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c斯科特研究方法

❶ james c.scott是谁

詹姆斯·C.斯科特教授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Sterling)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研究员和柏林高级应用科学研究所的古根海姆研究员。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以及东南亚研究会(Council o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at YCIAS)成员。1997～1998年斯科特教授被选为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主席。《国家的视角》出版于1998年，并在2000年获比较研究学会的马特·达根奖(Mattei Dogan Award)。
研究兴趣编辑
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

着作编辑
《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
《比较政治腐败》(1972)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76)
《弱者的武器》(1986)
《统治与抵抗的艺术》(1992)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评价编辑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是处于低下社会地位的小农(peasant)。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即使偶尔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也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召、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因而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但农民在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注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谓不关注农民,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而且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常常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或者不如说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反应。人们会以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或流民之患为例,提请决策者和世人要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显而易见,出于“危机”反应的对农民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农民在这样的关注眼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防范对象和怜悯对象而存在的。
以农民的眼光来注视,以农民的立场来思考,已有的农民社会经典研究无疑不能忽视。詹姆斯·斯科特继《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部着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灼见。介绍其富于洞察力的研究,对于关注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但就发生而言,所谓农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即便是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区分了所谓“真正的”反抗与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反抗行动,并且不同意将非正式反抗视为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不难理解,在历史中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若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农民也因而被认为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除非他们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
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上述视角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从属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常的却是持续不断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
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烦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治理策略。
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一个散布在广大乡村的阶级,缺少正式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广泛的游击式的防御性斗争而装备起来。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认为,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继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性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斯科特进一步阐述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这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是千百万人日常的民间智慧的重要部分,它们与“公开的文本”的比较为理解支配与反抗提供了根本性的新方法。
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不仅是一种话语、姿态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实践的依据。斯科特在东南亚一个小村庄的田野研究工作证明了农民的反抗实践与反抗话语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维系。而且,支配与占有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不可能将从属的观念和象征从物质剥削过程中分离出来。同样,也不可能将对统治观念的隐藏的象征性反抗从反对或减轻剥削的实际斗争中分离出来。农民的反抗,一如统治者的支配,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隐藏的文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占有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计谋(偷窃、装傻、偷懒、逃跑、放火等)。关键在于,隐藏的文本不仅阐明或解释行为,它还有助于建构行为。
农民反抗与底层政治的特殊逻辑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使得底层政治的伪装逻辑扩展至它的组织和实质性方面。因为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过高,几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托于非正式的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而非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市场、邻居、家庭和社区的集合既为反抗提供了结构,也为其提供了掩护。由于反抗是在小群体和个体层面进行的,即使规模稍大也会使用民间文化的匿名性或种种实际的伪装,因而适合于对付监视和镇压。在这种非正式反抗中,没有可供逮捕的领导人,没有可被调查的成员名单,没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没有吸引注意的公开活动。可以说它们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释底层政治经常不被注意的原因。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通过掩盖痕迹不仅可使参与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
底层政治本身的性质及其对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共同造成一种“合谋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书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有文化的官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这就是被斯科特比喻为红外线的底层政治。与那些公开的民主政治、目标明确声音洪亮的抗议示威不同,这些由从属群体日常使用的谨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可视范围。
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并赋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农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斯科特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他的底层视角使他能够重新思考霸权(hegemony)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经典概念: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但是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我们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
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我们不难看到,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实践层次上是不断推进的。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或如果仅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来解释东南亚农民的行为,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时仍未有公开的反抗;而处于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奋起反抗了。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仅用生存伦理的逻辑无法解释,还必须加上对压制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无从形成对垒的双方,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比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反而变成强者的工具。
介绍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和底层政治的研究,我们可以获知的不仅是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有支配与反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如果没有对于农民社会与农民权利的真正关心和理解,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是不可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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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国家的视角

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

译者：王晓毅

豆瓣评分：8.4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5

页数：583

内容简介：在这部内容丰富且极具原创性的着作中，詹姆斯•C. 斯科特分析了在各个领域中，由国家主导的大型规划项目遭遇失败的例子。斯科特指出，当国家权力坚持推行简单的规划方案，而这种方案对复杂且不易理解之相关性尤显粗暴时，中央主控的社会规划项目就很难取得成功。进而言之，针对社会组织的设计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依靠这样一种认知：即地方知识和实践知识与常规知识和技术知识同等重要。作者列举了令人信服的例证，并质疑了“发展理论”，同时反对独裁权力主导的规划项目对国民价值、愿望和目标的忽视。“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极端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在作者看来，上述四个因素的结合，往往使得悲剧难以避免。

作者简介：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耶鲁大学政治科学斯特林教授、人类学教授，农业研究项目（Agrarian Studies Program）联合负责人，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也是一位普通农民。他的研究关注政治经济学、比较农业社会、霸权和反抗理论、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阶级关系和无政府主义理论。着有《统治和反抗的艺术》（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六论自发性》（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反对谷物》（Against the Grain）等。

❸ infrapolitic怎么翻译

应为 infrapolitics
请看一段英文解释：
What is infrapolitics?
"Infrapolitics," a term coined by James C. Scott in his studies of peasant resistance, covered a range of activities from indivial acts of violent self- defense to "institution building."

大意：
infrapolitics这个概念，是 James C.Scott （詹姆斯·C.斯科特）在研究农民反抗时提出的，涵盖从个别的暴力自我防卫行为到"机构建设"的广泛活动。

参考翻译：
基础政治，“红外线政治” 或 在隐蔽处的内部政治

另见：
。。。这些沉默、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因为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范围，被斯科特喻为“红外线政治”（infra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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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逃避统治的艺术

作者：詹姆士·斯科特

译者：王晓毅

豆瓣评分：8.8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份：2016-1-1

页数：560

内容简介：

作者通过东南亚山地的历史指出，国家总是试图将山地的居民集中到平地，从事水稻种植，而山民则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的控制。传统的观点将山地的居民看做是落后和野蛮的，国家政权延伸到这些地区被看做是推动了这些地方的进步。但是斯科特通过对这个地区历史的研究发现，看起来似乎是落后的山地少数民族可能并不落后，他们居住在山上，选择了不同于谷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

作者指出，他讨论的对手是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因为在布罗代尔那里，文明与国家经常是被混在一起的，而作者则强调，在国家统治范围之外，有着同样的文明。

作者詹姆士•斯科特是美国人类学界研究农民问题的领军人物，其《农民的道义经济》一书出版以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其《弱者的武器》和《国家的视角》都对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者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其主持的“农业研究”是一个跨国的高水平博士后研修项目，至今已经延续了近20年。

