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学批评中的34种文学批评方法
语言学批评方法
以刘姥姥三进大观园作为整体结构，选段中的文字不仅互相起作用是一种有组织的符号结构，不仅受上下文（语境）的影响，而且受到一切出现过的上下文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刘姥姥三进大观园为主要批评主体，通过分析文本语言从而梳理文章结构脉络进而发掘作者内心真正意图，以刘姥姥的视角以及语言去探寻每个角色的形象，而文本语言的语境、语义、能指性、信息作用是构成形象的、形成结构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因而探求作者的意图必须通过对本文的语言分析。
《浅论舒婷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
通过考察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评价作品，重视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社会认识功用和历史意义，而舒婷作品产生的背景正是女权运动的爆发和女性主义思潮的扩散舒婷的朦胧诗积极推动了女性意识的启蒙，呼吁女性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地位平等，强调了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这种文学批评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作品呼唤女性独立人格，凸显女性自我价值，张扬女性主体意识，体现女性责任感，以女性为中心进行文学批评，重视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以此来进行文学批评。
2. 选一首中国古代诗歌作品,运用文体批评方法加以分析。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1-06
3. 用文学批评知识分析一部文学作品
网络
文学评论概述
文学评论是一种以作家、作品、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作为评论对象的理论文体。写作者通过写作评论，表达自己对该作品美学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启发和帮助读者提高欣赏水平，对作品的作者提出正确而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过：“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论批评》）这种评论，“是一种洞察过去，启发未来的礼物”。“只有当评论是苛刻的、有破坏性的、不辨是非的或使人误解的时候，它才是有害的。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欢迎评论，并且接受有益的（富于建设性的）评论”。（威廉·W·韦斯特《提高写作技能》）
评论一部文学作品、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现象，必须掌握批评的标准。文学评论的标准有政治标准、思想标准、历史标准、社会标准、艺术标准、美学标准等等。用不同的标准来评论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应该用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来衡量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所谓美学标准，指的是艺术规律和美的原则。别林斯基指出：“确定作品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应该是批评家的第一步工作。当一部作品经不住美学分析的时候，也就不值得对它作历史的批评了。”（《关于批评的话》）美学标准的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四点：
一、形象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没有形象就没有文学艺术，分析作品要从分析艺术形象体系入手，才能完整地把握住作品，考察它是否真实、生动。这里讲的真实性，不仅包括“客观真实”，也应包括“主观真实”。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把人写成一条虫，仍是来自对现实的人的思考。它是对“客观真实”的一种“变形反映”，渗入了作者“主观真实”的成份，仍然是真实地揭示了现实关系中人的本质的某一方面。
二、典型化的程度。典型性是作品艺术性的重要标记，要考察作品在典型化上所达到的高度，看是否达到“以一当十”的境界。典型化不仅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包括典型情绪、典型心理等。
三、形式的完美性。文学作品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形式的优劣好坏影响着内容的表达和艺术感染力的高低强弱。要考察作家对艺术形式的探求，看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达到完美的程度。忽视形式美的观点是版面的，因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是互为表里、相依相存的。
四、作品的美感效果。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人的，缺乏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是发挥不了文学的特殊功能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创作，是“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为文而造情”。创作需要激情批评也需要激情。没有激情，没有审美感觉，就无法进入美学的批评。所谓历史标准，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把作品放到它所产生和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历史实际中去考察。文学作品总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离开一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氛围，就无法对它作出公正的评价和科学的说明。这就要求我们把作家、作品放在历史的发展中，放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的、民族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用中国的古话讲，就是“知人论世”。