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史的方法研究当代史

Ⅰ 历史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哪些

历史研究有其独特的魅力。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着明”的效应。

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

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

Ⅱ 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的划分依据或者为什么成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

基本上是以社会制度的更替和重大转折事件来划分的，古代史和近代史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划分节点的，鸦片战争是辉煌了两千余年的中华文化正式走入衰落的起点，近代史和现代史则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节点的，五四运动时沉睡的中国开始觉醒的转折点事件，现代史就是19年——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再就是当代史了，基本上可以看出社会制度的更替：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Ⅲ 求助中国古代史大神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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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我尽力了！！

Ⅳ 怎样做“历史研究”

表面看来，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或哲学研究比历史研究更能显示其现实意义。不过，历史研究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着明”的效应。[1]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
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历史的考证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掌握历史的发生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学会使用历史的话语分析法，掌握历史的话语分析的三个主要方法；
●学会使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法；
●理解传统的解释学研究与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主要差异；
●理解历史的述评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现的问题；
●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
●掌握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三个技巧并理解“解释学的三个自信”；
●学会历史的比较研究。
中外历史研究几乎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中国有“乾嘉学派”，西方有“兰克学派”。中国史学界在18世纪已经兴起“考证”之风。干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学术主流，时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形成“乾嘉学派”（也称为“考据学派”）。[2]“清代是校勘硕果累累，校勘学独立形成的时期。”[3]当时出现一大批从事校勘、版本、目录研究学者。[4]发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等人那里，“乾嘉学派遂臻于鼎盛”。
西方史学界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并非始于德国史学家兰克（L. Ranke，1795～1886），但兰克为这个传统制定了严格的考订与批判的方法，并发展成一个学派。“兰克学派”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因为，“兰克本人既没有说过此话，他的着作也绝非史料的编排”。相反，兰克本人一直相信“历史背后的精神力量”，他甚至会在其着作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论。他的着作隐含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兰克学派”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视写作的艺术。相反，“他的史笔，从容流畅，且有音乐节奏，……他从不讳言史家需要艺术天才和造诣，他一直认为大气磅礴的叙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务。他的书不仅仅为专家而写，也可供非专业者阅读。”[5]兰克学派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不仅收集和利用档案资料，而且辨别档案文献的真伪，强调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史料辨伪或史料批判。1886年兰克去世，3年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1850~1942，兰克的再传弟子）总结兰克的史料辨伪方法，出版《史学方法论》。兰克学派所强调的史料辨伪对后来的史学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后来出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兰克学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鉴学派或新史学也依然重视考据。其差异只在于，年鉴学派或新史学更重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而不赞成兰克学派只强调政治史以及相关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国初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和西方兰克学派的精神而倡导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一度兴起“古史辨派”（也可称为“古史辨伪”）。[8]考证研究看似与现实无关或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它往往为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证据。学术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讹传讹。
史料考证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根据比较所采用的材料来看，考证研究可分为校勘法和三重证据法。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义理和考据之间，义理优先于考据。

一、校勘法
校勘是寻找适合阅读的文献、做注释或参考文献以及撰写文献综述的前提条件。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版本学研究和目录学研究。
（一）校勘与校勘学
有关校勘的系统研究，称为“校勘学”。狭义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发现同一部书的错误、错漏，然后订正。也有人认为，校勘学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10]
校勘既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的辅助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独立的校勘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但在编辑教育着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献时，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编辑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着作时，编者特别强调了“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对有关拉伊（W. Lay，1862～1926）的“实验教育学”的相关简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发现大量以讹传讹的错误（见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实验教育学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学论》。这本书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见中译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育学》，1912年和1918年分别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译本。
在我国建国以前，比如，钱歌川的《现代教育学说》正确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授学》，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说，拉伊于1903年着《实验教授学》，但未及《实验教育学》。
然而，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的“拉伊”目说，“1903年，发表《实验教育学》一书”；其“实验教授学”目，说“实验教授学之名词，始于拉伊所着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书”。又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现代西洋教育史》说，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两本书搞成一瓶浆糊了！建国以后、我国一些教育类工具书、教育理论和教育历史的书籍，搞错了的确实不少，比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实验学》第2页，说“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拉伊1903年写出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259页，说“拉伊于1903年写成《实验教育学》一书”。……之所以如此缕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和《实验教育学》两本着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为感到“以讹传讹”实在太多了！

