐不住骂骂咧咧的坏脾气，这是极其糟糕的一种学风。这一层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论”或者“文学知识分子论”是这部个案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对批评家主体的深入体悟，或者审视，批评问题就不会从根本改变；不凝聚当前个案批评话语，不注视有价值的个体性批评经验，文学批评研究的命题就是一个伪命题。
如此一来，谁能成为个案的问题，就构成了我检索晚近三十多年来文学批评经验的首要问题。现在的18章18个批评家其实是从25个批评家中遴选而出的，他们的批评思想、批评话语意识，最终凝聚于我认为的消费主义语境中的“思想批判”这个大体方向。也就是他们并不是封闭在文学理论惯例、“去政治化”、“纯文学”等流行话语框架内的书写，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起源于当今文学经验、事实，但绝不囿于既有文学经验和事实的视野的书写，使我自然而然地把论述的触角延伸到了消费社会人文知识分子何为的大问题。通过对“大问题”的观照、清理，最后再回到文学批评的本位，进一步论证言说今天文学有效性的问题。因此，这本书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逻辑框架：人文知识分子论是背景、垫底，文学批评思想和话语沉淀程度被最终凸显。
凝聚当今文学批评经验、思想，其实是给自己的批评活动寻找问题史—— 一个人、一代人，在“接着说”的基础上，都应该有自己的问题需要重点解决。这一角度看，这本书也可以视为是我用众多批评家探索成果浇我心中块垒的“问题之书”、“商榷之书”，以期引起我们这代人（“70后”前后）如何看待文学，以至于由此如何书写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思想共同体”问题的注意。否则，从语境因袭来说（事实也是如此），这代人不是被“一体化”时代的强大吸力所收编，就是滑溜溜地、服服帖帖地臣服于消费主义所打造的现实秩序逻辑而不得清醒。找不到自我，何来批评？自我主体性视角缺席，何以提供时代的思想证词？
二、省思“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就是重申批评的有效性
在当前，文学批评不单是文学之事，它往往关涉到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因此，立足于消费时代的历史语境，西方现代（包括后现代）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一些着名学者如福柯、吉登斯、泰勒、伊格尔顿、鲍德里亚、鲍曼、波兹曼、麦克卢汉等，他们的学说及思想就成了我研究的背景性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社会现状和流行文化现象，以及文学创作的普遍性问题，便构成了我内在于文学批评并透视批评家行为的重要参数。总之，我以为，认知我们自己的时代，认知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现实，需要一些概念，也需要一些理论，当然，概念、理论和个人经验的有机汇合，是理想的视界。这是一个文盲与一个读书人同生存在一个时空，却有不同焦虑的根本原因，这是批评个案研究的另一深层原因。
第一，我对如今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有深深的保留意见；第二，我对批评回到“文学理论”或“文学自身”也表示警惕。如此，文学理论之外学科的理论、不分族裔身份的理论家着作，也就构成了我建构并打量中国本土批评家的一个基本视野。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当下经验主题化，把域外同时空的理论眼光与本土的进行检验性结合，产生积极冲突，再把它们理论化。就是说，这是在“中西转换”、“古今转换”之后，对批评实践到底怎样的一种检视，在“消费社会”这个具体语境，凝聚批评的微观经验，注视批评家的个体感知性体验，这是批评话语在“当前”中的生成路径，也是我做有价值的个案研究的深一层意思。当然，“本土批评话语”审视是另一部书的内容，这部书主要还是以“话语意识自觉”为首位的个体批评思想的聚焦，为的是留下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批评，在众多路径上“接着说”而来的主要理论经验。在我而言，探照他者也即是释解我的困惑。