用历史标准去衡量作品，要考察作品产生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方面，要考察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否真实，深广程度如何，有没有表现出深刻的历史感和新鲜的现实感。此外，还要考察作家主观方面的情况，研究作家的创作实践和创作个性，弄清作家是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写出这部作品的，他的思想、性格、气质如何等等。总之，要把这一切作综合分析，而不能抓住一点，以偏概全，任意褒贬。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是统一的，两者不应该也不可能分离开来。前面分开来说，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如果把批评标准表述为“美学——历史”标准，就更贴切。总之，文学评论作者应该把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结合起来，把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进行评论和写作。
文学评论的写作
文学评论的写作大致有四个步骤：阅读——定题——评论——写作。
（一）阅读阅读对于文学评论来说，是占有材料、调查研究的过程。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1．阅读范围。从文学评论的写作要求看，阅读既要做到点面结合，又要做到深浅结合。
所谓点面结合的“点”，是指作品。所谓“面”是指作家生平、作家其它作品、其它作家的作品等。在这里，作品的阅读是最重要的，这是获得评论权的最重要的依据。只有阅读作品，才能使自己对评论的对象了如指掌，评论时说到点子上，切中要害，避免片面性。所谓深浅结合，是指作品的阅读要深一点，钻得透一点，深到能产生真知灼见为止。为了深，就要多读几遍。恩格斯为了对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本进行评论，先后将作品至少读了四遍，他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说：“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为了“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所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再如，列宁为了对小说《怎么办》进行评论，在一个夏天把这部小说读了五遍，“每一次都在这个作品里发现了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列宁论文学艺术》第897页）毛泽东也说过，《红楼梦》要读五遍，不读五遍就没有发言权。
这说明，浮光掠影、晴蜓点水式的阅读是不行的。对于被评论的对象，一定要研究得透彻一些，对作品象对人一样，要知心、知音。对其他作品和材料的阅读不妨浅一点，浏览一遍，有一个直觉印象即可，否则，不能保证“点”的深。2．阅读方法。一般采取“总体——部分——总体”的步骤。一、总体，就是从头至尾通读。得出初步而概括的印象。二、部分，是要对重要部分仔细地读，分析研究，加深印象，发现特色（或发现问题），初步形成观点。三、总体，是要获得完整的本质的认识，对作品的倾向和艺术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在阅读过程中，要及时做好摘记工作。有一种“评点法”的评论，就是一手拿笔，一边阅读，一边评点的。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三国演义》。还要通过阅读培养复述节录作品内容的能力。这是因为评论中常要概述作品内容，以作评论的依据。
（二）定题所谓定题，就是在读书、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选择并确定评论的题旨（中心）。定题也称为“选题”。
初学写作文学评论的人在定题时常犯以下几种毛病：第一种，为评而评，无的放矢。评论者随便拿一篇作品，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未经过认真思考，就去评论。第二种，贪大求全，面面俱到。一开始就写《论×××的小说创作》这样大的题目，往往无从下笔而流于一般、平庸、肤浅。第三种，缺乏新意，老生常谈，步别人的后尘，拾人牙慧。应该怎样定题呢？首先要选准作品。应该选择什么人的哪一篇作品，这是有标准的。标准就是：
（1）作品的价值。一篇作品拿到手，要掂一掂份量，权衡一下，问问自己：这作品有没有价值？值不值得评？俄国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假使你要做一个彻底的人，那么就应该特别注意作品的价值，而不必拘泥于你以前觉得这同一位作家的作品是好还是坏。”（《谈批评中的坦率精神》）这说明：文学评论要评的是文学作品，作品本身的价值才是我们确定评论与否的重要依据。所谓作品的价值，指的是它的美学价值，也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的水平应是很高的，或比较高的；另外，是某一种作品代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或者就是坏作品。这两类作品都是值得评论的。因为，评论好的，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平，使读者获得美的享受，也可使作者认识到自己的特色，向好的方面发展，提高一步；评论坏的，可以防微杜渐，给作者敲警钟，使读者也能认识假、恶、丑。
（2）现实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指的是：国家事业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凡是现实需要评论的作品，我们作为评论者，就应该负起评论的责任。
（3）个人的专长。选作品要根据自己的爱好、专长来定。也就是说，要选自己有所研究的，有把握的，有心得的，能评论的来评。尤其是初学评论写作的，更要扬长避短，否则评起来困难，也不容易评好。其次要定好中心。要确定评的论中心，有两个原则要遵守：第一、不同体裁，区别对待。体裁不同，确立评论中心的角度也应有所不同。如：叙事文学的评论，评论的角度应信笺于人物塑造、矛盾冲突等方面。抒情文学的评论，评论的角度应偏重于艺术意境、感情抒发等方面。第二、应有真知，贵在创新。评论的中心，必须从自己对作品的独到见解、真知灼见出发来确立。由于是自己的真知灼见，就可避免雷同，就能创新，评出新水平。对一篇作品，是评人物形象，还是评情节安排，是评某一细节，还是评全篇结构，是评思想意义，还是评语言风格，都需要评论者具有一双慧眼。培养“眼力”，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一是选取。选取作品有意义之点来评。因为作者在写作时就是这样选材的。鲁迅说：“选取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应该使自己能够熟练地从评论的作品中选取有意义之点。在开始时，可以选择一些名篇，自己确定一个具体的范围，选取一些有意义之点。如评价鲁迅的小说《祝福》，可以确定一个范围：评论祥林嫂的形象塑造技巧。这样，既可以从总的方面——祥林嫂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成功在哪里等方面来选取；也可以从局部的方面——鲁迅怎样刻划祥林嫂的眼睛、语言、性格等方面来选取。二是甄别。主要从三方面锻炼自己的甄别能力：一，作品中什么是应选取的有意义之点，什么是要舍弃的无意义之点；二，什么是自己对于作品的真知灼见，什么是拾人牙慧的旧调重弹、老生常谈；三，哪些是自己评论时能够驾驭的，而哪些是偏大偏难自己力不胜任的。总之，定题是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通过评论者的思考，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要顺利完成这个“飞跃”过程，需要花大力气、下深功夫。一些批评家能定题定得准，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三）评论多数评论是基于以下五个问题：