【推荐】

这部着作可能是迄今为止詹姆士·斯科特最重要的着作。它具有深入的洞察力、创造性和同情心。很少有学者具有更敏锐的能力可以洞察那些没有历史、居于在完全不同的地点，并采用完全不同的实践和形式的人群的能动性。事实上，这已经使他非常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人们不仅可以逃避国家 ，而且可以避免国家形式本身。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这是一个出色的研究，富有人文和文化的洞察力，这部着作将改变读者对人类历史，以及对他们自身的思考方式。这是我所阅读过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理论中最具吸引力和激动人心的着作。

—罗伯特·郝夫纳 (Robert Hefner)

作者简介：

詹姆士·斯科特

本书作者詹姆士·C. 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斯特林(Ster ling Professor)政治学教授、人类学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之一，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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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从创意到畅销书：修改与自我编辑
作者名： 詹姆斯•斯科特•贝尔
豆瓣评分：8.4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1
页数：360
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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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我编辑技巧，涉及情节、结构、人物、主题、声音等，在你写作的时候运用这些技巧，能够减少后期修改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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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终修改检查清单，指引你一步一步做出修改，不漏掉每一环。
4.第二版的新内容：怎样让作品更有“深度”，从而激发读者的兴趣，让他们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兴奋。
作者介绍：
詹姆斯•斯科特•贝尔，畅销书作家，获奖悬疑小说家，美国着名写作教练。出版过20余部小说，2000年基督教小说奖获得者，获奖作品为《最后的证人》。《出版人周刊》、《书目》、《图书馆期刊》等杂志都评论过他的作品。着有《情节与结构》、《冲突与悬念》、《作家眼中的战争艺术》等书，是《作家文摘》的撰稿人。他在佩珀代因大学教授小说写作课程，并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地的作家研讨会上授课。

❻ 詹姆斯·司各特是哪国人

詹姆斯·S·斯科特（JAMES S SCOTT）（1886~1938）

美国人。斯科特被认为是拉格泰姆音乐中成就颇高的一代大师，其地位仅次于“拉格泰姆之王”乔普林。斯科特生在密苏里，在少年时代就展示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过人才华，他的父亲及时发现了儿子的这一特长，就给他买了架钢琴。

16岁时，斯科特开始工作，他在一个乐谱商人的店里打杂，店主很快就发现这个小伙子弹得一手好钢琴，便正式雇佣他作为售货员和店里的乐师。斯科特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店里弹钢琴以此招揽顾客推销乐谱。

17岁时斯科特出版了自己的首批拉格泰姆作品，在当时，他的作品还受到《枫叶拉格》的很大影响，但也闪现出自己个性的灵光。此后他在实践中不断增强自己个人对拉格泰姆音乐的理解，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并迅速成长为拉格泰姆音乐的大师级人物。

1914年，斯科特来到密苏里的堪萨斯城，此时的他己经声名在外，他被城里的学校聘为音乐教授，一些电影院竞相邀请他去演奏风琴，不少音乐厅也请他担任编曲，后来他甚至组织了一个乐队，在电影院的乐池中为当时上映的无声电影当场演奏配乐。30年代后，有声电影出现，斯科特的乐队也就停止了工作，继续潜心于自己的创作。

在30多年的音乐生涯中，斯科特创作、改编了许多作品，但他正式出版的作品，不过40多首，其中不少作品都成为了拉格泰姆音乐中的瑰宝，比如《蛙腿拉格泰姆》、《堪萨斯城拉格泰姆》。

❼ 除了南极事件还有其他的斯科特的事迹

21 伟大的悲剧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只要对南极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设立在南极南纬90°的科学实验站取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这是为了纪念人类历史上最早到达南极点的两名科学探险家——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国人斯科特。1910年6月1日，斯科特带领探险队离开英国，前往南极。1911年10月，他们在新西兰的埃文斯角附近登陆，准备在当年12月至第二年的1月左右征服南极点。可是就在这时候，他们得到消息说，挪威人阿蒙森率领另外一支探险队正向南极进发，要“和他争夺第一个揭开冥顽的地球的秘密的荣誉”！于是，斯科特一行于11月1日匆忙出发，“去争取国家的荣誉”。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结果是阿蒙森队捷足先登，于1911年12月14日到达南极，而斯科特队则于1912年1月18日才到达，比阿蒙森队晚了将近五个星期。最后，阿蒙森胜利而归，成功的旗帜永远飘扬在南极点上，而斯科特等五名冲击南极的英雄，因为南极寒冷天气的突然提前到来，饥寒交迫，体力不支，在返回的路上与严寒搏斗了两个多月，最后长眠在茫茫的冰雪之中。

研究南极探险史的科学家指出，阿蒙森的胜利和斯科特的失败，并非在于两者的计划周密与否，而在于前者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制订计划，后者则凭推理设想来制订计划。阿蒙森断定，人的体力和西伯利亚矮种马都无法抗御南极的严寒，惟有北极的爱斯基摩狗才能在极圈拉着雪橇前进，于是他用了20条膘肥体壮的狗胜利完成了去南极点的往返路程。而斯科特则主要用西伯利亚矮种马和少量的爱斯基摩狗，结果，狗跑掉了，矮种马冻死，使这支队伍过早地接受了严峻的挑战——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只能靠人拉雪橇前进。这样前进的速度就大打折扣，遭受灭顶之灾也就成为必然了。但作者茨威格却对这些科学问题忽略不计，而是饱含感情地用文学的笔法，从人类征服自然的崇高悲壮精神的角度来写这一事件，读来令人感奋。

这篇传记是作者根据斯科特遗留下来的一些底片、电影胶卷、书信和遗书，发挥他天才的文学想象而写成的。因原作篇幅过长，选作课文时，删去了前面写斯科特一行的探险准备和出发去南极的部分，而主要保留了他们从南极绝望而归以至悲壮覆灭的部分。这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全文的主旨、斯科特的精神、精彩的语句，大多集中在这一部分。

学习这篇课文，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理清故事情节。课文写的主要是斯科特探险队一行五人精疲力尽却又满怀希望奔向南极点，却悲哀地发现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只好垂头丧气地踏上归途，最后一个个悲壮地死去。一方面，作者描写气候的恶劣，探险队与严寒的搏斗；另一方面，写探险队员牺牲的详情。先是被认为最身强力壮的埃文斯突然精神失常，在一天夜里死去。接着是奥茨为了不拖累同伴而独自走向暴风雪——像一个英雄似的走向了死神。最后，三个“疲惫、羸弱”之人爬进各自的睡袋，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却始终没有向世界哀叹过一声自己最后遭遇到的种种苦难”。把握了以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课文的内容也就基本了解了。

2．关注令人难忘的细节。比如，历尽艰险到达极点，等待他们的却是占领者阿蒙森留下的国旗和信件，并要斯科特这个失败者为他完成的业绩作证，而斯科特居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再如，负责科学研究的威尔逊博士，在离死神只有寸步之遥的时候，仍坚持科学观察，并拖着16公斤的珍贵岩石样品！又如，不幸的奥茨先是要求给他十片吗啡，以图尽快结束自己，其他队员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第二天，他独自走向了帐篷外的茫茫风雪。而最后斯科特海军上校极其冷静地将日记记录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直到他的手指完全冻僵，笔从手中滑下来为止。这样的情节，相信会感动所有的人！