（二）校勘学与版本学、目录学
传统的校勘学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校勘，它与版本学、目录学相关，三者一起构成“古典文献学”。[13]版本学侧重研究各种版本的源流（发生和传播）、差异、优劣及其演变规律，并以此为校勘提供基础；目录学侧重书名、卷数、页码、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应。广义的校勘学包括了版本学和目录学。[15]也因此有人统称之为“目录版本校勘学”[16]或“版本目录学”。[17]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领域卓有成就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校雠学家”。[18]这样看来，校勘包括了史料辨伪。[19]中国近代兴起的“古史辨伪”，也可以视为广义的校勘和校勘学的一个部分。[20]
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校勘学家，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古典文献学家”。但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一起浓缩为“现代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21]与之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文献综述”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校勘的时机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当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时，则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现学术研究中的“低级错误”。
第一，在阅读文献时，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间做出选择。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开篇所提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道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过考察文献的目录、导言、注释以及参考文献来对文献的质量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在比较不同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第二，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同一着作或论文有多种版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选择高质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发现所引用的文字不顺畅，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原文是否准确。
第四，在转引他人的文献时，需要确认所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比如，在讨论柏拉图的“灵魂马车”比喻时，不少研究者的引文与注释出现错误[23]：一是引文与原来的译文不符。二是注释错误，标示的页码与原来的译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编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释所标注的出处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同时也说明，应该引用原始文献而不得转引他人文献或“文摘”式的文献，除非研究者经过努力之后实在无法获得原始文献才可以采用转引。如果发现某份文献与原始文献摆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阅读”的效果，则可以在注释中同时列出原始文献和转引的文献。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转引的文献与原始文献做一些校勘，以便确认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
第五，如果同一着作出现多个版本，则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确认版本的质量，一般而言，专业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可信，而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领域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比较可信，而没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则可能难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献出现多种资料集，应尽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选编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种译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比较译本的质量以便选择优质的译本。
第七，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次修订版，则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不过，也可以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以便选用合适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译本，则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确认译文的质量。如果发现译文的语义不顺畅，则立刻进入校勘状态。

二、两重证据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为“用本子互勘”，那么，这种考据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为单一的证据，有人称之为“以文献考证文献”、“以古书论古书”。[25]除了“用本子互勘”这种“单一”证据之外，还有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
两重证据法主要指王国维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与地上的古书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国维看来：“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6]有人称之为“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或“地下纸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实，王国维的考证并不止于“两重证据”，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归纳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相当于王国维本人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8]
不过，有关王国维的“三目法”更适合用来概括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资料与地上的文本资料相互印证，比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学视角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与历史文本的相互印证，比如用叔本华哲学视角研究《红楼梦》。但是，王国维本人外语水平有限（仅通晓日语和英语），很难做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真正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方法的正是陈寅恪本人。据说，陈寅恪能熟练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种[29]，尤其精研“梵语”，这为陈寅恪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陈寅恪后来也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更正了王国维书中的某些错误。[30]
除了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之外，陈寅恪还采用了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法”。采用此种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别传》。
如果说王国维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是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互证以及哲学视角与史料的互证，那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则是“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的互证以及“诗史互证”。

