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鉴别方法

① 八股文是哪八股

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是中国明、清两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八股文就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其体源于宋元的经义，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谓其定型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以后，至清光绪末年始废。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开始先揭示题旨，为“破题”。接着承上文而加以阐发，叫“承题”。然后开始议论，称“起讲”。再后为“入手”，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段落，而每个段落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其所论内容，都要根据宋代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代圣人立说”。参阅《明史·选举志二》，示例：清·阮元《四书文话》、梁章钜《制义丛话》。《儒林外史》第一回：“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

② 八股文的内容和形式有什么特点

八股文也称“时文”、“时艺”、“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③ 什么是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

八股文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

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谓“帖括”，就是概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诗、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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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自王安石秉政，以“经义”试士，学子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这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概括来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是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

元代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了。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成化年间，经多名大臣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此形成了。

进入21世纪，八股文现象仍然存在。比如很多英语作文，采用固定的模板来写。甚至一些考试中，如果不采用推荐的格式和模板，阅卷老师就会对此作文打低分。

④ 八股文审题有哪些方法

一、看顶法。即审视题目上文。作为题目的文句，多数都是有来历的，如有的出在给定资料中，有的出在经典中，即便没有直接来历，也有间接的依据，如依据理论、文件或是伟人、领导人的名言、论断。要弄清题意、搞准作答要求，就要查一下题目的来历，看清楚原文原话是什么，在作为试题的语句前面，还有哪些话，是怎么说的，是什么意思，跟题目这句话合起来，又是什么意思。如果实在找不到原文出处，那就要查看试题语句的前面、顶上还有什么话，联系它的上文，来认识题目的准确含义。
二、看面法。面就是题目的正面，即题目字面的表述，要从文本本体上认识题目的正面意义，它表面上是这么写的，那么按照这个写法，题目是什么意思?如果从正面就能把握题目的含义，就可从正面落笔，就题意阐发开去。
三、看心法。心即是题目的核心与实质，就是出题者为什么出这道题、为什么这样说，要看清命题的用意何在，才能准确下笔。例如前述“刑赏忠厚之至论”的题意，苏轼根据题目的来源出处《尚书?大禹谟》的注释“刑疑付轻，赏疑从重”，通过联系上下文，认真揣摩，把握到题意的关键在“疑”，拈出一个“疑”字，论述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情况，怎样做才算“刑赏忠厚”。看到了题目的“心”在“疑”，不仅作答准确，也比其他只从正面论述“忠厚”的考生立意深刻。
四、看背法。所谓背，就是题目的反面，要从事理逻辑出发，推究题目字面含义的反面观点，例如从自律的反面是他律，推出行业自律之外的解决之道、即行业自律的反面就是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五、看足法。“足”与“顶”相对，是题目文句的下文，既指在原文出处中的下文，又指在题目文本中的下文。通过上、下文的联系贯通，构成题目所处的完整语境，把题目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与相关文句联成一个整体来考察，确实弄准题目的真正含义。看顶和看足，一个是看上文，一个是看下文，两者合起来就是看题目的上下文。例如《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个题目，要准确把握题意，必须全面联系考察原文，弄清什么是“忠厚之至”才可以立意、进而下笔;而原文《尚书?大禹谟》孔安国注原文的全句是“刑疑付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有这两个“疑”作为前提，才算是“忠厚之至”，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疑”字前提，一味去从正面阐释“忠厚”，必定难以准确切合题意。
六、看影法。影子总是落在事物本体的一侧，题目的“影”就是它的侧面，审题不仅要有纵的联系，看清它的上下文;还要有横的联系，看清题目的侧面，组织对题目本体的完整认识，进一步还要考察与题目相关的方面，变换考虑问题的角度，凡对作答问题有价值的事物，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际中的，都要尽力观察到、考虑到，不留视野和思维上的死角，这才能完整理解题意。例如，试题如果以彭宇案为题，除了题面上的信息外，还要广泛地放开思路，旁及其他，全面思考问题，决定作答要从哪一方面、哪一角度立意。可从彭宇扶助他人的行为，旁及雷锋精神是否还应提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提倡什么样的公德标准，以此立意，阐发观点;可从彭宇事件的一个侧面，社会应该给予助人为乐者以适当回报，接受扶助者应给予施助者适当回报，以回馈与报恩的“利”来倡导更多见义勇为的“义”;从事件的另一个侧面着眼，可由当地法院“有罪推定”的不公判决导入话题，阐述司法公正应当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弘扬正面价值，鼓励和保护对社会有利的行为;再从其他有关方面、从更高层次把握题意，可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应“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应以彭宇作为“荣”的榜样，在全社会继续提倡助人为乐的良好风尚，以事件中的受助者为“耻”的典型，在全社会鞭挞见利忘义的行为，使其在和谐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按照这样的审题方法，寻找题目的确切含义、潜在思想脉络，从而确定文章的正确主题，可以左右逢源，选择的空间非常宽阔，可使应试者立于不败之地。
审题继以辨体，审准题目、吃准题意，下步才可决定采用什么体裁和形式作答;审题决定构思，为立意做好准备，立意所在往往也就是题目重心，如重心在“他律”，立意就不在自律;重心在“蓝图”——比喻建设规划、工作计划，那立意就要从怎样建设小康浙江着眼，而不在于对未来浙江小康情景的描绘。审题的准确与否，决定了立意——作答的根本方向是对还是错的。要正确立意，就要首先准确审题，通过联系考察题目及其出处原文、全句，联系事物的不同侧面和左右相关事物，完整地把握题意，进而确定一个最接近题意的作答中心思想