3．把握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课文颂扬的是一种人类勇于探索的精神、为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和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作者所描绘的五个探险者，是英国的英雄，也是全人类的英雄，让所有人仰慕。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是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来写这一场悲剧的，对英雄的赞叹溢于言表，有时作者直接站出来议论：

在阴森森的一片寂寞之中，始终只有这么几个人在行走，他们的英雄气概不能不令人钦佩。

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所有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伟大的悲剧。

这些直截了当的议论，是作者行文时实在无法压制自己感情的表现，使人想起报告文学的表达手法。

二、问题研究

1．茨威格为何不给胜利者阿蒙森作传，却充满激情地为失败者斯科特书写这悲壮的一幕？

这可以从课文的最后两句话中找到答案：“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所有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伟大的悲剧。”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茨威格想到的绝不主要是事业的成功者，而是许多历史事件背后给人精神上的震撼和启迪。按照这个价值标准，茨威格当然认为给斯科特作传会更有意义，会给人长久的思考。

2．斯科特和他的探险队员们表现出人类怎样的优秀品质？具体表现在课文的哪些地方？

诚信，有令人敬佩的绅士风度。斯科特一行在与阿蒙森的竞争中失败了，但他们勇于承认失败，并愿意“在世界面前为另一个人完成的业绩作证，而这一事业正是他自己所热烈追求的”。如果将此事置于一个爱耍赖、不守信用的人面前，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坚毅，执着，为事业而献身的英雄气概。在删节部分，对斯科特的这一性格特点有充分的交代：

从照片上看，他的脸同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一样，冷峻、刚毅。脸部没有表情，仿佛肌肉被内在的力量凝住了似的。青灰色的眼睛，闭得紧紧的嘴巴。面容上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的线条和一丝轻松愉快的色彩，只看到他的意志和考虑世界实际的思想。

他出征到过印度，征服过许多星罗棋布的岛屿，他随同殖民者到过非洲，参加过无数次世界性的战役。但不论到哪里，他都是一副同样冷冰冰的、矜持的面孔，带着同样刚强的毅力和集体意识。

课文中，写他们想到自己所进行的探险是人类的不朽事业时，就有了超人的力量。事实上，没有对探险的执着、超人的力量和勇气，是不可能从事这项事业的。而当他们在归途中与死亡抗争，一个个倒毙时，没有一个孬种，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活得明白，死得悲壮。

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探险需要团结协作精神，在关键的时刻为了保护同伴，有时要勇于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斯科特和他的队员都做到了。

无私的爱。斯科特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考虑的不是一己之利，心中惦记的始终是别人：朋友、同伴、妻小，还有他的祖国和人民。他最后的遗书不是为死后的沽名钓誉，而完全是爱的真情流露；信写得如此镇静，丝毫不像一个行将离世的人！斯科特是怀着一种热烈的爱而没有丝毫的恨离开了那个冰冷的世界。

3．斯科特一行探险的意义何在？

认识自然，挑战人类自我，实现生命的价值，给后人以精神的鼓舞。

练习说明

一、阅读课文，向同学复述这个故事，并说说其中的哪些细节最让你激动难忘。

设题意图有二，一是把握课文思想内容，练习口语表达；二是抓住课文精华，反复咀嚼，品味其中含义。

解题思路：可分小组，让同学相互复述故事，再各自推举一人到讲台前复述。不一定推举最活跃的、口才最好的同学，而是推举最需要锻炼的同学上台复述。课文中哪些是最令人激动难忘的细节，不同的学生也许有不同的答案，要让他们自己去找，并说出理由。

二、联系上下文，体味下列语句的含义，讨论括号里的问题。

1．对人类来说，第一个到达者拥有一切，第二个到达者什么也不是。

（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2．挪威国旗耀武扬威、洋洋得意地在这被人类冲破的堡垒上猎猎作响。

（国旗怎么会“耀武扬威”“洋洋得意”？这里表现出斯科特内心什么样的复杂感情？）

3．斯科特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要忠实地去完成这一最冷酷无情的职责：在世界面前为另一个人完成的业绩作证，而这一事业正是他自己所热烈追求的。

（斯科特为什么要接受这项为他人业绩作证的任务？他不接受不行吗？）

4．但是在这白雪皑皑的荒漠上，只有心中的海市蜃楼，它召来那些由于爱情、忠诚和友谊曾经同他有过联系的各种人的形象，他给所有这些人留下了话。

（联系上下文看，“内心中的海市蜃楼”是什么意思？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比喻？）

5．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所有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伟大的悲剧。

（这话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

设题意图是让学生关注课文中那些意味深长的语句，引导学生阅读一篇课文时要能抓住关键语句。

参考答案：

1．在这里，作者站在斯科特的角度，表达了角逐失败后的一种极度沮丧、悲哀的心情。但事实上作者本人并不这么认为，理由是，作者为斯科特这个失败者作传，本身就说明作者不同意“第一个到达者拥有一切，第二个到达者什么也不是”的观点。

2．作者在这里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表达的是斯科特和伙伴的心情。此时，在痛苦万分的斯科特眼中，风中飘扬的挪威国旗就是他的对手，胜利者阿蒙森似乎站在那里耀武扬威、洋洋得意。这真是“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

3．英国人普遍讲求绅士风度，主张诚实、守信，坦然面对成功和失败。这种文化传统熏陶下的斯科特，不能不接受这项为他人的业绩作证的任务。正因为他的这一行为，其人格才显得无比的高尚，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4．联系上下文看，“心中的海市蜃楼”是指斯科特在离开世界前心中回忆的美好的往事和他对遥远祖国、亲人和朋友的怀想，它们与现实的严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海市蜃楼是美好的，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样写更加突出了悲剧效果，给人心灵的冲击。

5．这两句话表达了作者对斯科特崇高的赞誉，意思是斯科特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虽然失败了，他的肉体倒下了，但是他的心灵经受了考验，变得无比的崇高。有价值的、美的毁灭当然是伟大的悲剧。这话在全文中可作为主旨句，起点题的作用。

三斯科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寒风凛冽的南极帐篷里，给英国公众写下了一封绝命书。下面摘录的是这封信的一部分。阅读后结合课文内容（有条件的，可以在课外查找有关斯科特的其他资料），写一篇阅读笔记。