Ⅳ 中国古代史的最新研究动向

先秦史研究：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一书，以聚落形态的发展和变化为主线，探讨从村落到国家运动轨迹，论述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途径和典型方式，属于别开蹊径的新视角，从而为新世纪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书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国家暴力的核心--王权的形成和强化作了全面考察，充分阐述了从“五帝”时期到“三王”时期，王权是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权力系统的集中反映。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是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农业的总结之作。该书有不少辨正前人之处，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既从纵向论证了商代农业早晚发展的不同，又从横向分门别类地对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农业作了系统地叙述，推动了商代农业史研究的深入。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深入探讨和论证了殷商历法的纪日、纪月、纪年等问题，并对与历法有关的开象记录也进行了甄别，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纠正了不少前人有关殷商历法的误说，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看法，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曲英杰《齐都临淄城》着作，是在全面剔梳史料并与考古发掘成果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多方位研究齐都临淄的开创之作。书中不仅从宏观上纵向考察了齐都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而且微观上对临淄城内居民的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甚至对春秋时齐国的贵族，诸如崔氏、国氏等世卿的宅居及其方位形制都进行了有根据的复原。因而《齐都临淄城》不仅对齐国史的研究很有意义，而且也为古都研究的深入进行了新的摸索。�
国家重点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在1998年取得了许多新收获，其中偃师商城考古新发掘，不但确认了偃师商城有外城、内城、宫城之分，内城和宫城早于外城；而且也试图为夏、商之交的年代亦即为划分夏商文化提供界标。2月在山西侯马召开的“西周列王年代学考古专题研讨会”上，李伯谦教授提出了晋侯墓地八组墓葬分属于从晋武侯到晋文侯等八代晋侯的观点，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赞同，其分期研究成果可以与《史记·晋世家》记载相比较，将西周文化分期与西周王世对应了起来。此外，关于月相问题、铜器的考古学编年与断代问题、厉宣幽王年问题、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的可能年代、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等都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是朱大渭先生积40余年心血而撰写的40余万言的力作，全书由22篇论文组成，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医学等广泛领域。该书对于当时的官俸、官员致仕、政界名人的年龄结构、外科医学、畜牧等不甚为人注意的新课题均加以撰论，而对史学界研究成果较多的问题，如农民战争、民族融合、阶级结构、人物评价等，也撰写专文。而且在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勤搜博采，殚心精思，因而能提出令人服膺的新解。台湾学者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1998年)，依据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官文书，参照传世文献，考证了汉代的政治制度与地理状况。这本15万字的学术专着，距1996年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秦汉史国际讨论会”上谢桂华介绍尹湾汉墓简牍，时隔仅仅两年，而其完成初稿时间距《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仅七个月。如此迅速的反应，实得力于先进的研究手段。作者称，本书之撰写，利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汉籍全文资料库，检索方便快捷，本书得以在短期完成盖以此也。”
1998年出版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专着中，属于社会生活史类者占据了重要的成份。其中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一书，分七个专题考察了汉代社会风尚、汉代人的精神世界和语言现象。由于文献疏于记载或语焉不详，使历史的复原颇为不易，因此从琐细的社会生活表象中进行富有历史深度和理论深度的分析殊非易事，作者却不避困难，进行深入细致研究，从而对这些现象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作为龙蛇丛书之一的《古道侠风》一书，也是彭卫在汉代社会风尚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对汉代的游侠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在这一时期的宗教史方面，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的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有内容有深度的力作。马勇的《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是秦汉学术史方面的新作。朱大渭、梁满仓合着的《武侯春秋》(团结出版社，1998年)是两位作者将多年来对诸葛亮一生深入的研究以畅达生动的语言表达的成果。此外，列入《武侯祠历史文化丛书》(十册)中的李兆成的《一代贤相诸葛亮》和谭良啸的《天下英雄得刘备》，也于1998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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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史研究：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12月)，该书把寺院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置于华梵文明的遇合与交融，以及华夏文明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书中对汉唐佛寺经济生活三种生存状态的本质特征的分析、对作为“文化视野窗口”的寺名的考察，对观音瑞像起源、意义的论述，以及对寺型演变原因的探讨，都是独到而有深度的创见。此外还有由张泽咸、李斌城等合着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黄正建《唐代衣住行研究》、杨际平等合着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庭关系》等着作。