1．这部作品说些什么？
2．这部作品意味着什么？
3．这部作品是如何表达的？
4．这部作品表达得好不好？
5．这部作品值得创作吗？
第一个评论的问题，只涉及到作品的一些表面现象。主要应对“谁”、“什么”、“何处”、“何时”、“为何”和“如何”给予正确的答案。目的在于明确作品所反映的具体内容，并且把作者所经验的与自己所经验的联系起来。
第二个评论的问题，在于阐明作品的主题。这种能力只有在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有了丰富的经验之后才能具备。要正确评论作品的主题，一般要从：一、内容释义；二、感觉感情；三、语言调整；四、作者意图等四个方面去理解作品。
第三个评论的问题，涉及到作者为了在读者中得到预期反应所运用的技巧。技巧是作者要达到他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和工具，作为文学作品来说，除非能够注意并运用这些特殊的技巧，否则，读者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和评价它。评价作品的表达技巧是读者和作者都会感兴趣的。
第四个评论的问题，是建立在对前三个问题的刻苦研究之上的，是为了公平、正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与读者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能力。这种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评论者对这部文学作品的个人感受。但是他如果能正确判断作者艺术手法表达的成功程度，对作品的技巧的运用作出应有的评价，将会得到作者和许多读者的赞同。
第五个评论的问题是关于作品的价值的。一篇文学评论只有正确地指出作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才称得上是一篇好的文学评论。“使文学作品获得写作价值的，除了带来愉快，扩大知识领域，提供新的见识，促进积极行动，促进对生活有更正确的态度等等以外，还有语言的描绘（通过色彩、形状、明暗、场景的描写），思想、结构或语言的宏伟，历史性（对于另一时间的描述），以及存在于许多散文和诗歌中的韵律。”（威廉·W·韦斯特《提高写作技能》）
在《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的评论作品，为我们学习评论提供了范文，我们可以从这些评论中学习到有益的评论方法。
（四）写作文学评论属于议论文。它必须具有议论文的一般特点，这是它与其它议论文相同的共性。但是由于它是对文学作品发表的评论，所以又不同于其它的议论文，而要有点文学色彩，这是它的个性。因此，一篇好的文学评论，既要具有一般论说文的特点，又要讲究文学性。
1．要有正确而鲜明的观点（论点）。我们对一篇文学作品发表议论，总要有个基本看法：是好还是坏？是基本上好的还有缺点，还是基本上不好但尚有某些可取之处？这个基本看法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而这个论点必须是正确的、鲜明的。
2．要有准确、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据。文学评论的论据，主要应从作品的人物、情节和艺术描写中去找，也就是说，要对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描写和语言运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具体的分析。从而引用足以说明自己论点的材料来作为论据。这些论据一定要准确可靠，不能想当然，更不可曲解，甚或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3．要运用科学的符合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是用归纳法，还是用演绎法，或者是类比法，应深思熟虑。而且，是写成一篇立论的评论，还是一篇驳论的评论，也需要根据写作目的，从作品实际和读者需要出发来确定。
4．要具有文学批评的当代意识，能按照文学规律和特性结合作品实际进行写作。必须运用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文学史知识、美学知识、语言学和修辞学知识，针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否则，在文章中尽讲外行话，或者对文艺作品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这样的评论肯定难以服人。
5．在创作上文学观念在不断更新，因此文学评论的理论和术语也随之不断更新。为此，就要努力使评论的语言既准确、严密、有科学性、理论性，又要鲜明、新颖、有文学性、形象性。要通过语言的运用将评论的理、情、文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4. 运用历史批评分析《飘》
《飘》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1949）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也是惟一的作品。小说以亚特兰大以及附近的一个种植园为故事场景，描绘了内战前后美国南方人的生活。作品刻画了那个时代的许多南方人的形象，占中心位置的斯佳丽、瑞德、艾希礼、梅勒妮等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习俗礼仪、言行举止、精神观念、政治态度，通过对斯佳丽与白瑞德的爱情纠缠为主线，成功地再现了林肯领导的南北战争，美国南方地区的社会生活。
5. 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解读分析一部文学作品