（短文略）

设题意图是让学生进一步感受探险家斯科特的崇高献身精神，加强课外语文活动，练习片段写作。

处理建议：有条件的，尽量让学生接触一些课外资料，或者教师发给一些阅读材料；没有条件的，可就在阅读课文和练习中所附材料基础上，写一点阅读笔记。

他给他的朋友写信。他谈到自己时非常谦逊，但谈到整个民族时却充满无比的自豪，他说，在这样的时刻，他为自己是这个民族的儿子——一个称得上儿子的人而感到欢欣鼓舞。他写道：“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者。但是我们的结局将证明，我们民族还没有丧失那种勇敢精神和忍耐力量。”他在临死时还对朋友作了友好的表白，这是他在一生中由于男性的倔强而没有说出口的话。他在给他的最好的朋友的信中写道：“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像您这样令我钦佩和爱戴的人，可是我却从未向您表示过，您的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您有许多可以给我，而我却没有什么可以给您。”

他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一封信是写给他的祖国的。他认为有必要说明，在这场争取英国荣誉的搏斗中他虽然失败了，但却无个人的过错。他一一列举了使他遭到失败的种种意外事件，同时用那种死者特有的无比悲怆的声音，恳切地呼吁所有的英国人不要抛弃他的遗属。他最后想到的仍然不是他的命运。他写的最后一句话讲的不是关于自己的死，而是关于活着的他人：“看在上帝面上，务请照顾我们的家人！”以下便是几页空白的信纸。

（摘自《夺取南极的斗争》，舒善昌译）

三、天上有星光（赵延）

斯蒂芬·茨威格因小说而名扬四海，我却热爱他写的传记。我们的心灵正日复一日地被沙尘包裹起来，变得坚硬结实，变得世俗功利，反省自心的空闲与心境是越来越少了。我怀着崇敬的目光看着茨威格，看他如何把人心最本原的东西捧出来托到高处，令它璀璨放光。原来人竟可以坚强如斯、无畏如斯、慷慨如斯、高贵如斯。中国的南禅有“明心见性，直指人心”之说，茨威格的传记也可称是直指人心了，当然，南禅是讲求不立文字的。

一向以来，我们的记忆中便只容得下成功者，有人说，历史便是为他们而写的，纵然偶尔有几个特例，如项羽、李自成，也是因为他们曾经威风八面风光无限过。中国有句古语叫“成者为王败者寇”，说的就是我们这种劣根性。其实在今天，莫说是失败者，就算在某方面名噪一时，百年后就湮没无闻，从人们的脑海中退缩到某类专业书籍中去了，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这也怪不得大家，这个社会是现实的，我们必须直面生活，脑袋里要装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能记住成功者已实属不易，哪有空暇去关心失败者？我便是如此，虽然我也知道，那些失败者也是应该有他们的位置的，然而奈何，这世间本就是不公平的。可毕竟，还是有人和我们不一样的，比如茨威格。

这篇传记名为《夺取南极的斗争》。今天，设立在南极南纬90°的科学实验站名为阿蒙森—斯科特站，这是为纪念最早到达南极的两名探险家：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国人斯科特。当年他们各自率领一支探险队，为使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到达南极的人而进行激烈的竞争。结果阿蒙森队比斯科特队早了近五个星期到达极点，并顺利班师，斯科特等五人却永眠在茫茫冰雪之中。茨威格并未为胜利者阿蒙森作传，而把目光投向了斯科特。这篇文章与其他11篇分别记述拿破仑、列宁、托尔斯泰、歌德、韩德尔等人的传记共同收录在一本集子里，这本集子叫《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书页一张张翻过去，斯科特的形象渐渐在眼前丰满起来，这位英国皇家海军的上校与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一样，冷峻、刚毅、不苟言笑，正如茨威格所说，没有任何特殊的迹象能暗示出他是一位英雄。他没有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没有周公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亦没有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然而和这些名垂青史的人一样的是，他有一个梦想。人人都曾有自己的梦想，只不过大多数人在通晓了所谓的“世故”之后，在估算了自己的能力（而非潜力）之后，乖乖地退缩了，于是我们的一生就化作一朵浮云几缕青烟，不知散向哪儿去了，看一看天空吧，群星闪耀。智者说，英雄与凡夫的区别，只在于“要”和“想要”之间，斯科特要、并且一定要征服南极，他要第一个站在地球最南端的脊梁上宣讲这无上的光荣，这将不仅是他自己，并且是他的祖国乃至全人类的骄傲。他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了，他开始组织一支探险队，然而资金缺乏，但这难不倒他，他献出了自己的财产，还借了债，因为他自信有成功的把握。他年轻的妻子替他生了一个儿子，可是他毫不犹豫，像赫克托耳似的离开了自己的安德洛玛刻，不久朋友和伙伴们也找到了，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能动摇他的意志，他向着心目中的圣地进发了。

……

1月18日，斯科特和他的四名伙伴到达极点。“这里看不到任何东西，和前几天令人毛骨悚然的单调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关于极点的全部描写。还是有不寻常的东西的，那是飘扬着挪威国旗的阿蒙森的帐篷，里面有一封信留给这个不相识的第二名的到来，他相信这第二名一定会随他之后到达这里，所以他请他把信带给挪威的哈康国王。斯科特接受了这一最冷酷无情的职责：在世界面前为另一个人完成的业绩作证，而这一事业却正是他自己所热烈追求的。我们该怎样称呼这一行为呢？典型的英国绅士风度？把这轻佻地与给女士拉车门之类的行为等同起来吗？亦或有饱经世故之士会把这称为愚蠢。不是吗？只要他把阿蒙森的痕迹抹去，再动些手脚，那么谁先踏足极点这个问题就将变成一宗悬疑了，为达目的需不择手段，更何况这是一生的梦想。无论如何我们被那高尚的心灵深深感动了，这就是人性之光。也许斯科特明白，自己所付出的艰辛代价，阿蒙森也同样付出了，那面飘扬的挪威国旗背后，也凝聚了阿蒙森和他的伙伴们数年的心血、一生的梦想，这是他们应得的荣耀，贬低他们，同样也贬低了自己。

……

看看斯科特在给妻子的绝笔书中都写了些什么吧：“你是知道的，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有所追求——因为我总是喜欢懒散。”看哪，这就是完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崇高业绩之一的人的最后自白，言语谦卑得如同我们平时轻易所说出的。然后他写道：“关于这次远征的一切，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

11月12日，英雄们的尸体被找到了，在英国国家主教堂里，国王跪下来悼念这几位英雄，他们的底片和电影胶卷被带了回来，事迹传遍世界，看来徒劳的事竟再次结出果实。壮丽的毁灭，虽死犹生，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四、美科学家为英南极探险家正名

新华网2001年9月14日电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层管理署的一位科学家日前推出一本新书。这本新书提出的观点是，近90年前英国人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进行的南极探险活动之所以失败，罪魁祸首并不是斯科特决策的失误，而是变幻无常的寒冷天气。

