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红鉴别方法

1. 急急急!钧红器里施釉吗如何区别郎窑红和钧红谢谢了！

钧红与郎窑红


钧窑的种类很多，釉色是以具有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主。在上面杂有红色乃至紫色，或深、或浅、或呈斑状、或呈放射状，其变化真可说是复杂微妙得难以形容。我国古诗中曾有称赞它为“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诗句，而在西洋学者中间也有所谓“即使是对于陶瓷器毫无兴趣的美术爱好者，看见它也会忽然变成了陶瓷爱好者”一类的称道。构友钧窑基调的青色，主要是由还原的铁和多少混在釉中的磷酸所生的乳浊现象组合而生。

关于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详加说明。其红色也和“牛血釉”一节里所说的同样，是由于还原的铜呈胶体状态进入釉中所致。紫色是由红色与青色两者所组成的。红是铜呈胶体状态的红。青是在乳浊现象的青中加铜的胶体，而稍带一些还原铁的青色。此外，在紫色釉的表面还有带暗绿色斑点的，这是因为冷却时进入的空气将铜氧化，所以生成和郎窑红的第一层相仿佛的釉调。而且还有类似由这种胶体的铜色与还原的铁色，以及蛋白石一样神秘的青色等复杂组成的溶合两种釉的产物，使复杂微妙、新鲜夺目的釉色层出不穷，而这些都是必然的结果。

钧窑里面时常有和色地不同的呈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这些叫做“蚯蚓走泥纹”给钧窑平添了一种美感。其生成方法与黑釉油滴的生成方法大体相似，是在坯体挂釉干燥的过程中釉发生裂隙，然后就这样去烧成。裂隙虽然被釉流塞，但因为裂隙中早已流进了比较其他部分粘力弱的成分，所以唯独此处釉的成分多少发生些变化。若是乘其尚未与其他部分的釉充分混合的时候使窑冷却，就会单独使此处变成和其他部分不同的颜色。

钧窑中还有一种是在具有蛋白石光泽的美丽的淡青色地上现出鲜艳的紫红斑。这种紫红斑的生成，一般多有故意加入铜分而使然的，不过也有偶然出现的。因为这种红色只要极少量的铜就够了，所以说即使在釉内没有故意加铜，例如在窑的天井或窑壁乃至邻近的器物上附有铜分，而其中极少量飞散在这种瓷器上时，也会生成紫红斑。

像这样故意使铜蒸发并使胶体的铜着于器物表面而现出红色的方法，无论是在我国或日本的古代都很少发现其遗迹，然而在古代波斯的釉内却是一种普遍应用的方法。现代作品中用时也会看到用盛着氯化铜液的器物，放在挂白釉的器物旁边用还原焰煅烧，使铜蒸发而着以红色的。但是作成的东西和历来的红色釉相比，显得非常浅薄而缺乏深厚的趣味。如果放在显微镜下来观察，就可以发现这种红色并没有像在牛血釉中所见到的五层，表面上只有薄薄的一层用铜着成的红色，再下面就是不含铜的无色釉，而且是直接罩在坯体上的。火焰红

在清代的铜红釉中，有一种夹杂着闪青闪红色的紫色的瑰丽釉色，那种在纯红的颜色上如青紫色烟一样挂着的，看起来好象是燃烧得极旺盛的火焰，在我国普遍都把它叫作“火焰青”、“火焰红”或“火里红”，也有的一概名之为“窑变”的，在西洋大家都称之为 “Flambe”。这是由于郎窑的窑变而产生的。其红色和上面所讲的同样，是铜的胶体颜色，闪青的紫色是由铜的胶体青色与乳浊现象的青色以及红色组成的。

但这种乳浊现象却和钧红之由于磷酸造成的不同，而是因为釉中生有小的针状结晶所致。假如在釉中有小的结晶发生，就好象在空中的尘埃与水蒸气的作用一致，将釉所遇到的光分散而发生乳浊现象，反射出一种特别的青白色来。这种小的结晶在釉中加入锡等物质时最易出现，但在釉中含铝较少而硅酸多的时候往往也会产生。清代的窑变大约就属于后者的。所谓“窑变”，有人说是因为还原焰和氧化焰的不同作用，是由还原的铜红与氧化的氧化铜的青色两者组成的。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无稽之谈。如果将窑变的碎瓷片用显微镜去观察，便可以一目了解。其青色部分呈也有只靠氧化铜生成的，然而特别多的却不是氧化铜，而是极明显地有着许多小的针状结晶，这些都起着呈现青色的主要作用。