所以，我为什么对第一个问题持保留意见，对第二个问题也表示警觉呢？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方面的“知识”作为当前批评话语的直接经验也好，作为生成当前批评话语的当然理论来源也罢，它们一定程度上都是“四平八稳”的惯例。恪守这个惯例并不标志着你的批评，就一定是为着“我们”时代的文学及其文学现实而生的。“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已经经过“全球化”的心灵粗糙处理过，也已经经过消费主义思维、政治经济逻辑重新组装过。要问“我们”时代文学批评的说服力和有效性，就必然得有亲自下水、体验水之冷暖的身体性感知经历，而不是闭着自己的门造自己的车，抟塑些从学术到学术、从话语到话语、从知识到知识的所谓“化”来的“二手资料”。
有身体性感知加入，至少可以避免从“国学热”中转来的那种“寂静主义”，也可以警惕从“传统文化热”中拎出来的披着厚厚的民粹主义铠甲的“理想主义”。在我看来，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不是“寂静主义”，也不是“理想主义”，是批评主体对当下政治经济的话语现实，进行更高一层次“文学性”聚焦、审视的当下性感知过程。这既是我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我们这代人在学术上究竟该如何论述我们的价值思考，该如何讲述我们时代的个体处境，该如何参与历史进程并反思这种现实秩序的问题。我们前面有启蒙思想、现代性思想资源，我们身后、甚至于弥漫于周身的有后现代性、娱乐至死主义者。那么，我们该如何转化前者，如何处理后者，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在文学这个各种意识际会的平台上，突出我们自己对社会、现实，乃至历史的独立判断，并讲出我们的那个判断，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给这个时代留下的思想结果。相信我这样说文学批评，内在于当今现实秩序的人，是有所共识的。因为，我们都乐意过快乐的、幸福的和安静的内在性生活，但是我们的这些追求并不是“自在地”存在着的，它需要我们的争取。这是我把文学批评视为这种争取，并反过来严正透视它的核心原因。 三、凝聚感知性个体话语，是批评的自觉意识
说来话长，简而言之，是在“伪命题”中建立真命题。为什么呢？你所选择的并不见得就是所谓文学批评界公认的。因为，当某些批评家被反复地、“不厌其烦”地推到读者面前时，你可能正在躲避这种东西。原因很简单，一些被集体性关注的对象，其实多半是各种意识形态力量交织蛊惑的现象，这肯定是远离感知性个体体验的；而经过感知性个体良好体验沉淀的，又必然不全是显赫的、喧闹的问题。不要把问题异化成现象，必然要求眼光再往上走一走。于是，你便面对了一个恼人的东西，你要内在于“众声喧哗”的批评界，但还需对所谓批评界保持一定警觉。整体性批评格局与个体性批评便形成了。前者是个体性批评的视野，后者内在于前者而又突出于前者。写作过程自然比这样的抽象说法更难。这也是似乎每个个案都是“从头开始”，但结果又基本处在整个批评网络中的原因。坚持“一元论”与“多元论”、“历时性”与“共时性”，都必须慎用“比较法”。另外，如何突出“个体性感知”话语，本身就包含着汰除与筛选。包括对重复研究的筛选，和对重复理论的汰除，剩下来的是既可主题化的批评话语经验，又能突出于同一层面的可谓之为经过“沉淀”了一时段文学基本特征的个体-普遍性理论观念。
直接的一个结果便是，文学史家和以文学史家的思维进行的文学批评文本及学者，不在我的考察之内。为什么呢？我发现，文学史研究，不管是对现代文学还是对当代文学研究，他们不得不启用一个文学理论书写惯例体式——在主导性政治意识形态下“客观地”、“历史性地”评价作家和作品。这种思维对一个国家文学的整体性评价没有问题，但很难放进个体感知性的反思成果；另外，文学史研究所训练的思维，当面对新出现的文学创作现象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对个体进行剪裁处理，总容易把新经验与老经验进行“我们”与“他们”的划界，达到“他们”只有怎么样，才能符合“我们”式的规范目的。这样下来，“他们”中内含的对“他们”时代的反抗性思想不是被书写了，而是被消解了。文学史研究思维在“全面”、“总体”上长于文学批评，但文学批评在“片面的突出”上，在发现一个时代尖锐的有价值的声音上，无疑更接近于捕捉新思想的出现并呈现这新思想的特点。故洪子诚、陈思和、王晓明、董之林、丁帆、程光炜等文学史家只能暂时缺如。而进入考察范围的所谓文学批评家，比如刘再复、雷达、王德威、南帆、耿占春、陈晓明、戴锦华、王彬彬、李敬泽、李建军、郜元宝等人，个别人可能注重捕捉文学思潮的先声外，大多数其实都很注意对一个时段文学创作总体趋向的矫正和纠偏，而这种矫正和纠偏又多是以个体感知结果，即知识分子的良知判断，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惯性来实现。这正是继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等经典理论界定之后，我所界定的文学批评家的概念，即在自我视角直接启用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转述文学惯例、发展文学惯例的专业技术专家。