⑤ 什么是八股文

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旧时科举，八股文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亵渎圣人，每篇文章包括从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

八股文最初是写议论文章的一种推荐格式，本身无好坏之分。但后来由于科举考试规定必须采用这个格式，就遭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反对。八股文就成了古代科举制度弊端的替罪羊。同时八股文的题目出自《论语》和《孟子》，新意不足，甚至有割裂原句拼凑出题目的现象。更有甚者，一次出题的题目只有标点，全为了难为大多数考生。

⑥ 什么是八股文八股文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什么是八股文？八股文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八股文，是明清科举的规定的一种文体，明确规定有八个部分。

八股文的出现，是科举制的鼎盛阶段，也是科举制步入没落阶段。

总之这些虽然不适合现在，但是依然是我国不可缺少的文化瑰宝，需要一直保存下去！

⑦ 八股文是什么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

旧时科举，八股文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亵渎圣人，每篇文章包括从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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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

一、正面

1、让科举能够发挥朝廷选任人才的功用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开启中国科举取士制度之先河，通过科举考试，按成绩来选取任用人才。科举考试由唐、宋时期的重视个人才气的诗赋、策论转而为明代的以《五经大全》的儒学经义为主，乃是科举制度为追求公平原则的落实。但是由于考试范围的限定化以及题目的不断重复，再加上参与科举考试的考生大幅的增加，因而造成了士子素质参差不齐以及“废书不观”等坏现象。

为了解决这一经由科举市场决定政府人才来源所必须承受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于是在科举题目上出现了截题、搭题以及在文章写作上出现了综合了诗赋、策论的八股文等应变措施，这也就是说士子对于题目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在八股文章的写作能力上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才能进一步的获取考官的青睐。

2、是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沉淀升华所得的规范准则

明初大儒唯程朱之式是依，是一种普遍现象，故其于诸子学之观点亦因仍于程、朱，宋濂、解缙以及薛瑄等皆是如此。在明成祖永乐年期修撰的《五经大全》，如以科举制度的发展来看，顾炎武曾质疑“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故使治经者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说为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于上；师之所教，弟子之所以传于师，其说皆必出于是。

上之所以取而不出于是，由变礼易乐，叛于时王之法也，无所逃当世之责；师弟子所习而不出于是，其罪若伪符节尺量之罪也，徇于路者得而讥之。”，可说是经过宋、元以来，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的沈淀以及升华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的规范准则。况且，文章的好坏较难有统一准则，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相对来说评判较为公正客观，争议度相对减少。