宋辽金元史研究：由史卫民等主持翻译的《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值得一提的。该书有九章内容，73万余字，各章分别由当代西方的权威学者撰稿，书后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基本上反映了国外学者90年代以前对中国辽夏金元史的研究情况。该书的翻译出版，为我为学者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宋代法制史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点。继去年郭东旭《宋朝法制研究》一书出版后，1998年又出版了薛梅卿的《〈宋刑统〉研究》，该书在对《宋刑统》进行系列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如该书征引大量史料，认为《宋刑史》为宋朝300年通行不废的一部法典，与普遍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朱瑞熙等着的《辽金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也是社会生活史断代系列之一，该书函盖面较广，全面叙述了公元916--1279年共三百多年间中国境内各民族政权的社会生活，内容详实，叙述得体，其中有些方面，象押字、剌字等颇具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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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研究：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书，向史学界提供了明初的黄册抄底，纠正了原流传的所谓“黄册原本”的错误。澄清了明代里甲编制与图保编制分属不同系统的区别，证实了黄册人口登载事项中包括妇女的说法，论证了甲首本是一种职役，不当作一甲“首领”来理解，揭示了黄册制度的本质不仅是赋役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它首先是控制人口即控制劳动力的。该书在明史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获得高度的评价。
� 近年来学术界对明代商品经济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不仅论着多，而且涉及的领域较宽，例如对典当业、农村集市、庙会、会馆、市场网络、市场法等都有研究。其中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就属于系统研究江南商业经济的专着。通过他的研究表明，在16世纪的明朝，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一书，对明清河南集市、庙会和会馆的建立、发展、分布、类别、组织管理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作了考述。
� 在明清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方面，有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着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从社会史与地方史的交叉处入手，采用多学科渗透的方法，对300余名明清上海名流及其着姓望族作了多方位的研究。作为民族关系史，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一书，充分利用丰富的汉文、蒙文、满文史料，紧紧围绕古代蒙古地区与中原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联系，阐明推动蒙古各部南迁的内外原因，以及南迁对周邻民族和对蒙古本身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解决的有关漠南蒙古历史上社会、经济、地理等方面的问题。

� 清史研究：明清鼎革与清前期历史地位，一直是倍受关注的。顾诚《南明史》受到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引发了明清之际历史的新思考。关于康乾盛世，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与顾诚的观点不同，认为清朝入关后的统治，诚然具有维护满族特殊利益，牺牲汉族百姓利益的内容，但同时它也在不断调整统治方针，努力实现民族关系和谐，以达到稳定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国家的统一，经济繁荣，武功强盛，学术集大成等。如果将其和同时期英、法等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了，这可以说是康乾盛世最大的悲剧所在。但这种落后至晚从明朝中叶就开始了，康乾时期中西差距只是拉得更大而已。在清代的政治研究中，吴吉远的《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书是比较重要的学术着作。该书对清代专制与法制的关系，清代立法与司法的建设，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朝县(州)、府、省三级司法职能进行了立体的分层深入研究，并考察了幕友、书吏、差役、长随在地方司法中的特殊作用，比较清晰、完整地揭示了清代地方司法系统的基本状况。关于清代人物研究，1998年出版的冯佐哲的新着《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比较彻底地改变了以前将和珅漫画、丑化的传统做法，还和珅以历史本来面目，纠正了以往人物研究中片面性。

� 文化史研究：1998年出版的有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刘惠文的《蔡元培的文化思想》、蔡克骄的《瓯越文化史》、武斌编的《中国文化史概说》、赵锦元等编的《中国民族宗教与文化》、马启成、丁宏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卿希泰和詹石窗合着的《道教文化新典》、陈鼓应主编的《道教文化研究》、张继禹主编的《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枣兼论道教济世贵生思想》等。其中由萧克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华文化通志》，从筹划到编撰出版，历时8年，篇幅达101卷、4000余万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化通志。全书分为序卷和十典百志、贯通古今五千年历史，涵盖十大文化领域，包括56个民族文化，涉及文史哲经等十个主要学科，汇集了大批专业学者，内容丰富详实，撰写质量高，既有可读性也具学术性，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 中外关系史研究：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利用中亚古文献进行专题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着之一。作者利用国内外已刊布的回鹘文文献, 结合汉文史料，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经济情况、功德思想、寺院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探索。林梅村的论文集《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是其《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 的姊妹篇, 集中反映了作者利用佉卢文献并与史籍和考古资料相结合，是研究中亚古代历史文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 历史地理研究：1998年出版的有《侯仁之文集》、陈桥驿《方志论集》、葛剑雄《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李勇先《舆地纪胜研究》、卫家雄、华林甫《银色巨龙--长江》、辛德勇《黄河史话》等。通过这些着作和一批论文，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地理是一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专门之学，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除了对疆域与政区、历史军事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外，有关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如何保护环境，也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 综观中国古代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内容充实、观点新颖的论着不断涌现，专题研究亦有所加深，学术空气相当活跃。但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同时，转变视角，引发新思路，借鉴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途径，都有待继续努力。另外，研究学风尚须进一步严谨，尤其应加强学术批评，提倡学术争呜。

Ⅵ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方法

如果研究古代历史按照教科书这样按照某个帝王为主线去研究，就白白浪费时间了。
研究历史，如果从气候、粮食、疾病、技术、制度等角度然后兼顾帝王特点，这样可以更加客观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然后也能从历史中学到经验教训，真正起到学历史的作用。