《西游记》一书，仙佛同源之书也。……而仙佛之道，又总不离乎一心，此心果能了悟，则万法归一，亦万法皆空，故未有悟能、悟净，而先有悟空。所谓成佛作祖，皆在乎此。此全 部《西游》之大旨也。世人未能参透此旨，请勿浪读《西游》。花果者，木也；水 帘者，水也；铁板桥者，金也；山石福地，则皆土也；心猿以火居其中，可谓五行俱备，故曰“天造地设的家当”。即此便是金丹大旨.咄咄此棒，能大能小，能长能短，倏而铁柱子，倏而绣花针，倏而针复为柱，倏而柱复为针，神明变化，若似乎一一与心猿相配而成者。则知天地之间，无此棒即无此猴，有此猴即有此棒。此猴既称天生圣人，则此棒亦可 称天生圣物.今人说到八戒，辄以伧佣相待，即传中亦明呼为呆子矣。夫以长嘴大耳、脑后生鬃之状貌，而又贪饕口腹，谓之呆子，其谁曰不宜？方才月貌花容，顷刻骷髅 白骨。世间呆男子鉴此，固益通身汗下，知骷髅白骨之不可着迷；世间美妇人鉴此，亦宜急早回头，知月貌花容之不可常保。 西游记一书，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并无半字涉于仙佛邪淫之事。或问《西游记》果为何书？曰实是一部奇文、一部妙文。——（清代学者）张书绅 吴承恩撰写的幽默小说《西游记》，里面写到儒、释、道三教，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它是一部寓有反抗封建统治意义的神话作品。吴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人都喜欢看。——鲁迅 《西游记》其想象情节新奇，上天下地，出神入化，可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主要人物的性格也极为鲜明，而且读者面最宽，老少咸宜。此书的副作用极小，是一部鼓舞人积极斗争、永不灰心、为达到目标而百折不挠的书。——（北大教授）白化文 没读过《西游记》，就像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这种人侈谈小说理论，可谓大胆。——（法国当代比较文学家）艾登堡 《西游记》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法国大网络全书》
6. 谁能帮忙写一篇文章，用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来阐释一部文学作品，600字以上
伟大的泡沫-----《简爱》
初读简爱是小学四年级，据今也9年有余了。此间重阅很多名着，类似《飘》、《傲慢与偏见》、《红楼梦》等倍受推崇的女性小说更是枕边常客。然而，我却始终对《简爱》缺乏共鸣。儿时初读只觉味同嚼蜡，乖僻的男女主人公以及满篇洋溢着的狂热独白，以至读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英格拉姆小姐的华丽装扮。大众对《简爱》的如获至宝令我颇为不解。
及至能对人世稍做思考之时，我对《简爱》的反感便不仅限于朦胧的意识了，世间一切之不喜或狂热都自有其因。然当我打开搜索网站，竟未发现任何对《简爱》有所针砭的评论，对一部小说而言，这也确是一个奇迹了。
自尊、灵魂、正直、高尚……当一个泡沫被赋予这许多沉重意义后，自然显得伟大非凡。我承认这部小说确实呼唤着人性最为高尚的部分，然而过于完美、过于高尚的结局就是虚幻。于中我看不到自己，看不到正常的拥有弱点的人性，只觉勉强、做作。
作者自恋与极端追求完美的心态，由于现实的无奈，全被无意识投射到这部小说中。在我们忙着感激《简爱》对我们灵魂的伟大洗礼前，不妨先把它看作作者平衡自我心态的产物吧。
关于人性
人非“性本善”，亦非“性本恶”。世间一切皆如硬币两面，全然美好或彻底丑恶皆为虚假。过于伟大和过于渺小一样值得怀疑。
简爱，不要极至追求人性高尚面吧！抛弃女性天生的被征服欲和娇柔而刻意生涩强硬；抛弃人类动物性的恐惧而刻意勇敢无畏；抛弃对粉饰太平和锦衣玉食的追逐而刻意杜绝人欲；抛弃人天生之自卑感而刻意不卑不亢……恕我实难为之打动，她还是具有完整人性的人吗？独立人格的壮美与崇高啊，你实在太遥远、虚幻又可笑。
面对英格拉姆小姐的才貌卓绝与高贵富丽，她为何不嫉妒？面对柔美的粉红绸缎，她为何宁着旧衣？面对昂贵精致的面纱，她为何厌之不顾？面对巨额遗产，她为何视若粪土、甚而分之他人？这不仅不令人佩服，以至使人愤怒。
我宁愿看到郝思嘉对着绿天鹅绒帽子神魂颠倒，也不愿看到简爱自诩无欲无求。
“简爱是一代又一代女性心中最平易近人的偶像，她不会难以靠近，她的影子飘散在我们周围。”彻底完美的人格是恐怖，它的存在是对正常人性的压力。
关于独立
“精神独立与物质独立哪个更重要？”，此命题已与“To be or not to be？”一样久远却毫无意义。我看不出精神与物质有甚矛盾之处。当我们拥有其一时用得着排斥另一个吗？
简爱对物质需求的极端排斥，自是出于人性的虚伪。同时，也是生于十九世纪的女作家拘于时代的思想局限。简单说，夏洛特对独立的理解十分狭隘。她笔下女主人公的独立仅限于宁愿饿死也不依求男性（甚至“不依赖”到了病态的地步），但一人肉体不存，何谈精神？“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
夏洛特没有意识到，一个拒绝男人的女性无需贫困潦倒，她同样可以成功富有。夏洛特提倡女性走出家庭，却未提出女性创业。这是她所谓“独立”的狭隘之处。
不过，时代局限不属于她的错。我只可惜那许多心怀简爱式幻想的姑娘们，一个即将饿死的人高喊几声“我的精神很高尚”实是很容易的事。
关于世俗
“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就没有灵魂了吗？你想错了！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同样有一颗心！我现在不是凭着肉体跟你说话，而是我的心灵在和你的心灵说话，就好像我们都已经离开人世，两人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样，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这句提出精神平等的着名独白，初也令我为之一震。同时，贫穷低微的女家庭教师与桀骜富有的男雇主突破传统的爱情，也似乎确实昭示着主人公的不拘世俗。
然而，这闪光之处同样伴随着来自作者的俗套。曹雪芹对妙玉之判词为“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此话同契合于简爱，口口声声追求高洁、平等，终不过是无力反抗命运而自欺欺人的庸俗女子。
此书最令人莫名的，乃简爱知晓罗切斯特本有妻子后毅然出走一节。所谓简爱追求地位平等，不甘心做情妇是也。试想，既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既为精神与精神间的爱情，又何惧婚姻制度与世俗名义？又何来妻子、情妇之分？正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可怜男女主人公突破阶级地位的伟大爱情，竟又倒于世俗的婚姻名义，真真可笑可叹！
另一处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简爱获赠大笔遗产后终以“平等地位”回归男主人公身边。此处的“平等地位”又是世俗社会中所谓之地位。夏洛特在高歌精神后安排此趋同社会规范、符合大众情理的结局，实为一大败笔。可见她依然局限于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和道德规范。
……
众所周知，夏洛特在撰写《简爱》时将自己代入角色，她实是为满足自我本能而创作。她的创作使自己面对现实的无奈得以发泄，同时给读者提供了做白日梦的快感。此种自传性创作很难令作者保持理性思考，因而此书颇多偏激与幻想之处，我们身为文学爱好者首先应客观看待，不用忙着歌功颂德。
7. 如何用批评理论分析《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其丰富的蕴含为多种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对作品文化意义的阐释，完成对作品的再评价。