3、引发研究古籍文理的风气

在八股文对于外在形式上的“学古”以及风尚的追求之下，士人逐渐重视秦汉典籍于时文方面的运用，因此此时编纂的诸子学书籍也以尽量能符合士子的需求为首要，因而产生了对于古籍进行文章行文脉络的文理、文气以及文法、文句的评点书籍，

如沈津《百家类纂》、陆可教、李廷机《诸子玄言评苑》、陈深《诸子品节》、焦竑、翁正春、朱之蕃《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焦竑、翁正春《新锲二太史汇选注释九子全书正集》、归有光、文震孟《诸子汇函》、陈仁锡《诸子奇赏》、郭伟《新锲分类评注文武合编百子金丹》、谭元春《庄子南华真经评》、孙、钟之衣《六子全书》、钟惺《老子文归》、陈继儒《老子隽》等书籍的产生皆是为应科举需求而为之评点。

二、负面

1、对学术的影响

八股文题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严。考生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因此扼杀了作者的创意。结果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专讲形式，成了文字游戏。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严，而且题目限于经书，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程朱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顾炎武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2、对政治的影响

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而有些读书人亦对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渐败坏，政治难上轨道。

⑧ 什么是“八股文”

阅读是一种主动的过程，是由阅读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调节控制的，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自我修养。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什么是“八股文”，欢迎大家分享。

什么是“八股文”

八股文是我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又叫“制义”、“时文”、“八比文”。

八股文的规则随时代不同小有变化，但大体上每篇要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几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各自要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这就是八股文名称的由来。八股文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七百字。

八股文的命题取自《四书》、《五经》，行文要求“代圣贤立言”，就是只能用孔子或朱熹等人的口吻说话。解释《四书》只能依“朱注”，不许自由发挥。

八股文形式呆板，内容贫乏，束缚人们的思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八股文，改试策论。从此，这种通行四百多年的文体，终于寿终正寝了。

浅谈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八股文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摘要】 八股文是明代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精程朱理学的主要工具?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愈识形态—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生态。

【论键词】 程朱理学;八股丈;丈学创作

八股文作为明代最重要的科举考试文体，对明代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己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这只是历史实存呈现出的表象，实质上，在其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虽然考试文体对其他文体产生渗透与影响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如唐代行卷对传奇的影响，宋代经义策论对宋诗的影响等，但是，像八股文这样与官方意识形态结为一体，作用巨大，涉及极广的文体影响却仅明代文学一例。

一、程朱理学与八股文的关系

(一)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与八股文是八股其形、理学其实、互为表里的一体关系。八股文是作为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输程朱理学的主要载体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下诏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翌年书成，“上亲序之”，令颁行全国。此举标志程朱理学被正式确立为朱明王朝的治国思想。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与士人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一是在学校、科目、荐举、锉举四种“选举之法”，中，科举成为官府选拔人才和士子求得仕进的唯一有效之途。《明史·选举志三》记:“永乐以后，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荐举)久且废不用矣。”冈‘彻，《明史·选举志二》记载，明永乐天顺以后，“非进士不人翰林，非翰林不人内阁。·一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另一件事是官方指定的八股文考试内容，由明初的兼古注疏转为专宗程朱。《明史·选举志斗记日:

《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只用陈潞《集说》。

从此，“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令甲在焉”(清四库馆臣评)。

理学大儒丘涪在《大学衍义补》中叙述了上述从明太祖到明成祖八股取士内容的变化，并盛赞明成祖这一尊程朱于一统的举措:

至于有宋潦关闽诸儒者出，然后经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德一而无歧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见天地之纯全，识圣贤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欤!

一个世纪之后的何良俊目睹了这一举措对学风产生的恶劣影响:

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四书)、《五经》《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学有专统，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一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衍，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突!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真才，岂可得乎?