以前的评论总是说，是斯科特的决策失误导致他和他的4位队友用雪橇拉着设备，在南极探险的路上跋涉了1 450公里之后，最终走上黄泉路。但是在本月新书《最寒冷的三月》中，作者苏珊·所罗门说，1911～1912年的冬天，长达几周最低温度为-37°C的天气要比往常的天气寒冷得多，正是这严寒的天气打乱了斯科特经过周密研究的探险计划。

身为大气研究化学家的所罗门分析了寒冷天气对斯科特一行人的设备所产生的影响，并检查了她从世界各地找到的书籍和日记对当时的天气状况的记载。所罗门本人1999年因发现南极洲上空臭氧层减少的原因而获得美国“全国科学奖章”。她在首次前往南极洲进行臭氧层研究之前，就开始阅读斯科特和他的队友写下的日记。

所罗门把这些信息与南极洲自动气象站过去17年内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数据收集的地点距斯科特的探险路线仅几公里。自动气象站显示的数据表明，这些年里，只有1988年的气温下降到了和斯科特前往南极探险时一样低的温度，而且持续的时间一样长。所罗门对斯科特一行采取的正确决策和失误之处进行了客观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这并不是在为他（斯科特）贴金”。

所罗门说，斯科特一行在研究了规模较小的探险活动和历史记录的基础上，估计到了南极洲的天气会十分糟糕。

他们因此计划在雪橇上使用帆来增速，以便能够“一路飞奔回家”。所罗门称，这个计划很不错。在斯科特南极之行的几周前，由罗阿尔·阿蒙森率领的挪威探险队已登上南极大陆，他们用的是狗拉雪橇；而斯科特一行使用的是马拉和人拉的雪橇，结果马在严寒中陷入了泥沼。斯科特一行人在抵达南极后，才意识到他们为此行要付出的代价。

在返程中，斯科特和他的两名队友在距大本营只有275公里的地方倒下了，而另外两名队友也在此前“先行一步”了。

然而，《纽约时报》登载的有关所罗门研究结果的文章引发了读者的来信，该报后来发表了其中几封。信中指出，阿蒙森和他的队友面临的是同样寒冷的天气，他们成功的原因只不过是准备更加充分，因而成为登上南极大陆的第一人。

五、最后的跋涉——斯科特海军上校日记片断

1月27日，星期六

上午我们是在暴风雪肆虐的雪沟里穿行。该死的雪拱起一道道的波浪，看上去就像一片起伏汹涌的大海。威尔逊和我穿着滑雪板在前边开路，其余的人步行。寻找路径是一件艰巨异常的工作……我们的睡袋湿了，尽管湿得不算太快，但的的确确是在越来越湿。我们渐渐感到越来越饿，如果再吃些东西，尤其是午饭再多吃一点，那将会很有好处。要想尽快赶到下一个补给站，我们就得再稍微走快一些。下一个补给站离我们不到60英里，我们还有整整一星期的粮食。但是不到补给站，就别指望真正地饱餐一顿。要走很长的路，然而，这段路程又无比艰辛……

2月1日，星期四

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艰苦跋涉。用4小时45分走完了8英里。晚上8点我们还在走。我们只在12月29日才草草吃过一次午饭，当时离开补给站才一星期。按一天三顿计算，我们手里还有8天的粮食，到达下一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埃文斯的手指头现在情况很糟，掉了两个指甲。是冻伤……

2月17日，星期六

今天情形很坏。埃文斯睡足一觉以后显得好些了。他像往常一样说自己一切正常。他还是走在原来的位置上，但半小时后他弄掉了滑雪板，不得不离开雪橇。路面情况极为恶劣。后来我们停了大约1小时，埃文斯跟了上来，但走得很慢。半个小时后他的鞋又丢了，我们站在纪念碑岩半腰眺望埃文斯，后来又扎下帐篷吃午饭。饭后埃文斯还是没露面，我们四处张望，看见他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这下我们警觉起来，四个人一齐往回滑去。我第一个来到这个可怜的人身边，被他的样子惊呆了。他跪在雪地上，衣装不整，手套没了，手上结满了冰凌。他眼里射出疯狂的目光。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慢慢地说他也不知道，只说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昏过去了。我们扶他站了起来，走了两三步他又倒了下去。他完全被冻僵了。威尔逊、鲍尔斯和我回去拖雪橇，奥茨留在原地照顾他。我们回来的时候，埃文斯失去了知觉。我们把他抬进帐篷后，他依旧不省人事。午夜12点30分，他平静地死去了。

2月22日，星期三

不用说，我们命定要经历归途中最严峻的时刻了。今天出发以后不久，东南风变得异常猛烈，风狂扫着地面。我们马上失去了本来就模糊难辨的路标。午饭时根本没见到期望中的圆锥形石头路标。……但这些倒霉事并没让我们心灰意懒，这的确应该记录下来。晚上，我们喝了一顿马肉做的浓汤，美味可口，真叫人气力倍增、精神振奋……

2月26日，星期日

现在是夜间，冷极了。我们双脚冰凉地出发了，因为白天穿的鞋袜根本没有晾干。我们谨慎地消耗着食粮，但我们的食物还应当再多一点才够用。我巴望着下一个补给站，现在离我们只有50英里。到了那里，我们就能够带足补给，继续前边的路程了。