我是反对政治经济话语的大白话，和消费主义话语的义无反顾的，就是说，我更倾向于欣赏有“私人知识”的批评家。意义在于，首先，我认为他们，当然还有很多未能作为个案的批评家，出示了他们在这个时代文学现实中的感知性思想，也是一种或几种知识分子声音的表达，用其中一位批评家的话说，就是把他们的“私人知识”公共化了。其次，他们已经有的批评实践，整体性地改变了批评方向，特别是在话语方式上，为今后批评积淀了理论的和经验的丰厚资源——批评话语恐怕需要进一步向个体“感知性体验”方向迈进，而不再是“大白话讲大道理”的模式。因为，“大白话讲大道理”并不适合如今的人心世界和文心世界。这是“内在性”过程中，批评必须先“内在性”的一个简单道理。
四、积极“影响”的断档，“我来说”并不充分
据读过拙着的朋友反映，我好像有意在剥离“影响”。这一点我得申明，我的研究，首先也要剥离影响，这是我必须先检讨的。也由此可见，剥离影响是个普遍性问题。但话说回来，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理论影响的批评家，可信吗？可靠吗？“十七年”时期的“工具论”倒是没有太多的文学或其他学科理论的影响，但是那时候的文学批评却受另一个东西的影响——政治话语、政治季候。所以，我说的剥离影响后方显批评本相的说法，只指离开既有理论就无话可说的批评家；也特指没有既定理论蓝本就不知怎样阅读的更低一个层次的批评者。在他们那里，你看不到他们自己的感知，也看不到他们自己的人生，更感受不到公共意识声音之外的任何意义。如果把剥离影响无限放大，我们面对的只可能是批评的死胡同一条。
当然，莎士比亚之后的理论批评家基本都首先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包括作家），英国因有这个传统，而给世界文坛输送了不少大批评家；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的哲学思想家，把改变现实秩序的无望转向了改变话语秩序，福柯、巴特、波德里亚等都既是相互参照，又既是相互结构、解构，话语研究成了某种学术目的的隐喻。如此等等，都是影响的积极作用。中国当代呢？谁都想“我来说”，谁都唯有鲁迅话语资源是求，空白地带越多，批评的断层——相同命题的不能深入，恐怕越发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这是“影响”不充分的另一表征。另外，比如北岛的诗歌话语可谓改变了一代人言说自我、言说现实的方式，那时候的诗评家几乎集体地书写和论述，因此也突出了某一种强势话语必须需要解构的历史必然性，而“到语言为止”的日常生活诗歌话语，之所以近十来年来一直处在亢奋状态，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突出的批评家对之进行彻底的清理，都隶属于大同小异的价值范畴。当耿占春突然以“失去象征的世界”进行整体性清理之时，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所拥抱的日常生活诗歌话语，只有来一次象征体系的检验，才能使无意义的日常生活诗歌包括日常生活本身，重新焕发意义的感召魅力，而这个感召魅力的建构，需要的不只是诗歌的书写努力，还需要在社会学视野中重新检讨我们的意义缺失问题。耿占春的言说，我以为足以使给日常生活诗歌赋予诗学合法性解释的众多泛价值论，进行一次整体性调整。“接着说”在这里显然比“我来说”更为重要。
这一角度说，批评既不是骂人，更不是贴金，而是一种思想状态的历史性存在。当我们回过头再去打量时，批评家已经做出的，其实早在“历史”中了。所以，我自谑地称小书为，通过“未完成的批评家”的研究，达到对“共同体”及“共同体文学批评”认知的目的。下一站批评的有效性究竟该怎样言说，只要批评家还在共同体中，这一站的“共同体文学批评”就会成为当然的“遗产”。
当然，我说这话的具体语境可能是，我当时强烈地感觉到了某种我十分反感的批评风向，这以年轻批评列队者居多。他们不是把批评视野置于现实秩序的内层，而是热衷于、“勇力”于指名道姓的谩骂。看到这种风向即将形成之时，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文学批评的门槛太低了，阿猫阿狗都可以站在那里指手画脚一通，可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文学批评再往深处走，究竟该针对什么。批评的程度低到了在中学生认知水平之下——应试教育阶段中学语文课堂上，其他的分析完，文章的最后，老师势必要来一个“社会根源”的揭露。当前多数的年轻批评者，基本不触碰“社会根源”，也更不知道该怎样讨论“社会根源”。总之，大家一团和气、一派安静，申报课题、撰写“叙事学”、“诗学”，安全地消费文学。常年呆在高校高墙之内，四堵墙一遮，管他春秋与冬夏，我是博士帽一戴照样过闹市。这大概就是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所说的，文学教授变成既得利益的“小技术专家”的过程吧！