一
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
先看小说人物。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在《四世同堂》中，被老舍赋予文化意义的并不仅仅是人物，而且包括环境。小说取名“四世同堂”，这个题目不仅是对祁家家庭环境的描述，同时又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象征着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形态、生活形态。因此老舍说：“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第六十章）。北平和荒漠的黄土地，则分别被作为都市文化和原始文化的总体象征来描绘。所以，作为“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的冠晓荷走出城门才会那样茫然若失，惊恐万状。“他的空气是暖的，臭的，带着香粉或油条味儿的；城外的清凉使他的感官与肺部都觉得难过，倦怠。他是温室里的花，见不得真的阳光与雨露”（第六十六章）。而当未经人力雕琢的黄流和小山村在瑞全眼里与北平形成对比的时候，黄流与小山村也就成了文化（原始文化）的象征。就是说，《四世同堂》中的家庭、北平、黄土地，同样可以作为“文化角色”来认识。
老舍不仅赋予人物和环境以文化意义，而且从文化角度解释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小说第十一章有这样一个情节：钱默吟的二儿子钱仲石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的时候，李四爷说：“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这里，老舍把亡国、当亡国奴的原因归结于北平人自身，也就是归结于北平文化，因为北平人的苟且偷生与懦弱是文化毒害的结果。在小说第二十六章，老舍甚至这样议论道：“他（瑞宣——引者）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门安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应责备。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认为青年的胆怯、国家的危机是文化造成的这一点上，老舍并没有改变。即使是对于奋起反抗的中国人，老舍也同样从文化方面找原因。在小说三十六章他让瑞宣“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渊泉是我们古远的文化。……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英雄，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世同堂》更深刻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四十年代老舍的思想实际？回答是肯定的。关于《四世同堂》，老舍谈得不多，但他在《四世同堂》前二年创作的话剧《大地龙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大地龙蛇》是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委托老舍创作的，在剧本的“序”中，老舍明确指出：“抗战的目的，在保存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⑤]。这种文化检讨意识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实践中，因此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四世同堂》有注释。也许有人会说，老舍自认为《四世同堂》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纪念品”。但事实上，过去的人们大都片面地、断章取义地理解了老舍的意思，因此过于强调《四世同堂》宣传抗日的一面。老舍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⑥]。“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说的就是小说和一般直接宣传抗日的作品不同，与抗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内容上没有什么可取”，而又要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说明他是他是企图在另一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来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弄清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的位置之后，这样两个小问题是也可以重新解释。一是小说的创作方法。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四世同堂》是现产主义的，甚至誉之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⑦]。仅就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忠实描写而言，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指出了小说创作方法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从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四世同堂》中人物、环境的关系来看，应当说《四世同堂》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许多人物和某些环境都是“文化”的象征物，而且，这些象征物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象征体系。二是《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作过这样的表述：1942年（当为1943——引者）秋她带着三个孩子逃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到重庆与离别六年的老舍相聚。“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痛”。“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1944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⑧]。在另一次谈话中，她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述[⑨]。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这样解释又显然不全面。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老舍写剧本这件事，同样应当看作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重要契机。因为，正是这种委托触发了老舍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上对文化问题进行思索。只有把上述两件事都看作《四世同堂》的创作契机，才能解释为什么作品中既有对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又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二