❽ 斯科特简介

人物生平
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英文名：Robert Falcon Scott)（1868--1912）是一位英国海军上校。他未能实现自己第一个到达南极极点的壮志。他的竞争对手罗阿尔德·阿蒙森抢先一个月到达那里...... 1910年6月，斯科特乘坐“特拉·诺瓦号”启程。途中，他听说阿蒙森也正在前往南极。 右图：这幅斯科特的照片是由英国南极探险队队员赫伯特·庞廷拍摄的。不久，庞廷和一部分队员奉命回到基地，留下斯科特和他的10名同伴向南极挺进。 1911年11月1日，斯科特的一队人马离开自己的宿营基地，前往南极。暴风雪使旅行十分艰难。因此，1912年1月3日，斯科特决定只带4位同伴前行，他们是爱德华·威尔逊、享利·鲍尔斯和埃德加·埃文斯、劳伦斯·奥茨。 1月18日，斯科特一行到达南极点。但是，阿蒙森的挪威国旗已经在那里飘扬。他们深感失望，踏上了归途。埃文斯因精神失常死去；奥茨因患严重的冻伤，不愿连累别人，主动要求出去走一圈，在这种环境下，出去只会在零下的寒风中死去，但没人阻止他。剩下的3个人不得不扎营，以躲避恶劣的天气。但恶劣天气没有结束的迹象，终于在3月29日这天，斯科特等3人都死在离开他们的宿营基地几千米处。 人们知晓斯科特最后一次旅行的详情，因为他的日记记到了最后一天。1912年10月，一支搜寻队发现了这本日记，以及斯科特等3人的尸体。3人的尸体被就地掩埋，如今于南极冰下的深处。奥茨的尸体始终未被找到。
探险英雄
斯科特被英国人称为20世纪初探险时代的伟大英雄。1910年6月1日，他带领探险队离开英国，向南极点发起 冲刺。
当时，挪威人罗阿尔德·阿蒙森也率领着另外一支探险队向南极点进发。两支队伍展开了激烈角逐，都想争取“国家荣誉”。结果阿蒙森队于1911年12月14日捷足先登，而斯科特队则于1912年1月16日才抵达，比阿蒙森队晚了一个多月。不幸的是，在返程途中，南极寒冷天气提前到来，斯科特队供给不足，饥寒交迫。他们在严寒中苦苦拼搏了两个多月，终因体力不支而长眠于皑皑冰雪中。 早在最后一次南极远征之前，斯科特就已经是英国的民族英雄。他在1902－1904年间首次进行南极探险，相关游记《发现之旅》曾是英国最畅销的书。而他最后一次南极探险的悲壮故事更是激励了一代代英国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为他们一行人写了一篇传记《伟大的悲剧》，收录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五单元21课
编辑本段最后的跋涉──日记片断
1月27日，星期六
上午我们是在暴风雪肆虐的雪沟里穿行。该死的雪拱起一道道的波浪，看上去就像一片起伏汹涌的大海。威尔逊和我穿着滑雪板在前边开路，其余的人步行。寻找路径是一件艰巨异常的工作……我们的睡袋湿了，尽管湿得不算太快，但的的确确是在越来越湿。我们渐渐感到越来越饿，如果再吃些东西，尤其是午饭再多吃一点，那将会很有好处。要想尽快赶到下一个补给站，我们就得再稍微走快一些。下一个补给站离我们不到60英里，我们还有整整一星期的粮食。但是不到补给站，就别指望真正地饱餐一顿。要走很长的路，然而，这段路程又无比艰辛……
2月1日，星期四
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艰苦跋涉。用4小时45分走完了8英里。晚上8点我们还在走。我们只在12月29日才草草吃过一次午饭，当时离开补给站才一星期。按一天三顿计算，我们手里还有8天的粮食，到达下一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埃文斯的手指头现在情况很糟，掉了两个指甲。是冻伤……
2月17日，星期六
今天情形很坏。埃文斯睡足一觉以后显得好些了。他像往常一样说自己一切正常。他还是走在原来的位置上，但半小时后他弄劣。后来我们停了大约1小时，埃文斯跟了上来，但走得很慢。半个小时后他的鞋又丢了，我们站在纪念碑岩半腰眺望埃文斯手套没了，手上结满了冰凌。他眼里射出疯狂的目光。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慢慢地说他也不知道，只说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昏过去了。我们扶他站了起来，走了两三步他又倒了下去。他完全被冻僵了。威尔逊、鲍尔斯和我回去拖雪橇。我们回来的时候，埃文斯失去了知觉。我们把他抬进帐篷后，他依旧不省人事。午夜12点30分，他平静地死去了。
2月22日，星期三
我们命定要经历归途中最严峻的时刻了。今天出发以后不久，东南风变得异常猛烈，风狂扫着地面。我们马上失去了本来就模糊难辨的路标。午饭时根本没见到期望中的圆锥形石头路标。……但这些倒霉事并没让我们心灰意冷，这的确应该记录下来。晚上，我们喝了一顿马肉做的浓汤，美味可口，真叫人气力倍增、精神振奋……
2月26日，星期日
冷极了。我们双脚冰凉地出发了，因为白天穿的鞋袜根本没有晾干。我们谨慎地消耗着食粮，但我们的食物还应当再多一点才够用。我巴望着下一个补给站，现在离我们只有50英里。到了那里，我们就能够带足补给，继续前边的路程了。
编辑本段斯科特临死前的书信
那些书信写得非常感人。死亡在即，信中却没有丝毫悲哀绝望的情意，仿佛信中也渗透着那没有生命的天空下清澈的空气。那些信是写给他认识的人的，也是说给全人类听的；那些信是写给那个时代的，但说的话却是千古永垂的。
给妻子
斯科特给妻子凯瑟琳的最后一封信分几天写成，记录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这位探险家在信的开头写道，他和队友“身体很好，充满活力”。随后，他告诉妻子，“亲爱的，这里只有零下70多华氏度，极其寒冷。我几乎无法写字。除了避寒的帐篷，我们一无所有……你知道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最糟糕的是我无法再看见你——这不可避免，我只能面对”。 随着处境恶化，斯科特更加绝望，他在信中劝妻子改嫁：“如果有合适的男人和你共同面对困难，你应该走出悲伤，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他也告诉妻子，面对死亡，他没有任何遗憾和后悔，“关于这次远征的一切，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 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斯科特非常挂念当时仅3岁的儿子彼得，他写道：“可能我无法成为一个好丈夫，但我将是你们美好的回忆。当然，不要为我的死亡感到羞耻，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会有一个好的出身，他会感到自豪。”他还嘱咐妻子要培养彼得，让他热爱自然，喜欢户外活动。
给伙伴的遗属
他怀着最诚挚的友情给那几个同他自己一起罹难的伙伴们的妻子和母亲写信，为他们的英勇精神作证。尽管他自己即将死去，他却以坚强的、超人的感情──因为他觉得这样死去是值得纪念的，这样的时刻是伟大的──去安慰那几个伙伴的遗属。
给朋友
他给他的朋友写信。他谈到自己时非常谦逊，但谈到整个民族时却充满无比的自豪，他说，在这样的时刻，他为自己是这个民族的儿子──一个称得上儿子的人而感到欢欣鼓舞。他写道：“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者。但是我们的结局将证明，我们民族还没有丧失那种勇敢精神和忍耐力量。”他在临死时还对朋友作了友好的表白，这是他在一生中由于男性的倔强而没有说出口的话。他在给他的最好的朋友的信中写道：“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像您这样令我钦佩和爱戴的人，可是我却从未向您表示过，您的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您有许多可以给我，而我却没有什么可以给您。”
给祖国
他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一封信是写给他的祖国的。他认为有必要说明，在这场争取英国荣誉的搏斗中他虽然失败了，但却无个人的过错。他一一列举了使他遭到失败的种种意外事件，同时用那种死者特有的无比悲怆的声音，恳切地呼吁所有的英国人不要抛弃他的遗属。他最后想到的仍然不是他的命运。他写的最后一句话讲的不是关于自己的死，而是关于活着的他人：“看在上帝的份上，照顾好我们的家人！”以下便是几页空白的信纸。 （摘自《夺取南极的斗争》，舒昌善译）