现在综合前面所讲的要点如下：

（一）铜的颜色极不稳定，因烧窑的火焰性质不同而现出绿色或青色，以及各种色调的红色乃至闪紫色。

（二）绿色和青色是在用氧化焰在烧含有铜分的釉时现出的颜色，这些都是由釉中所熔的氧化铜变来的。

（三）青色比较绿色的呈色困难。如釉中碱金属过多，虽然可以成为青色，但碱金属多的釉其缺点是抵抗湿气的力量较弱。

（四）红色是由于未化合的铜变作红色胶体散布釉中而成。

（五）现出红色只要少量的铜就够了。当铜的掺和量在0.5%以下时所出的颜色最好。

（六）烧成火焰是用还原焰，最后只需要一点点氧化焰。

（七）最后引进来的还原焰，是在作成红色胶体上不可缺少的。但如果超过限度，就会使红褪色而倾向绿色。

（八）釉内若加入锡或铁的氧化物，将有助于铜的还原和红色胶体的生成。

（九）牛血红釉中的某些部分，其红色的铜胶体层几乎是在同样地扩展着。

（十）桃花片的柔和颜色，是因为铜胶体错综复杂地散布在釉中而造成的。

（十一）为制成桃花片，要用性质不同的釉挂上两三层，在最下面的釉应使其含有铜分，然后加热挥发而将铜复杂地分布在釉的每一层内。

（十二）在烧成桃花片的时候，如果氧化焰超过其完成上所需的限度，桃花片将会转变成苹果绿。

（十三）钧窑的红色是由铜胶体生成的，紫色是这种红与青的混合产物；青色是以磷酸所生的乳浊现象的青色为主，另外再加以铜的青色胶体而成。

（十四）郎窑窑变的颜色，与钧窑紫色的呈色方法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这种场合下所生的乳浊现象，并非因为磷酸引起的，而是由于釉中铅分不足，以致在釉内发生小的结晶所造成的。

（十五）如果在窑的天井、窑壁或邻近的器物中含有铜分，往往会因其铜分的挥发而使原来不含铜分的釉表面生出红色斑。以上主要是根据J W 米勒的研究结果所作的解释。此外小森忍在这方面也作过多次实验，他曾就桃花片、美人霁、娃娃脸一类的所谓“红色釉系”的上下层釉加以分析，并且指出下层釉较比上层釉熔融度要高，其成分大体为：

上层釉中需要加入一些有效的还原剂如锡盐，铁盐或灰类等，其成分大体为：

这种釉色的变化，当还原作用适合时呈红色，过度就会使色调发暗。在用中性焰或氧化焰烧成时呈紫、青、绿色。如未能完全熔融，便呈灰鼠色乃至暗紫色。若熔融过度便褪色成为橙黄色和白色。至于有所谓“绿苔”即发生绿色或黑绿色的斑纹时，并不是因为结晶作用，而是由于釉泡的现象。

红釉中的鲜红色无疑是最上乘的，一般名之为“美人霁”，“桃花片”、“宝石红”、“娃娃脸”等。色调稍暗的称为“豇豆红”、“乳鼠皮”等。其余红紫、绿、青等色也各有所谓“葡萄蓝”、“苹果绿”等美丽的名称。小森分析明代红色釉的成分不外下面数种：

关于郎窑红的制作方法，有的文献曾认为是应用了“西红宝石的粉末”，事实上可能是指的南欧所出的红色玻璃。虽然这种釉的成分十分复杂，一时还不能断然肯定，但是从来在一般高火度釉的成分内，大多可以看到有硼酸质或铅质的痕迹。而西城和西藏地方一向盛产硼砂，当时作成一种玻璃而应用，或自南欧输入了红色玻璃而应用到釉料中去，这些可能性都不能说不存在。因此根据这种技术观点来推论，有人主张即或将郎窑的名称看作是介绍西洋美术有功的郎世宁，似乎也不无道理（实际上“郎窑”是因康熙时期的督窑官郎廷极而得名的）。

此外尚有所谓“积红”，过去多把它看作是郎窑的一种，然而近来在景德镇地方，从制作方法上常与郎窑加以区分。普通在烧制铜盐的红色釉时，本来是应该用还原焰烧成的，但因坯体成分不同而往往发生氧化作用，从而使色调受到妨碍。这是由于坯体所含的粘土成分，挥发其机械水及化合水而使铜盐氧化的缘故。换言之，当坯体硬化至某种程度时，釉便失去还原作用。所以在一度硬化的坯体上，如果施以此种釉，就会因其还原作用完全而使釉的变色减少。干隆以后的红色釉，多采取这个方法在一度烧至瓷化的坯体上施釉，于是才有所谓积红的出现。

这种积红系的红色调，其产生固然比较稳定，但是缺乏霁红和郎窑红那样的胎与釉溶合而出的深厚滋润之感，同时没有苹果绿或绿苔的出现，而且釉光不足（对于郎窑的宝光而言，似乎可以称这种釉为浮光）。釉色近乎牛血红的色调，缺少光泽的较多，而釉的垂流也少。至于这种釉的成分很类似炉均的红紫釉。

广东石湾窑中还有一种所谓“广东郎窑”。这种仿郎窑的作品具有过度的红色釉，溶融度也较其他的低，在红色釉中属于最普通的一种。特点是坯体为灰黄色的所谓“炻器”胎，所以很容易与其他红色釉作品区别。

总之，我国的铜红釉起源于宋代，至元、明、清各朝都有新的方法出现。据目前所见，不仅有出土的大量实物，而且有文献可考。例如早在着名的河南修武当阳峪窑窑神碑（建于北宋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元），碑文内就曾有所谓“当阳铜药真奇器”、“铜色如朱白如玉”的明确记载。可以说依靠了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逐步提高、多次改进，终能将最难制作的铜的鲜红釉调，用简单的方法获得成功。难怪后来中外陶瓷界要大为惊异，并且不断在努力探索其中的奥秘了。

例如，1848年是L。A。萨尔维达(Salvetat)在对我国明代的霁红釉作过一番化学分析后指出：氧化铜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因而在调合成分时，较比所要的铜还需要多量的铜盐。后来如法国Th。狄斯克(Deck)、德国贝安祖利(Buenzuli)都曾从事于这方面的研究。