Ⅶ 如何攻克历史学考研中国史

有出路

自从历史学考研统考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爱好者来考历史学的硕士研究生。那么，历史学考研的主要就业方向有什么呢?历史学考研就业前景又如何呢?让勤思老师告诉大家吧!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研究范围包括历史哲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现代史学思潮、现当代史学研究、史学名着研读、学术大师研究、方志学、历史研究法、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西方史学史等。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层次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专门人才。最终成为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方法和最新学术动态，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能力，毕业后能够胜任历史学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并能够在本学科做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和研究成果的高级人才。
就业前景：
历史学理论类专业的毕业生，可在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国家机关、新闻出版等文化机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博物馆等单位任职。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研究范围包括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北方民族历史与考古，人类学和环境考古等。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层次的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门人才。
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需要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方法和最新学术动态，具有独立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博物馆陈列设计、保护与管理能力，毕业后能够胜任中国考古学、博物馆学及文物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并能够在本学科做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和研究成果。
历史地理学
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脱胎于传统的舆地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四大块：
1、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地理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
2、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动植物、自然灾害、海陆变迁等。3、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政区、疆域、经济、城市、人口、交通、军事、社会、文化等。4、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传世文献、佚失和出土文献等。
历史地理专业主要培养掌握历史地理的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能力，并能够在本学科与相关学科做出有理论及实践意义的成果。
就业前景：
历史地理学专业毕业后，能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也能胜任区域规划、环境保护、新闻出版、方志地名、水利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以及为政府决策部门作专题研究等。

Ⅷ 怎样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历史

如果是为了以后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应该先从学习古文入手。要先熟悉繁体字、文言文。可看看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而且，中国古代“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平时要多看些经典的古代作品，像<<诗经>><<老子>><<史记>>等都是必看的。
要系统地学，可按历史系本科专业的课程来学，按课程购买书目，循序渐进地看，还可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史来学。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有很多的史料，即陈寅恪所谓的“以诗证史”。
还可按照考研的书目来看书，这样针对性可能会更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网页：http://www.hist.pku.e.cn/ 推荐你看有看。