从前文文化角色的划分可以看出，《四世同堂》主要涉及四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前文化”（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那么，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怎样的？
老舍的文化倾向性是通过对不同文化角色命运和结局的安排体现出来的。对于市民文化和“前文化”，老舍持明确否定态度，因此他让小崔、孙七、瑞丰乃至冠晓荷等人在偷生、忍耐、麻木、苟且中走向毁灭，让蓝东阳死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中。对传统文化，老舍肯定其高雅、文明的一面，而否定其缺乏进取、扼杀人的抗争意识的一面。“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蹂躏，以至于灭亡”（第二十七章）；“‘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国文化上最贱劣的油漆”（第五十三章）；“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第五十章）。——这类议论都说明老舍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体现在瑞宣身上，就是他既理智、高雅、善良，但又软弱、犹豫、总是生活在惶惑之中。不过，就基本倾向而言，老舍对传统文化更多持否定态度，典型体现就是陈野球这个“传统文化的创造物”由堕落而毁灭。老舍还通过凶残的侵略者对中国文人生活方式的“赞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深刻揭露传统文化的危害性。——日本人对钱默吟说：“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理的！”（第三十四章）。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烧毁“洋书”，却允许保留、阅读《孝经》、《四书》、《西厢记》等等（第三十六章）。对于原始文化，老舍不仅肯定，而且向往。从前面引录的那些高充满激情的描写不难看出这一点。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黄土地上不识多少字的士兵和农民被赞美，甚至颇有英雄气要的金三爷和英勇地与一汽车日本兵同归于尽的钱仲石都有几分“蒙昧”特征：金三爷为人简单、粗暴，“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第十八章）；钱仲石只是个汽车司机，“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第五章）。
显然，四种文化形态中只有原始文化赢得了老舍的肯定与向往。这种肯定与向往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老舍文化价值观的时代特征。忧国忧民的老舍，在祖国的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定时代检讨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原始文化。因为只有原始文化的负载者（不识多少字但敢于拼杀的士兵和农民）才能承担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缺乏这种能力（苟且偷安的小市民和没有道德感的“前文化角色”就更不用说）。钱默吟在金三爷面前的自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瑞宣说：“在这年月，有金三爷的身体比咱这一肚子书强得太多了！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第二十七章）。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老舍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不过，对原始文化的肯定并没有使老舍流于文化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小说第四十五章写到金三爷在失去钱诗人的教导之后忘记恨日本人而钻进钱眼里，第九十三章又写到他头脑简单上了日本人的当，致使钱默吟再度入狱。这种描写体现了老舍对“原始文化角色”之局限性的认识，说明他已经把愚昧从单纯、质朴、顽强中剥离出来予以否定。同时，这种描写也包含着对作为清醒而富于智慧的文化人（钱默吟）的肯定。这种肯定与前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态度具有内在的相通。
那么，怎样的文化才是老舍理想中的文化？——这就是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换与原妈文化达成的和谐统一。用钱默吟（老舍的代言人）的话说，就是“诗人文化”与“猎人文化”的统一：“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第五十章）。这种文化思想的典型体现者，就是钱默吟和祁瑞全这两个“跨文化角色”。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改造或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或市民文化），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吸收或认同，完成自我文化性格的重铸，从而获得新生。他们的生命历程，本质上是从一种文化角色向另一种文化角色转变的过程。钱默吟在经历了日本人带给他的灾难之后，认识到了那种“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的局限性，于是脱下长衫，丢开诗和茵陈酒，离开家庭，“由栽花饮酒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和不识字的士兵一样顽强、英勇的抗日战士。但他的转变并非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变与革新。老舍从瑞宣的角度这样写道：“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他（瑞宣——引者）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象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套可以革新的基础”（第四十章）。瑞全这个大学生也是在北平沦陷后逃出文化过熟的北平，来到黄土地上，和乡民们打成一片。“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第八十二章）。老舍明确说：“老三（瑞全——引者）已不是祁家四世同堂的一环，而是独挡一面的一个新中国人”（第八十七章）。