1879年在法国的塞握尔(Sevres)制瓷厂有Ch，雅夫(Yauth)G 。杜太利(Dutailly)二人继承萨尔维达的研究，并且发表了他们的见解说：“铜红釉是因氧化锡的存在和强度的还原焰而出现的。氧化铜被还原成金属铜，溶解在釉内依靠缓冷而呈色”。对于这种说法，德国的塞格尔(Seger)博士反驳说：“釉的红色并非只靠强度的还原焰烧成，而是以使还原焰与氧化焰相互发生为主要条件。对于呈色来讲，其影响最大的却是在于烧成时气氛的适当组成”。他并且指出：“氧化铜在0.1~0.15%时呈暗红色，0.5~1.0%时呈鲜红色”；又说：“因为将暂时还原的金属铜变成了氧化亚铜，所以添加2%以下的氧化锡或氧化铁，这样可使红色的呈现比较容易。”又说：“若将釉组成钡釉，可以便于获得纯红色”。另外，在日本许多陶瓷学者的研究里，也明显地证实了钡釉的效果。1889年，罗兹(Lauth)发表见解，认为红色釉之呈色是由于金属铜的存在。塞格尔曾证明红色釉的呈色是因为Cu2O所致。现将这种釉料录之如表13。

表中三种配合除白色瓷釉外，最好都用还原焰烧成熔块，Cu2O含量少，则透明性强而且色浓；含量多，则透明性弱而色淡。瓷釉之加入，可使熔块生成温度降低。一般Cu2O含量在0.5％时，便生成不透明的红釉，在0.1~0.15％时生成酷似金红色的透明红釉。其烧成方法比较组成尤为重要。如果还原过强则成金属铜，所以需要时时烧以氧化焰。SnO2及Fe2O3还原后极容易氧化，可以促进Cu2O的生成。塞格尔是用薪柴作燃料，采用以下的烧成法，即烧火初期使用氧化焰，自暗赤热至SK010时用强还原焰。自SK010~05每15分钟约烧氧化焰1~2分钟，其次用氧化焰烧之，至SK4以后用氧化焰或还原焰烧化。

1930年，F．乌尔兹（Wurts）根据试验指出红色釉的呈色是由于铜的胶体溶液。其最适当之烧成法为：自赤热初期至烧成温度，始终均宜用强还原焰。但如煤烟过多时，可间断地使用氧化焰数分钟。SnO2的作用为还原为还原触煤，且使红色浓厚，加入少量的Fe2O3可使之成为闪蓝紫色的色调。B2O3也能使之销带紫色。高硅酸釉则生成美丽的淡红色。

还有一种铜红釉，其作法只是将釉的表面还原而现出红色，在釉料熔融后使用油类、瓦斯或锯屑以使其发生还原焰，然后再加入马弗炉（烤窑、隔焰窑）内烧成而现出鲜红色。这个方法曾经塞格你(Seger)和佐尔奈(Zolngy)研究和发表，后来在英国的皇家多尔顿(Royal Dalton)工厂大肆生产。

此外，法国的弗郎切特发表其研究结果，认为“在碱金属铅釉内含有多于铜分的氧化锡时，其呈色作用较好。必须用还原焰以后再用氧化焰去处理，这样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哈达尔认为：“在釉的组成分中，使其含有碳化硅而用氧化焰烧成，也可以获得铜红釉。”

总而言之，红色釉系的铜红釉不能只靠釉料的成分，最重要的是取决于烧成阶段。因为在烧成时用还原焰将釉中游离的金属铜变作胶体状态或亚铜盐，使其扩散于釉内而得出红色。尤其这种还原的程度必须恰到好处才行，否则将会功亏一篑，甚至得到相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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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熙郎窑红瓷器如何鉴别真伪与怎么鉴定郎窑红瓷器

第一看红
鉴定瓷器的标准依据，如包浆、胎骨、胎底，在断代郎红类红釉器，有一定作用，但并非绝对有效。本人通过文献记载、实物查看，提出鉴定郎红的真伪、断代郎红，第一要素是发色，即红釉的颜色。其次是包浆和玻璃质感、最后才是胎底胎骨。
那么康熙郎红的标准发色如何？ 康熙本朝所烧之郎红器，由于高温铜的比例极高（所谓不计成本），因此，烧制出的结果，就是在自然光下，器型表面的红釉发色呈深紫红色，或深玫瑰紫红色。打个比方，就好比新鲜猪肝切开后其剖面的中央部的浓紫红色（有卖菜烧菜的朋友自然能够体会）。而在强光照射下，高温铜对光中的六色（橙、黄、绿、青、蓝、紫）完全吸收，对红色基本不吸收，使人的肉眼，产生鲜红色质感。因此，康熙郎红只有在强光直射下，才会有鲜红色发色，而在自然光下，则呈深紫红色。康熙后仿制的郎红，则此特征比较淡化，往往一眼看去就呈鲜红色。
第二看玻璃质感、开片
康熙郎红因烧制不计成本，釉水肥厚，在配料时，还配以玛瑙，因此，烧出的结果是表面具有极强的玻璃质感。
高温烧制下，形成自然开片，开片不均匀，呈中至大开片。开片不明显，隐于釉层下，与高温铜结合完美。在40倍放大镜下，显示在有少量的气泡。
第三看胎底
不少人会存疑，胎骨不是非常具有实际效果么？为何首看胎底？原因是康熙后仿烧的郎红，有很多就是拿康熙的白胎去复烧的。因此，胎骨不是唯一有效特征。康熙郎红的胎底，历史记载，实物考证的有两类，一是萍果青，此为康熙晚期产品之特征，二是米汤底，此为康熙早期产物之特征。三是糖白釉，除了釉色不同，三者的开片大小亦有差异。如萍果青的胎底，开片大，不明显，而米汤底，则开片纹小，与萍果青比，开片纹显着。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此三类胎底外，还存有一类型，为萍果青泛红釉胎底，还有少量的以红釉为主的胎底。
此外，康熙郎红还有一特征，往往被忽略，那就是康熙郎红一般以小中器型为主，大器较少。这里不能说没有，而是较少。
到了清中晚期，仿康熙郎红的器物，一般在红釉发色、玻璃质感、开片、均与康熙本朝产物有区别，在器型上，也有较大变化，如大型器出现。后仿郎红，以光绪朝的作品最好。
近来看到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新品，此类品的共性是，用化学料配出介于深紫红色与鲜红色之间的红色，我称为”妖红“。有玻璃质感，有开片。器型也变化多端，有小器，亦有大器、巨大型器，喜爱收藏朗红的藏友对此祸害品，需要小心。