Ⅳ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现当代文学考研参考书有哪些

《文学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童庆炳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着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下册)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合着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北京大学出版社

Ⅳ 关于南开大学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生

精神可嘉。我也不是很懂，
1. [美]昂利·拜尔编：《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朗松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 [美]罗素：《论历史》，三联书店1991年版
1、 李何林：《近二十中国文艺思潮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贾植芳等：《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马良春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4、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5、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6、陆贵山、王先霈：《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何西来：《新时期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年

Ⅵ 哪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书籍写得最好

相对于上面提到的两本书的厚重，这本《红书》也丝毫不逊色，我们甚至经常说这是一本天书。2009年9月，荣格的《红书》英文版上市，成为了当年出版界的一件大事。这本奇特的书，高46厘米，宽31厘米，与报纸幅面相当，厚416页，重达4公斤，定价195美元，是瑞士心理学家和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卡尔·荣格记录个人梦境、灵魔与精神追寻历程的作品。在出版之前，只有少数几人耳闻目睹过此书，因为内容过于个人私密，荣格生前曾嘱咐过家人不得外传。1961年荣格去世，其后五十年间，荣格家人仍然拒绝出版此书。直到新世纪后，他们开始意识这本写满了拉丁文、德文、希腊文、以及荣格亲笔绘制许多插图的书对“荣学”的研究大有裨益，才决定授权出版。此书对荣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用剑桥大学的印度裔学者沙姆达萨尼的话说：“十九卷的荣格全集，皆为《红书》的注释，那是荣格终生心理意象的原始素材。”某种程度上，《红书》可以看作是一本探索荣格内心无意识心理活动的自传。它记载了荣格在1913年到1930年间对各种梦境和幻觉的自我描述和分析。

Ⅶ 郜元宝的简介

郜元宝，安徽铜陵人，1982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连续读书十年，1992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为台湾大学客座教授、悉尼大学访问学者、韩国高丽大学客座教授等。 社会兼职有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中长篇小说奖评委、鲁迅文学奖终审评委、二十一世纪文学大奖评委等。曾获2002年“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2003年“唐弢文学奖”一等奖、2004年教育部优秀青年奖励资金资助、2007年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奖励基金资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