暂且不论功过，与科举考试只重八股文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看，明太祖用八股文推行程朱理学的目的昭然若揭。这样，朝廷用程朱来武装士人，士人靠程朱来赢得科举。用八股文这条与士人休戚相关的“生命线”，最高统治者把理学与士人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于是，程朱理学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意识形态化成了八股文遵经守传等可具体操作的程式规则，并通过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股修习浸人到他们的生活、思想、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显见，在历史实存中浮出的是铺天盖地的/又股文章，而程朱理学则隐藏于下。在这个意义上，明代中前期，八股文与程朱理学互为表里、结成一体，可谓八股其形、理学其实也。刘熙载《艺概·经义概》记:

明儒冯少墟先生名所集举业为《理学文鸽》。理学者，兼致知力行而言之也。

以《理学文鸽》来命名/以役文集，可见，在明人眼中就是把八股文与理学看作一体的。

八股文所起的这种作用，被同样作为统治者的干隆一语道破。他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说:“道统在斯，治统亦在斯矣。才把八股文上升到承继“道统”维系“治统”的高度来认识。在《钦定四书文序》中，干隆帝又从选拔人才的角度对八股文所起的这个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阐明义理，发其精蕴，因以规学力之深浅与器识之淳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诚以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应者甚巨也。

国家以经义取士的'目的在于，通过它培养出一大批以程朱理学为世界观、价值观的学力深、器识淳的人才。所以，八股虽小，却关乎国之气运，国之根本。

(二)尊程朱理学于一统是促进八股文体制最终定型的决定性因素。八股文体制在明代立国之初并不完备，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到明成化(1465一1487)年间才最终定型。胡鸣玉《订讹杂录》卷七云:

今之八股文，或谓始于王荆公，或谓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所谓经大义，即今时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

顾炎武指出: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146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问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一浅一深(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句股实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之相传谓之八股。

在八股文的定型过程中，明永乐(1403-1424)年间无疑是一个关键时期。此期，程朱理学、八股文、士人这三个因素第一次全方位聚集在永乐这个点上，而这三个因素的齐备正是八股文体制最终定型的必要条件。专宗程朱、遵经守传使得作为考试文体的八股文有了简便明确、便于士人修习的内容限定，同时也为考官提供了统甲客观、便于操作的阅卷标准;功名系于科举一途，“非是途也，孔孟无由进”，使天下士予乙无旁鹜，倾毕生精力于举业之中，在内容无可发挥的狭小空间竭尽所能探索八股形式的变化，使其日臻成熟和完美。

在这三个因素零距离地磨合了五十余年后，在成化年间时八股文的体制最终定型。所以，在八股文的定型过程中，尊程朱于一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八股文对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当八股文以稳定成熟、明确规范的程式出现后，除了承载和传播理学之外，它还作为一种文体而行世，开始发挥其文体学意义上的影响，从而进入夕、股文影响史上一个新的时期。

第一个层面是渗透式影响，以被影响者的不自觉接受为特点。它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靠朝廷的功令来左右士人的读书范围，日常修习，在耳濡目染的长期浸润中，“日渐月化”地完成对其思想观念、思维模式、情致心态的渗透。对接受者来讲，这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在不知不觉中，文人群体也开始把这种“渗透”再“渗透”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戴名世说:

以四子之书，幼而读之即学为举业之文，父兄之所劝勉，朋友之所讲习，而又动之以富贵利达，非是途也则无以为进取之资，使其精神意思毕注于此，商鼓舞踊跃以赴之。而人之学之者，自少而壮而老，终身钻研于其中，吟哦讽诵，揣摩熟习，相与扬眉瞬目，以求得当于场屋。 这样年复日久的修习，必然会产生以下结果:

及其志业已酬，思以文采自见，而平时所沉酣濡裁入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当官奉职，从事筐筐之间，亦惟其素所服习以资麟献，而质固不出此矣。雅则俱雅，敝则俱敝，己亦不知，人亦不知矣。

这己不知人亦不知、想脱却脱不掉的东西，正是徐渭、王骥德服胃的“时文气”。被推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尚且“古文虽工，终不脱时文气息，而且终身不能为诗”，其他人就更不能幸免了。因为，“惟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终也欲摆脱八比气息，卒不易得耳”。