慷慨捐赠
写给妻子遗书写于1912年3月，收信人是“我的遗孀”。1913年，人们在斯科特遗体旁发现了它。 斯科特的祖母达斯拉·斯科特说，遗书表明斯科特身处绝境时仍充满勇气和斗志，“看着这些字迹，你无法相信它们是在遥远的南极，在严寒中写下的。我热泪盈眶”。 这封遗书连同斯科特在探险途中所写的其余300多封信件，已经由斯科特的儿子，已故爵士彼得·斯科特的夫人捐赠给剑桥大学斯科特极地研究所。 研究所所长朱莉安·多德斯韦尔说：“我们非常感激斯科特家族；要不是他们慷慨捐赠，斯科特临终前最心酸的家书很容易就会流落到私人收藏家手中。” 据英国《泰晤士报》11日报道，这些书信将从17日开始首次完整展出，公众可以亲身解读探险家悲壮的心路历程。
编辑本段美科学家为英南极探险家正名
新华网2001年9月14日电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层管理署的一位科学家日前推出一本新书。这本新书提出的观点是，近90年前英国人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进行的南极探险活动之所以失败，罪魁祸首并不是斯科特决策的失误，而是变幻无常的寒冷天气。 以前的评论总是说，是斯科特的决策失误导致他和他的4位队友用雪橇拉着设备，在南极探险的路上跋涉了1 450公里之后，最终走上黄泉路。但是在本月新书《最寒冷的三月》中，作者苏珊·所罗门说，1911～1912年的冬天，长达几周最低温度为-37°C的天气要比往常的天气寒冷得多，正是这严寒的天气打乱了斯科特经过周密研究的探险计划。 身为大气研究化学家的所罗门分析了寒冷天气对斯科特一行人的设备所产生的影响，并检查了她从世界各地找到的书籍和日记对当时的天气状况的记载。所罗门本人1999年因发现南极洲上空臭氧层减少的原因而获得美国“全国科学奖章”。她在首次前往南极洲进行臭氧层研究之前，就开始阅读斯科特和他的队友写下的日记。 所罗门把这些信息与南极洲自动气象站过去17年内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数据收集的地点距斯科特的探险路线仅几公里。自动气象站显示的数据表明，这些年里，只有1988年的气温下降到了和斯科特前往南极探险时一样低的温度，而且持续的时间一样长。所罗门对斯科特一行采取的正确决策和失误之处进行了客观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这并不是在为他（斯科特）贴金”。 所罗门说，斯科特一行在研究了规模较小的探险活动和历史记录的基础上，估计到了南极洲的天气会十分糟糕。 他们因此计划在雪橇上使用帆来增速，以便能够“一路飞奔回家”。所罗门称，这个计划很不错。在斯科特南极之行的几周前，由罗阿尔·阿蒙森率领的挪威探险队已登上南极大陆，他们用的是狗拉雪橇；而斯科特一行使用的是马拉和人拉的雪橇，结果马在严寒中陷入了泥沼。斯科特一行人在抵达南极后，才意识到他们为此行要付出的代价。 在返程中，斯科特和他的两名队友在距大本营只有275公里的地方倒下了，而另外两名队友也在此前“先行一步”了。 然而，《纽约时报》登载的有关所罗门研究结果的文章引发了读者的来信，该报后来发表了其中几封。信中指出，阿蒙森和他的队友面临的是同样寒冷的天气，他们成功的原因只不过是准备更加充分，因而成为登上南极大陆的第一人。 他们此次 去南极极点被称为"伟大的悲剧"他们的精神很伟大他们充分表现出一名敢于为人类献身的英雄的精神与对事业的执着和伟大的集体主义.
编辑本段2美国女排老将斯科特
斯科特，美国女排老队员。 英文名：Danielle Scott 位置： 二传 生日： 01.10.1972 身高： 188cm 体重： 84kg 扣球高度： 325cm 拦网高度： 302cm
编辑本段3NBA球员球员斯科特-波拉德
所在球队：凯尔特人 出生城市：Murray 出生日期：1975-2-12 位置：中锋 身高：211 体重：120 球衣号码：66
编辑本段4 沃尔特·迪尔·斯科特
作为人事管理的创始人之一，工商业活动的一位重要影响者，沃尔特·迪尔·斯科特(Walter·Dill·Scott，1869～1955)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先驱性人物。他是第一位将心理学应用于广告的学者，还是教育行政管理的专家，曾担任美国的西北大学校长达19年之久。他的职业横跨学术、企业和军队服务各个领域。在美国人事管理和销售业发展史上，斯科特提出的观点和方法一度成为时尚。然而，由于时间的流逝，特别是由于他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时期的成就，掩盖和淡化了他在心理学研究上的贡献。
编辑本段沃尔特·迪尔·斯科特生平
早期经历
斯科特出生于伊利诺伊州一位农场主的家庭，14岁时，由于他的哥哥去西北大学教书，他被安排独自管理整个农场。但是，斯科特的梦想，
不是做一名驰骋在马背上的牛仔
，而是做一名探究人类内心奥秘的教师。为此，他进入伊利诺斯师范大学学习。毕业后他以全奖进入西北大学，在乔治·A·科尔教授的领导下研究哲学。这段经历，使斯科特对研究人的心灵形成了浓厚兴趣，于是，他又前往声名远扬的莱比锡，在那儿师从冯特，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成为继芒斯特伯格之后从莱比锡走出的又一位心理学大师。 斯科特回到西北大学后，开创了这里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并获得教授席位，接着又担任了西北大学校长。离开西北大学后，他进入卡内基技术研究所，接着出版了他的几本商业心理学讲义，组建咨询性质的斯科特公司，并为45家公司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广告心理学
斯科特最初从事的是广告心理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开始于分析和设计广告文本。1901年的芝加哥年会上，他提出，应当从理论上研究广告的工作实践，使广告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而心理学对此可以大有作为。这一见解，得到了当时与会者的热烈支持。在随后的两年间，斯科特连续发表了12篇有关广告心理学的文章，并汇集成一本书，书名叫《广告原理》，于1903年出版。该书的问世标志着广告心理学的诞生。1908年，斯科特进一步将广告心理学的知识系统化，写成《广告心理学》出版。 在《广告心理学》这部着作中，斯科特首次提出了广告内容应简明扼要、浅显易懂，要提高广告与消费者之间的接触次数，以感情诉求的方式吸引消费者等观点。斯科特研究广告的思路，同后来行为科学的立足点极为相似。他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通常建立在感性或情绪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或逻辑的基础上。 所以，广告应该激发消费者的情绪，诱导消费者的感知，而不是给消费者算明细账，更不是给消费者讲逻辑。在广告产生作用的途径上，暗示比论证更有效。例如，展示出男士系着箭牌领结的广告图片，使人感受到他的帅气和风采，要比一条条列举选择箭牌领结的理由更能使人接受。广告不求令人信服，只求影响人的潜在欲望。广告让人难以忘怀的三大要素是：重复、强度和联系。 按照这三大要素，公司需要经常重复它们的广告，采用生动的形象和词句，并把广告内容与购买者的生活联系起来。广告的出发点是了解顾客的需求，而不是把企业的需求强加于顾客。斯科特的研究成果，使他成为美国最有名的广告街——纽约麦迪逊大街的座上客，也使广告心理学开始为世人所认可。他的《广告心理学》成为广告人的“圣经”；他的座右铭“不要推销商品，先要‘收买’顾客”，也随之成为广告人的“信条”。
职业人员挑选