3. 郎红瓷器上的白色窑变是什么原因

答：是因为制作郎窑红釉瓷器时，需要用深红色的氧化铜作为瓷器的着色剂，采用“生坯挂釉”的方法，也就是在瓷器的坯体在露天环境下干燥后就立刻挂上釉彩的方法为瓷器挂釉，然后将瓷器放入窑中，在一千三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和强还原气氛下将瓷器一次性烧成。

4. 康熙郎窑红如何鉴别真伪

第一看红
鉴定瓷器的标准依据，如包浆、胎骨、胎底，在断代郎红类红釉器，有一定作用，但并非绝对有效。本人通过文献记载、实物查看，提出鉴定郎红的真伪、断代郎红，第一要素是发色，即红釉的颜色。其次是包浆和玻璃质感、最后才是胎底胎骨。
那么康熙郎红的标准发色如何？ 康熙本朝所烧之郎红器，由于高温铜的比例极高（所谓不计成本），因此，烧制出的结果，就是在自然光下，器型表面的红釉发色呈深紫红色，或深玫瑰紫红色。打个比方，就好比新鲜猪肝切开后其剖面的中央部的浓紫红色（有卖菜烧菜的朋友自然能够体会）。而在强光照射下，高温铜对光中的六色（橙、黄、绿、青、蓝、紫）完全吸收，对红色基本不吸收，使人的肉眼，产生鲜红色质感。因此，康熙郎红只有在强光直射下，才会有鲜红色发色，而在自然光下，则呈深紫红色。康熙后仿制的郎红，则此特征比较淡化，往往一眼看去就呈鲜红色。
第二看玻璃质感、开片
康熙郎红因烧制不计成本，釉水肥厚，在配料时，还配以玛瑙，因此，烧出的结果是表面具有极强的玻璃质感。
高温烧制下，形成自然开片，开片不均匀，呈中至大开片。开片不明显，隐于釉层下，与高温铜结合完美。在40倍放大镜下，显示在有少量的气泡。
第三看胎底
不少人会存疑，胎骨不是非常具有实际效果么？为何首看胎底？原因是康熙后仿烧的郎红，有很多就是拿康熙的白胎去复烧的。因此，胎骨不是唯一有效特征。康熙郎红的胎底，历史记载，实物考证的有两类，一是萍果青，此为康熙晚期产品之特征，二是米汤底，此为康熙早期产物之特征。三是糖白釉，除了釉色不同，三者的开片大小亦有差异。如萍果青的胎底，开片大，不明显，而米汤底，则开片纹小，与萍果青比，开片纹显着。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此三类胎底外，还存有一类型，为萍果青泛红釉胎底，还有少量的以红釉为主的胎底。
此外，康熙郎红还有一特征，往往被忽略，那就是康熙郎红一般以小中器型为主，大器较少。这里不能说没有，而是较少。
到了清中晚期，仿康熙郎红的器物，一般在红釉发色、玻璃质感、开片、均与康熙本朝产物有区别，在器型上，也有较大变化，如大型器出现。后仿郎红，以光绪朝的作品最好。
近来看到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新品，此类品的共性是，用化学料配出介于深紫红色与鲜红色之间的红色，称为”妖红“。有玻璃质感，有开片。器型也变化多端，有小器，亦有大器、巨大型器，喜爱收藏朗红的藏友对此祸害品，须要小心。