三
《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的成功或局限，都可以而且应当从老舍自觉的文化反省意识得到解释。
自觉的文化意识决定了《四世同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这种地位是一般简单宣传抗日的作品很难获得的。
关于“五四”之后中国思想发展的基本走向，李泽厚将其概括为从“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到“救亡压倒启蒙”[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瞿秋白、茅盾等“五四”精英的思想轨迹和生活道路，证明李泽厚的概括符合历史事实。这种转换的核心问题，就是群体意识取代个性意识，求生存的愿望压倒自我批判精神，政治斗争这民族解放运动冲淡了文化反省与文化批判。而《四世同堂》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它不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贪婪，汉奸的卑劣、丑恶，而且从中国人自身寻找国土沦陷、民族陷于生存危机的历史原因，从而进入文化反思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这样，四十年代被许多人淡忘了的“五四”启蒙主题在《四世同堂》中重新得到表现。从总体上看，老舍对文化问题的反省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至少在五个方面与“五四”精神、鲁迅思想一脉相承。第一，在《四世同堂》中，人不仅是被作为类型化的客体（即各阶级、各阶层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被日本侵略者残害）来认识的，而且是被作为缺乏生命活力与反抗意志的主体来认识的。李四爷那句“咱们要是都象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刺毛啊！”体现的就是老舍对人的自我意识、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而这种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正是宝贵的“五四”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老舍通过钱默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通过瑞宣、瑞全对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家庭观念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老舍的批判更富于理性精神和辨证的态度，摒弃了“五四”时期狂热的“全盘否定”。第三，小说第五十三章描写了北平人过年时怎样去看日本人组织的化装滑冰比赛：“过度爱和平的人没有多少脸皮，而薄薄的脸皮一旦被剥了去，他们便把屈服叫作享受，忍辱苟安叫作明哲保身。……有钱的、没钱的，都努力的吃过了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实在找不到齐整的衣服，他们会去借一件；而后穿到北海——今天不收门票——去看升平的景象。他们忘了南苑的将士，会被炸弹炸飞了血肉，忘记了多少关在监狱里受毒刑的亲友，忘记了他们自己脖子上的铁索，而要痛快的，有说有笑的，饱一饱眼福”。这种描写揭露的正是鲁迅深恶痛绝、奋力鞭笞的中国人的麻木、健忘、自欺欺人以及“看客”心理。鲁迅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⑪]第四，老舍通过揭露大赤包、蓝东阳、冠晓荷等人对权势和钱财的贪欲，批判了“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第五十章），这与鲁迅对中国人传统价值观（人生观）——“威福，子女，玉帛”[⑫]——的批判正相一致。第五，老舍批判的中国人的等级观念以及中国人人格中“主子心态”与“奴才心态”的两面性——所谓“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第五十章），也曾被鲁迅批判过。鲁迅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⑬]。此外，“五四”前期鲁迅对中国人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也正是《四世同堂》中老舍对北平人的态度。所以，把老舍看作鲁迅之后批判国民性的又一面旗帜，一点也没有夸张。过去的研究者恰恰是没有理解这一点，因此批评《四世同堂》“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⑭]。从文化反省与批判民族劣根性的角度看，《四世同堂》追求的也许根本不是“鼓舞力量”，而是反省、批判力量。否则就难以理解作者为什么给小说的前两部取名“偷生”、“惶惑”。
就对日本侵略者的揭露、对北平人悲惨生活的展示而言，《四世同堂》属于那个时代，但是，就文化反省与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而言，《四世同堂》超越了那个时代。属于时代而又超越时代，就是《四世同堂》的独特价值。李泽厚把“五四”至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过程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⑮]，而这种变奏中的两个主旋律——“启蒙”与“救亡”，早已被老舍和谐地容纳在一部《四世同堂》之中。
对于某些优秀作品来说，一方面的成功往往是以另一方面的损失为代价的。《四世同堂》也不例外。自觉的文化检讨意识在使作品获得较大思想深度和特殊历史地位的同时，也给作品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局限性。