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斯科特的兴趣转向了挑选合适的销售人员，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到一般职业人员的挑选。他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发明了用可控的实验方法来进行心理测验，并将其应用于职业选拔和培训。在《量化考评方法选择雇员》一文中，他对不仔细挑选员工，并用强制方式进行管理的工商业组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过去曾经有很多工商业组织，在雇用员工时不经过仔细挑选，许多缺乏基本能力和素质的未成年人来从事较低级的工作，又不给他们提供系统的培训，使他们欠缺与职位相关的知识，作为代价，只付给他们很低的工资。随着工作需要，企业不得不提升这些员工，但又没有提升职位所必须的培训。这种对选拔和培训的忽视，在实践中导致了大量提升上来的员工不胜任，在更高职位上充满了这种缺乏基本知识和能力的人，这对企业的发展十分有害。从这一点看，早于劳伦斯·彼得半个世纪，斯科特就已经提出了同后来风靡世界的“彼得原理”(即“只要时间和组织空间许可，所有人都或迟或早会被提拔到不胜任的岗位上”)类似的观点。 在人员选择上，斯科特创立了量化测评方法。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天生的差别，心理学要承认这种差别。为了给不同的公司找到合适的人，可以采取实验性的测评方法。量化测评方法的前提，就是事先确定要招募的职位数量和类型，然后基于应聘者受教育期间的成绩和知情人的推荐陈述，对相应职位的申请者进行一个不太充分的能力估计(即初选)。基于这一估计选出面试人员，让他参与一个为期一天或几天的封闭实验，然后通过对封闭实验中采集到的申请者行为样本，进行相应的分析判断，最终做出选择。斯科特在当时首次提出了基于量化实验的科学方法测评和选拔员工，从而解决了过去在员工甄选方面一直存在的难题。基于这一方法创建的人才测评系统，在一战期间被美国军方用来进行人员的挑选和分配，大约有两三百万人被测试，斯科特也因此而获得了联邦政府的优异服务奖章。战后，斯科特的方法又被工商业界广泛采用。在霍桑实验前，位于芝加哥的西部电气公司就利用斯科特发明的心理测试，对15名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进行过测试，以评估他们的“创造潜力”。在这一意义上，斯科特的研究同后来的霍桑实验是紧密衔接的。 由于斯科特发明的实验室人员测评方法要受到较多的条件限制，提取信息也不够完整，而且成本较高，促使人们转而寻找更为便捷的方法，如问卷法。但是，随着人事管理的发展，问卷法虽然便捷，却表现出更明显的偏差。于是，工商界又回到斯科特那里，在斯科特的基础上发掘出了新的改进方法，如模拟情景法、无领导小组讨论法等。这些方法追根溯源，都是从斯科特那里衍生出来的，由于其准确性较高，至今仍为很多大公司选拔中高级人才时所使用。
效率问题
从人事管理出发，斯科特的研究向更为广阔的人类行为动机方向扩展，1911年，他发表了又一代表作《增进人们在企业中的效率》。他也因此成为用心理学理论和知识来研究工作场所中动机的第一人。在这部着作中，他指出人的效率是一个变量, 一个根据一定规则可以增加或减少的变量，它取决于许多因素，除了人们都能看到的精神和身体条件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一个人对生活采取什么样的基本态度，以及对于每一件具体事情持怎样的观点，与他天生的能力相比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工作效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可以通过外部刺激和意识的作用得以实现。当一位员工做到自认为最好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当他处于完全疲劳的时候, 在正确的激励下, 他还可以继续工作。对于如何增进人们的效率，他提出了12种有效途径，具体是：模仿，提高效率的直接手段；竞争，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忠诚，提高效率的基本前提；专注，提高效率的可靠保证；工资，提高效率的催化剂；快乐，提高效率的润滑剂；敬业，提高效率的能量之转化；放松，提高效率的艺术方法；兴趣，保持高效的动力之源；经验，提高效率的实践保障；判断，提高效率的智慧积累；习惯，提高效率的经验资本。 在对效率问题的研究中，他还发明过治疗夏季萎靡的方法，并在一个星期之内建立了一个引来了大量追随者高度赞扬的系统。这一系统使接受实验的公司生产运行得到显着改善，那些因为高温影响，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冲突边缘的工作团体，那些在闷热中烦躁不安、粗心大意的工人个体，采用这一系统后开始变得稳定而有效率，产出也较之前的夏天提高了20%，甚至达到相当于情况最好的冬季平均水平，员工对工作的厌烦程度也明显下降了。
积累性进步
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斯科特曾经说过：很多时候，某一问题之所以成为难题是由于没有解决它的“万灵药”。对难题的解决办法取决于内部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基于理论的实践的不断推进，即连锁反应式的积累性进步。他举了解决美国农产品(14.11,-0.12,-0.84%)供应困难问题的例子：首先人们意识到要开垦贫瘠的土地以扩大耕种面积，增加农产品供应量。等到农产品被生产出来，人们又意识到了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又开始大力兴建铁路。而在此过程中，为了提高产量而发明的科学种植方法也做出了较大贡献。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实践探索中，粮食供应问题被充分地解决了。 今天的人事管理问题亦是如此，由于人的复杂性以及环境的不断变化，解决人事管理问题的“万灵药”不可能被制造出来。因此，人事管理问题的重要性仍在增加，有意义的探索还将继续，更好的办法也会不断被提出，这正符合斯科特的理论，而这种契合又反过来证明了他作为先驱者的伟大之处。
编辑本段沃尔特·迪尔·斯科特着作
斯科特的主要着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1921年出版的《广告心理学的理论与实际》，1923年出版的《影响工商业的人：论证和暗示的心理学》，同克洛西尔合着的《人事管理：理论、实务和观点》。斯科特于1910年至1911年在《系统》(即当代《商业周刊》的前身)杂志上发表的工商业心理学系列文章，到1969年，被德克萨斯大学工商研究所以《人事和管理研究专辑第21号》的名称重新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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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弱者的武器

作者：[美国] 詹姆斯·C·斯科特

译者：郑广怀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7-1

页数：483

内容简介：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着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着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着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着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作者简介：

詹姆斯·C.斯科特(1936—)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其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主要着作包括《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比较政治腐败》(1972)、《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76)、《弱者的武器》(1986)、《统治与抵抗的艺术》(199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