5. 康熙郎红瓷器怎么鉴别断代

何谓郎红？
凡具有浓重红色（越往底部颜色越深）、玻璃质感强、有中至大开片、器型口因釉的脱流而露出胎骨的单色红釉，均可归为郎红类。真正的郎红，就是康熙本朝所烧制的官窑或官民窑。康熙后的，都为仿郎窑。仿烧康熙郎红，主要在清中晚期（嘉道、光绪）和民国初期。
康熙郎红的特征
第一看红
鉴定瓷器的标准依据，如包浆、胎骨、胎底，在断代郎红类红釉器，有一定作用，但并非绝对有效。本人通过文献记载、实物查看，提出鉴定郎红的真伪、断代郎红，第一要素是发色，即红釉的颜色。其次是包浆和玻璃质感、最后才是胎底胎骨。
那么康熙郎红的标准发色如何？ 康熙本朝所烧之郎红器，由于高温铜的比例极高（所谓不计成本），因此，烧制出的结果，就是在自然光下，器型表面的红釉发色呈深紫红色，或深玫瑰紫红色。打个比方，就好比新鲜猪肝切开后其剖面的中央部的浓紫红色（有卖菜烧菜的朋友自然能够体会）。而在强光照射下，高温铜对光中的六色（橙、黄、绿、青、蓝、紫）完全吸收，对红色基本不吸收，使人的肉眼，产生鲜红色质感。因此，康熙郎红只有在强光直射下，才会有鲜红色发色，而在自然光下，则呈深紫红色。康熙后仿制的郎红，则此特征比较淡化，往往一眼看去就呈鲜红色。
第二看玻璃质感、开片
康熙郎红因烧制不计成本，釉水肥厚，在配料时，还配以玛瑙，因此，烧出的结果是表面具有极强的玻璃质感。
高温烧制下，形成自然开片，开片不均匀，呈中至大开片。开片不明显，隐于釉层下，与高温铜结合完美。在40倍放大镜下，显示在有少量的气泡。
第三看胎底
不少人会存疑，胎骨不是非常具有实际效果么？为何首看胎底？原因是康熙后仿烧的郎红，有很多就是拿康熙的白胎去复烧的。因此，胎骨不是唯一有效特征。康熙郎红的胎底，历史记载，实物考证的有两类，一是萍果青，此为康熙晚期产品之特征，二是米汤底，此为康熙早期产物之特征。三是糖白釉，除了釉色不同，三者的开片大小亦有差异。如萍果青的胎底，开片大，不明显，而米汤底，则开片纹小，与萍果青比，开片纹显着。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此三类胎底外，还存有一类型，为萍果青泛红釉胎底，还有少量的以红釉为主的胎底。

6. 如何辨别元釉里红瓷

有人将釉里红称为瓷器中的贵族，然而，它的出世、经历以及自身的气质和价值，更像是一位在江湖上留下诸多传说的侠者，既是旷世奇珍，又有着几经隐退和重出江湖的曲折。

一、什么是釉里红？

所谓的釉里红是指以铜红料在胎上装点或绘画纹饰后，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焰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纹样的瓷器。

好茶，岂止于茶

茶好器不对，是暴殄天物

茶遇好器，妙不可言

我是佳逸茶具茶小逸

只做好茶具，让喝茶更快乐

7. 请专家老师帮忙鉴定郎窑红将军罐

真品，价值不高，可以收藏

8. 康熙到雍正年祭红釉瓷器真伪怎么鉴定

红色瓷釉真假可以巧鉴别

中国人对颜色的崇尚向来都是以红为喜、以红为吉、以红为贵、以红为福，因此当瓷器的烧制经历唐宋元之后，进入新的高峰期明朝时，创烧最为精美艳丽的高温红釉瓷便成为景德镇御窑厂的一项重要任务。宣红、祭红与郎红同为红色瓷釉，其间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妙呢？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和传世资料来看，瓷器上的高温红色釉质，早在宋代钧窑器上已经出现，但并不是纯净单一的红釉，而是在以铁为呈色剂的高温釉中加入氧化铜呈色剂，在烧制中出现窑变机理而显现出的红色斑块。真正意义上的高温红釉瓷是在元代中后期创烧成功的，但因铜元素在还原焰中极不稳定，对烧成温度和窑内气氛要求均十分严格——温度低了，烧不出正红色，温度稍微偏高，就会“烧飞”；还原气氛恰到好处铜离子才能呈现红色，窑内稍有氧化气氛红色就变暗、变青甚至变黑。因此明初洪武一朝红釉器的烧制并不成功，直到永乐时代才烧制出纯正的红釉器，因其成品率太低，传世品绝少，后人遂有“永乐鲜红为贵”之叹。
明代红釉器的烧制到宣德朝完全成熟，无论质量和产量都达到最高水平，因此，业界对宣德红釉以专有名词“宣红”称之。180年后清康熙朝郎廷极主持御厂窑务时，又重新烧制出了新的品种红釉瓷，人们称之为“郎窑红”或“郎红”。永宣红釉器为国家祭祀礼仪需要而研烧，故又将其称之为“祭红”。三者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都是以铜为呈色剂，都是高温釉种，都是在还原焰气氛中烧成。
二、名称涵盖不同。祭红外延广泛，凡宣德以至明清、民国和现代同宣红类似的高温红釉皆称祭红，故祭红包括宣红，而宣红不等于祭红。
三、釉质高温黏度不同。包括宣红在内的所有祭红釉，其物理性质中高温黏度系数都大大高于郎红，因此郎红器都有“脱口”现象，即烧制过程中器物口沿及其相邻部位因釉汁下滑变薄，铜离子无法形成红色层，致使该部位釉面呈无色状态并露出白胎底色。而祭红釉器仅在器口顶部露出白胎底色，因其红白界线分明、宽度一致，极似中草药材中的灯草，故行内人名之曰“灯草边”。釉质高温黏度不同的另一结果是釉汁向器物下部流淌的效果不同，祭红釉垂流性差，器物根部积釉少或不积釉，而郎红釉垂流性强，烧成后器物根部积釉很厚。康熙器利用修足阻止红釉垂流，故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说，而清末民初仿康熙郎窑器则往往釉垂器底同匣钵粘连，取出后必须敲去垂釉方可，而敲釉时往往伤及圈足，使之伤痕斑斑，这是判别郎红器是真康熙还是后仿器的重要标志之一。
四、釉质透明度不同。祭红釉为乳浊状釉，失透，釉中大、中、小气泡较多；郎红釉为玻璃状釉，透明度高，釉中气泡较少。
五、祭红釉面不开片（除宣德“桃花面”品种外），郎红釉面开片。
六、宣德祭红与清三代祭红的异同。相同处是宣德祭红和清三代祭红都不开片，都不易流釉，大部分产品器口都有“灯草边”，大部分产品釉面都有“橘皮纹”。不同之处在于：永宣祭红釉比清三代祭红釉色鲜艳；永宣祭红器釉层比清三代厚；显微结构上，永宣祭红釉中气泡周围有红圈而清三代祭红没有，永宣祭红釉中有红色斑块而清三代祭红没有；永宣祭红釉不积釉而清三代祭红有积釉现象。造成上述不同的根本原因是永宣祭红属于石灰碱釉配方但已失传，清三代祭红用的是石灰釉配方。
七、永宣祭红、清三代祭红同清末民国祭红的区别。永宣和清三代祭红器除在器型、胎质及釉质肥润上同清末民国祭红有区别外，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清末民国祭红的“灯草边”不是自然烧制出来的，而是人为用白釉涂抹成的，祭红祭蓝都是如此。