这局限性主要在于由文化检讨意识过强而导致的文化决定论倾向。这涉及人的本质问题。将人看作文化的产物无疑是正确的，“文化具有连续性。……尽管所有具体的文化每一代的承担者完全不同，但它都会作为独一无二的唯一存在的实体存在下去。而且每一代文化，也都会作为一个整体传给新一代。从而，一代一代传下去”[⑯]。只有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人，才能揭示人作为“历史性的哺乳动物”[⑰]的内在必然性。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正是从文化角度认识人，才在人的认识方面达到了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⑱]但是，文化角度揭示的仅仅是人的一个层面，而且是作为历史性存在的那个层面，而作为现实性存在的人，则受到许多“文化”之外的因素制约——政治、社会因素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和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同样具有真理性。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写在国家的本性上的”；[⑲]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⑳]只有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人，对人的认识才是全面的、科学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柏拉图、马克思对人的理解都有“片观性”，因为他们各自注重的是“人”的个别层面）。就北平人而言，他们的苟且、懦弱，他们的成为亡国奴，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落伍，旧中国的黑暗政治，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等等。文化问题只是致使他们成为亡国奴的原因之一——而且不是直接原因。因此，对北平人性格与命运的思索不仅应当导致文化批判，而且应当导致历史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不与历史批判、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相伴随并以历史批判、社会批判、政治批判为基础，其批判力量必然被削弱。
此外，文化意识的高度自觉还导致了个别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倾向——即如研究者已指出的，祁瑞全和成为抗日志士后的钱默吟有“概念化”倾向[22]。具体说就是：一方面，老舍在人物身上寄托的文化理想某种程度上冲淡了人物自身性格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人物身上蕴含的两种文化性格——诗人文化性格与猎人文化性格——也难以达到和谐的统一。而且，他们作为老舍理想中的文化性格的体现者，很难在老舍的生活范围内找到原型，所以也就不可能被塑造得如同市民形象那样血肉丰满、呼之欲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前期钱默吟”非常真实）。严格说来，钱默吟和瑞全这两个人物体现的与其说是生活的真实，不如说是老舍的心理真实。不过，究竟是应当怀疑这两个人物的真实性，还是应当把这两个人物作为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来认识，尚且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涉及《四世同堂》的创作方法以及总体美学风格。
四
最后要谈的是《四世同堂》在老舍作品中的位置。
在历来的老舍研究中，《骆驼祥子》总是比《四世同堂》受推崇。不同版本的文学史着作无一例外地把《骆驼祥子》看作老舍的代表作。在近年出版的《老舍创作论》中，《骆驼祥子》被誉为老舍“创作道路上的高峰”，而《四世同堂》仍然不过是块“丰碑”[23]——“丰碑”怎么也高不过“高峰”。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原因。《四世同堂》写的是沦陷地区人民的“惶惑”、“偷生”和“饥荒”，亡国奴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的“国军”（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向往青天白日旗（不是五星红旗），因此它当然不如《骆驼祥子》这部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的作品更适合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余年间的政治环境（改革开放以后“劳动人民”似乎有些“降价”）。二是出版方面的原因。《四世同堂》只在解放前出版了前两部，建国后直到1979至1983年间才以完整的面目走向社会，这对于作品的流传和研究无疑是十分不利的。而《骆驼祥子》在1955年出版了修订本之后，一直广为流传。实际上，将《骆驼祥子》看作老舍的代表作，并不符合老舍的创作实际。这部长篇小说当然十分优秀，但是，就描写的生动性与艺术感染力而言，老舍1933年创作的《离婚》完全可以和它媲美；就生活画面的丰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四世同堂》显然在它之上。而且，被看作老舍代表作的《骆驼祥子》是建国初期老舍的修订本，它体现的根本不是“历史事实”。
因此，如果要举出一部小说作为老舍的代表作，我认为应当是《四世同堂》，而不是《骆驼祥子》。关于《四世同堂》，老舍曾经说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也可能是最好的一本书”[26]。这说明老舍很有“自知之明”。遗憾的是关于《四世同堂》的研究远远不够。本文，也仅仅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
8. 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评论平凡的世界
“所有的理解与解释行为，都是或公开或隐蔽地在理解历史、文化、传统或现实中去谋求理解和解释人自身，理解因而同时是人的自我理解。在解释与理解历史中，人展开了他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也使传统获得了进入现代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解也是构成作品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作品只有在读者的理解中才可以获得生命力的延续与再生。所以，对《平凡的世界》进行历史的阐释，对其主要人物的历史命运进行深刻的剖析，既使作品的生命力得到延续，也使笔者得到了丰富的历史体验。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说法在文学的领域尤其得到了充分体现——作家们只是寄根于历史的母体，用自己的人生观、历史观构建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们的生活。以《平凡的世界》为例，基本的时间顺序是真实性的坐标，剩下的只是阐释的角度与方法的问题。《平凡的世界》这部鸿篇巨制中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无疑成为了路遥历史观的代言人。在黄土高原那片土地上奋斗的人们，用自己的一套生命哲学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感深刻地表现在书中人物对命运的承当，对苦难的承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