Ⅸ 按研究方向历史有哪些组成部分

1.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1研究方向
目前，各大院校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相关的研究方向都略有不同的侧重点。以南开大学为例，该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有：
01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古-1840)
02中国近现代史学史(1840-2000)
03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
04外国史学史
2)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良好的学风，系统、深入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外各种主要史学理论、中外史学史具有较宽广、扎实的基础知识，能够批判地继承中外史学遗产，正确评析当代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对本学科的现状和前沿动态有较深的认识，能够运用一门外语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和较高的写作能力，掌握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和工具，研究视域开阔，理论基础坚实的，具有创造性研究的能力。
3)专业特色
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这两大领域之间，它以史学理论为研究重点，兼及史学史(侧重于研究近现代西方史学和历史哲学流派的历史);在史学理论领域，以广义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为重点，而不局限于狭义的史学理论;而且坚持把理论探讨与实证的史学研究相结合。
2.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1)学科简介
考古学(后改为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
2)培养目标
考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三年学习期间应系统掌握考古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宽广和坚实的基本技能，了解考古学科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最新动态，能承担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课题和教学工作，学位论文要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3)研究方向
01古文字学
02旧石器时代考古
03新石器时代考古
04商周考古
05战国秦汉考古
06魏晋南北朝考古
07隋唐考古
08文化人类学
09宋元明考古
10东方建筑
11文化遗产研究
12古代陶瓷
13文物学
3. 历史地理学
1)学科简介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是地理学的年轻分支学科，又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
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政区和疆域的变迁，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在西方也有类似的研究。然而，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首先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
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沿革地理的起源和发展;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演变;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2)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为高等院校和各级科研机构培养本学科高层次的专门教学、科研人才、和具有丰富历史知识和品学兼优的管理与专业人才。具体要求是：具有坚实的大学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的历史地理专业知识，熟悉国内外历史地理学方面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能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或其他方面专业工作的能力。
3)研究方向
01.中国历史地理
02.生态环境史
4.历史文献学
1)研究方向
目前，各大院校与历史文献学专业相关的研究方向都略有不同的侧重点。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该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有：
01中华典籍与文化
02专题文献
03历史文献学
2)培养目标
①较好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养。
②掌握历史文献学专业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担任专门工作的能力。
③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运用该门外国语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3)专业特色
该专业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
5.专门史
1)学科简介
专门史是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是对人类历史的专门领域进行研究的学科，着重探讨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发展状况及其规律，是人类历史多样性研究的重要方面。是对当代中外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史学流派的介绍，着重于研究热点、争论分歧和问题症结的分析。
2)培养目标
具有扎实的中外关系史、近现代华侨华人问题、东南亚史的理论基础;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并了解本学科发展动态;具备独立科研能力和解决本专业领域的重要事务问题的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语。
3)研究方向
01中国古代经济史
02区域社会经济史
03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04中国文化史
05中国环境史
06中国宗教史
6.中国古代史
1)学科简介
中国古代史是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中国古代史开始于我国境内人类产生，结束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公元前21世纪，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早期国家的产生。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长期的分裂局面，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逐步实现了与汉族的融合。隋唐时期，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政治开明的局面，国内各民族友好交往和中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宋元时期，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南下，民族关系出现了新变化。明清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发展和巩固，经济和文化取得了一定成就。
2)培养目标
掌握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有良好的学识基础和研究能力，了解本学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动态，基本上能独立开展与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有一定创见，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3)研究方向
01 中国上古史
02 隋唐五代史
03 魏晋南北朝史
04 宋元史
05 明清史
06 西北民族史
07 中外关系史
08 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史
09 历史地理与地名学
10 中国思想史
7.中国近现代史
1)学科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是区别于世界近现代史，专以中国为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叙述主体的一门学科。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的历史分期，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有多种看法，但被普遍接受的是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的这一观点。
其中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称中国现代史。
2)培养目标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很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品行良好，立志为国家、社会甚至以及人类发展作贡献;具有牢固的专业知识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了解国内外对于本专业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并熟练运用一门外国语，同时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好的科研潜力，并能够独立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此外，应不乏其它方面的工作能力和素质。
3)研究方向
01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02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03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04 中国近代基督教史
05 中华民国史专题
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07 中国近现代军事史
8.世界史
1)概述
世界史专业是一级学科历史学专业下的二级学科，本专业旨在通过对世界各国、各地区从古至今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及其相互联系与交流诸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广角度地深入探讨，科学地揭示各国、各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2)研究方向
世界史专业的研究方向主要有：01英国史，02美国史，03欧洲学，04现代化比较研究，05英联邦发展研究，06欧洲文化史，07犹太文化史。
3)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研究生具有本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必要的实践技能以及正确的教育思想观念，熟悉国内外史学发展现状和研究动态，打好扎实深厚的专业基础，能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掌握一门外国语，熟练地进行专业书刊的阅读，并能撰写论文摘要。毕业后能在本学科领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或在实际工作部门从事相关工作。

Ⅹ 中国古代史学有哪些优良传统它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史学有四个优良传统：

1、学兼天人 会通古今

2、以古为镜 经世致用

3、求实直书 书法不隐

4、德识为先 才学并茂

它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发展的借鉴意义有：

1、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历史遗产和记事写史，很注意借鉴和垂训的作用，所谓“以古为镜”，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

2、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家向来都对国家治乱兴衰给以极大关注，表现出饱满而深沉的政治情怀。这种政治情怀，大多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

3、重视史家业务和思想修养，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后来，章学诚又补充了“史德” 。德、才、学、识是对史家素质的全面要求，因而它就成为史家的奋斗目标和评论史家的标准。

(10)研究古代史的方法研究当代史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1、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

《尚书》中的《盘庚》《牧誓》等篇记载了殷、周时期的一些重大史事，《雅》《颂》反映周室东迁前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情况和有关封国、征伐、农事等活动，它们与金文记载都表现出明确的历史意识。

2、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确立。

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历史巨着《史记》和《汉书》，前者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者为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西汉初年诸家史论和东汉末年荀悦撰写的第一部断代编年史《汉纪》，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史学成果。

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史》、《北史》等 13 部“正史”的编撰，是这个时期史学的重大成就。它们占了《廿四史》的半数以上。

4、五代宋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代表了编年、纪传、典制三种体裁的通史撰述的新成就；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杰作。

5、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

李贽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是这个时期的史学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