9. 康熙郎窑红瓷器如何鉴别真伪与怎么鉴定郎窑红瓷器

郎窑红，是中国名贵铜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它的特点是：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

郎窑红底部边缘釉汁流垂凝聚，近于黑红色。为了流釉不过底足，工匠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流釉淌下来，这是郎窑红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

真正的郎红，就是康熙本朝所烧制的官窑或官民窑。康熙后的，都为仿郎窑。仿烧康熙郎红，主要在清中晚期（嘉道、光绪）和民国初期。康熙郎窑红瓷器如何鉴别真伪？

从读者所提供的郎红天球瓶照片判断，经过专业人员的鉴定为新仿品，主要有六个重要的破绽：

*破绽一：釉

对比“新仿郎红天球瓶”和“光绪郎红观音瓶”的图片可发现两者的明显差别，真品的瓶口处釉色灰白，而赝品为纯白；虽然两个瓶的内壁都光滑如镜，但真品有沉淀的光彩，而赝品有光鲜的红色，非常刺眼，应该是造假者在瓶身上了玻璃釉的效果，从“康熙郎红香炉”也可看到真正的郎红色彩浓厚、沉重，毫无轻浮之感；在瓶口白釉和红釉的“接壤处”可看到，真品的红釉有垂流现象，呈自然的流动感，而赝品却明显是将红釉扫上去，甚不自然。

*破绽二：开片

对比“新仿郎红天球瓶”和“光绪郎红观音瓶”、“康熙郎红香炉”可发觉，开片截然不同。仿品的瓶口处开片很小，有玻璃出现碎纹的感觉，而瓶口内壁无开片，只有纯白釉；真品中，观音瓶瓶口内外壁都有开片，香炉的内壁完全开片，而且开片自然，呈“井”字形。

*破绽三：底部

对比“光绪郎红观音瓶”、“康熙郎红盘”、“康熙郎红香炉”、可发现郎红器的底部有几个共同点：加釉的部分呈“米汤白”，并有开片。香炉的底部最为特别，只有中间一小圈是加釉部分，其他都露胎。而“新仿郎红天球瓶”的底部全上纯白釉，无开片，明显有“贼光”。

*破绽四：圈足

“新仿郎红天球瓶”中，器物的圈足非常干净纯白，而红釉与圈足之间有明显分界，可判断是造假者对圈足进行了打磨，以制造出红釉只流到器物底部的“假象”，非常规整。

从“光绪郎红观音瓶”可看到郎红器物的重要特点——“灯草边”底——圈足不平整，红釉自然与圈足有轻微“接壤”，是因为圈足曾被工匠用刀刮过以“修足”，非常自然。

*破绽五：款识

从“新仿郎红天球瓶”可看到明显的款识“景德镇制”。但其实郎红器物一般无款，更无“景德镇制”这样的款识。文章中提到的几件真品均无款识。可从此款识推测该赝品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仿造的。

*破绽六：重量

手拿新仿品可发现上轻下重，所有力量集中在球体部分。而实际上真品的重量上下非常均匀，重心不会下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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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何分辨郎红与祭红

郎红与祭红的外观差别

1、郎红釉面玻璃光泽强烈，清澈透明；祭红的釉面凝厚莹润，浓郁呈失透状。

2、郎红釉流动性大，口沿下因此显露出白色胎体，此“脱口”为郎红典型特征，再则，底足有一环深褐色的积釉，称“垂釉”，但流釉一般不过足，故郎红瓷独具“脱口垂足郎不流”之风貌；祭红基本是色不脱口，釉不垂足（即使底足略微有积釉较薄、规整，亦明显有别于郎红），器口与足根处均有醒目而地道的“灯草边”。