所以，这种影响对文学的作用威力甚大，只要士子一动笔，时文气就会随其笔触渗透到创作的每一个毛孔之中。我们以明代文学最盛行的模拟之风为例，可证此风正是由八股而来。

模拟在少、股文中实属正常:一是指模拟考中之人的文章，如程墨、房稿、社稿等，是ZU没修习的主要方法;二是指模拟古人口气而为之，称为人口气，是八股文的写作方法。此只就前者论之。

作为修习八股的基本方法，模拟可细分为“偷格”、“偷意”、“偷调”、“偷文”诸法。(制义丛话》卷十一引郑苏年语云:

时文家有偷格、偷意之法，不以剿袭论。今作墨卷者往往偷调，亦足动人。惟偷词则风下矣。有偷名文之调者，有偷时墨之调者，有好手能偷古文之调者，则鲜不倾动一时。

可见，在时文领域，偷格、偷意、偷调并不算作抄袭，只有偷词方显下作。但是，前三偷的结果必然是偷词。模拟至此必成弊端。《制义丛话》卷一引苏翔凤《甲癸集序》言曰:“文运之坏也，有三大病，三恶习，三毒种焉。”三大病，“一曰徽，二日窃，三曰奴。”“窃”，就是模拟剽窃。

长期专注于揣摩圣人心思，模仿圣人口气，靠仿照名元之文来写作的士子，尝试创作其他文体，往往一上手就会不自觉地落人模拟的“窠臼”。宋佩韦在其《明文学史·引言》中论前后七子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在复古派的诗文的作风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时代的背景。复古派的诗文，有两点最为后人口实:第一、是模拟或剽窃……剽窃是由于模拟而来，凡模拟未有不流于到窃的。然而这模拟习惯的养成也是由于八股文。八股文需“代古人语气为之，”其精神全在模拟古人，不说自己的话。明代士大夫经过了长期的八股文的训练，已不知不觉养成了模拟的根性，复古俊以起衰救弊为己任，俊怎样地高唱“文必秦汉，”却终逃不出这“模仿古人”的圈套。这是时代的桂格，任凭你怎样聪明睿智，都摆脱不了这个桂格!叶德钧在《读明传奇文七种》中对明中前期小说创作的模拟之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勾勒:

明代传奇文自瞿佑《剪灯录》、《剪灯新话》、李祯《剪灯余话》以后，拟作者纷起。如赵弼《效纂集》(宣德年间)、夕川老人《花影集》(成化、弘治年间)、邵景詹《觅灯因话》(万历年间)等。拟作的风气以嘉靖前后为最盛，到万历间流风也还没有泯灭。

模拟之风在戏曲领域表现得最为集中，主要围绕被统治者击赏的《琵琶记》进行，侧重于对其“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伦理教化内容及文雅风格的模仿。在明中前期出现了以《五伦全备动》、《香囊记》为代表的伦理教化剧创作的高潮。由此观之，可以说，八股文渗透式影响遍及了明前中期文学创作的每一个角落。

第二个层面是主动借鉴型影响。它表现为接受者在特定的文学背景下，出于特定目的，主动借助八股文的内容和形式对弱势文体加以改造，是在特定创作观念指导下对强势文体的一种有意识的靠拢与吸收。这主要体现在明代某些戏曲与小说创作中。

南曲用写八股文的方式来写作传奇，是弱势文体戏曲借助强势文体八股文汉寸自己的一种改造，其目的不外乎是提高自身地位，由士大夫不耻为之的小道末技荣登大雅之堂。其代表作是《香囊记》，具体表现为在文体功能上向2又股文论说体的靠拢，内容上对“四书”“五经，，及传注语的大量引用，说理方式的二重代言，说理方法的类书式用典，行文方式的前腔式对偶，等等。小说吸取八股文的写法进行创作，其目的也是提升自身地位，以融人正统文学之流。如张书绅批《绣像新说西游记》日:“一部(西游记》可当作时文读”，《西游记》“似一部乡会制义文字”，“是一部圣经《大学》文字”。

总之，从学理上讲，明代中前期八股夕汉寸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而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一一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