3、郎红的釉色鲜红艳丽，由于流动性大，通体上下甚至前后釉色的变化活泼，灵动，釉色浓处好似牛血初凝，而红釉稍薄便会出现如鸡血一般鲜红，其近底足处又常因积釉过厚呈按红色或黑褐色；祭红则釉色通体匀净，少见变化，相对而言，典型永宣祭红釉呈鲜红色，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宽，在3-5毫米之间，清代红釉大多色泽凝厚深沉，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窄，约1-2毫米。

4、永放大镜可见到郎红的釉内气泡分布介于两者之间，不太稠密，然而气泡个大，大的凭肉眼就能一目了然。

5、郎红的釉层内开大纹片，祭红无纹。

6、郎红的釉面光爽，釉面上的橘皮纹现象偶尔会有之；祭红大部分有橘釉现象，明代橘皮纹较清代大，而清雍正橘皮皱纹则较干隆大。

7、郎红的底足与器内，或呈米黄色，或呈浅绿色，俗称“米汤釉”与“苹果青釉”，也有少数底为本色的红釉底；而祭红的器内器外均无此特征。

另外，郎红釉的器型以瓶和尊为主，祭红釉习见壶、碗、盘、洗、钵、瓶（梅瓶和玉壶春瓶），器型上的这一差异在甄别时亦不能不察。

然而宣德以后，鲜红釉器制作日渐式微。弘治、正德年间，除偶有几件釉水与色泽稍好，大多是些不成功的制品。嘉靖晚期，祭红贡品已长期陷于“釉欠润、色灰暗”的境地，明初显赫一时的铜红釉烧制技术至此已基本失传。万历时，尽管朝廷多次催索鲜红器，可鲜红釉仍无崛起之望，万般无奈之下，署理景德镇窑事的江西巡抚陈有年不得不于万历十四年八月，以“鲜红等项瓷皿从来烧无一成”为由，奏请朝廷准予以矾红代替。矾红是一种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低温红釉，由于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又名铁红。铁红的釉色红中微泛黑、若红枣之皮，外观虽然没有高温铜红釉纯正鲜艳，却比铜红釉呈色稳定、易于掌握。但它需二次烧成，且色泽远不及铜红釉光亮华贵。

直到100多年后的清康熙朝，掌管景德镇御窑事务的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效仿明代宣德祭红宝石釉时烧出郎窑红，才结束了明中期以后铜红釉瓷的衰退局面。

郎窑红的产生

瓷器是土与火的艺术，而一些名贵品种的初来乍到往往非出“人算”，而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巧合及一些偶然因素造就，“郎窑红釉”便是这样诞生的。

不少专家认为，郎红釉的烧制难度在于得让窑内诸多不确定因素出现神奇的逆转。于是在300年前的康熙朝，人算的祭红（宝石红），阴差阳错地变成了郎红。“从配合、工艺、烧成等情况推测，当时并不是有意识地创造此种色釉，很有可能是仿明代祭红之宝石釉，只因釉料配合、釉层厚度及烧成温度控制不当，以致形成了另一种流动性甚大，具有大片裂纹、色调最为鲜艳的郎窑红釉，因它别具风格才不惜工本地大量制作，其中当有不少好的产品，因而更加获得了人们的赞赏，并称之为宝石红。”“种豆得瓜”，这就是郎窑红釉的由来。换言之，郎红是铜红釉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变种。

冯先铭等编纂的《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亦明明白白地谈到郎窑红釉是“清康熙时期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因康熙时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故以其姓氏命名，又称郎红。

郎廷极的郎红釉是颜色釉瓷生产的一个里程碑，康熙晚期，由于郎窑红、豇豆红、胭脂红、珊瑚红等一批红釉新品种的诞生，从而使颜色釉瓷美不胜收。一时间，郎窑红、豇豆红、祭红、胭脂红、珊瑚红、祭蓝、天蓝、洒蓝、孔雀蓝、瓜皮绿、豆青、粉青、仿定白釉、乌金釉等各种色釉瓷争奇斗艳、交相辉映，开创了颜色釉瓷绚烂多彩的新天地。在中国陶瓷史上，以工匠或督陶官的姓氏命名瓷釉的，郎红釉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郎红的特征

郎红在1300℃左右的高温还原焰中烧成，是一种明亮鲜艳的深红色釉。它的外观特征非常明显，从实物上能清晰地看到如下几个特点：一、釉层清澈明快、透亮见地，局部处有雾气般的朦胧现象。二、釉色鲜红，犹如初凝的牛血，釉面上有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的流动性大，口沿部位的釉汁向下垂流，致瓶口釉薄处色泽浅淡、隐露胎色（呈一环不规整的淡青转浅红色的露白），即所谓“脱口”。器底近足处囤积有一周不过足的垂釉，釉厚，呈黑褐色，故郎窑红又有“郎不流”之称。三、器身釉面开有纵向长、横向短的交错纹片，纹片细长若牛毛、且紧贴胎体，故侧视釉表，并不见有明显纹裂，说明纹片开在釉内。四、釉内气泡极其细小、疏朗，釉汁中有肉眼可见的小白点，有些小白点还拖有垂直的丝条状长尾。五、底足内所施白釉莹亮泛青，内墙角釉厚处泛青绿色，这便是俗称的“苹果青底”或施“淡苹果青釉”。六、器里白釉坚致，但色泽与康熙通常的透明釉有别，而是呈炒米黄，且开有蝉翼般的无色细碎纹，即所谓“米汤釉”。

此件康熙郎窑红观音尊1989年余得自上海东华拍卖行，因当时无人竞争，以50元到手，只相当于那时瓷器店里现代三等品钧红价之半。18年来，余在文物市场居然没碰到一件红得相似或者因具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三要点和“苹果青”“米汤釉”特征而能被称得上是“郎红”的器物。这件高24.2厘米的铜红釉瓶，胎体采用分段衔接，内腹的中上部显露出横向接胎痕。二层台圈足，足端平切，棱角略圆，此为郎红器最多见的足式，意在让流动性大的铜红釉在此打住，形成“垂足”。圈足的里、外墙均微泛火石红色。不管从造型、工艺，还是从胎釉上看，这件器物都带着明显的康熙瓷特征。而它的釉色猩红如初凝之牛血，这也是郎红器固有的特征。

但是，这件价廉物美的郎红瓷仍有让人抱憾之处，其口端的“灯草边”早已荡然无存，并露出了胎骨。原因何在？原来，表面上看，“郎窑红的口与足，也有与明代宣德红釉相似的那种‘灯草边’；不过，宣德时为自然形成的白口，而康熙时则是人为涂施的一层厚而含有粉质的白釉或浆白釉。”这是郎红同祭红的重大差异之一。而且，郎窑红“器口的粉白釉，由于釉质疏松，常造成口沿处的漏釉与破泡，又由于干裂的破泡孔内易于藏垢，而形成器口的片片黄斑”。所以，康熙郎红的这层极易藏污纳垢的“灯草边”时至今日能保持原貌者甚少。而那些流落于民间的郎红由于保存环境通常较差，其“灯草边”大多已很不雅观，有的则被打磨掉。鉴于此，“灯草边”的形态及模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区分郎红与祭红的依据，是鉴定时不可疏忽的一个重要细节。

祭红概况

祭红又称霁红，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系以铜为着色剂，经1220?1280℃左右高温，在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的高温红釉。是康熙、雍正、干隆三朝盛行的红釉品种。为区别于明永、宣时期的红釉及康熙朝的郎窑红，后人习惯上称之为祭红或霁红。

祭红瓷的生产历来受到宫廷重视。永乐的红釉器多为盘或碗，在器内壁的釉下还往往模印有行龙，而器的内底则加刻云纹或者花卉纹。釉色多数艳丽而匀润，釉汁凝重，少数釉质不纯，伴有黑色小点或血丝状纹。

宣德时期的铜红釉殷红透亮，如红宝石般悦目，故被誉为“宝石红”，为宣德红釉的代表品种。宣德红釉的器里釉有红白两种，也有的于内壁的白釉下加刻云龙纹，因釉质肥厚，纹饰大多不够清晰。永乐、宣德红釉器的口边及底部都有一环白口，系高温下自然形成，俗称“灯草口”或“灯草边”。换言之，“灯草边”的成因在于：焙烧过程中，红釉因流动变薄，加上口部和底足胎釉交汇之处的釉汁原本就较薄，而铜分子在高温下又容易挥发和氧化，从而形成一条宽度约2?5毫米的白边。

康熙时期的祭红釉普遍泛浓红色，个别釉色较为浅淡，若桃花般粉红鲜丽，釉面平滑。有的祭红釉面有细小橘皮皱纹。

雍正时期祭红比康熙时更为成熟，釉色有深浅、浓淡之分，且色泽大多很均匀。釉面有平静和细橘皮皱纹两种，并以有橘皮皱纹现象的釉面为多见。

干隆时期的祭红质量进一步稳定，釉面上之橘皮纹呈涟漪状小皱纹，釉色大多匀净。当时的生产量想必骤增，因为传世之祭红官窑器以干隆瓷较多见，而进入拍卖市场的也数干隆祭红最多。

此外，除御窑品，干隆的民窑祭红瓷也开始多见了起来。说明祭红釉的制作民窑亦已掌握。干隆时期的“陶户”中已出现不少精通“造霁红”的“专家”，有些祭红品的釉色和釉质可与官窑媲美。至于成品率，不管是官窑还是属民窑的“官古户”，估计都高不了。因为受技术条件制约，直到上世纪50年代，祭红的正品率依旧极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潘文锦于1985年发表的《浅谈名贵颜色釉的发展》一文，对于1954年至1955年间的景德镇中德（前东德）技术合作工作曾有过一番回顾。他讲道：“一年里，就把多种色釉的质量稳定提高了不少，如祭红的一级品率就由原来的0.5％提高到25％，其他品种的一级品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豆青、天青、钧红等的成品率已由5％?10％提高到80％以上，另外并创制了蓝窑变、仿宋钧等新品种色釉。”从上文中的20世纪中叶祭红的0.5％一级品率，即每200件有1件为一级品，可推断18世纪祭红的一级品率（即官窑品）大抵不会太高，亦应是百十件里得一吧。

郎红瓷的烧造肯定比祭红更加艰难，康熙时的民谚“若要穷，烧郎红”便是证明。由此还可联想到，郎红瓷上的不落款实属不得已。否则，出窑一件砸一件，岂不是在诅咒皇上！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瓷器上可以大大咧咧地落上各式明代寄托款，却一律不准书写本朝年号款，内中奥妙大概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