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福格尔的研究方法

1. 为什么有必要研究非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 300字以上啊啊。。 跪求

首先，经济学作为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它的理论还很不成熟，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到目前为止它的大多数理论还只是经验性的总结，并不能定性为真理。既然还不能确定哪一个学派的理论是绝对真理，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排斥和放弃任何一家之言，只要人家能够自圆其说，讲得有道理就行。在我看来经济学没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分，只有正确与否之分。正统经济学派无非流传得更广泛一些，持有此观点的经济学家人数多一些，影响稍微大一些，但是我们因此而忽视少数人的观点，真理可能真的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保罗克鲁格曼在1995年提出亚洲经济泡沫论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讥讽他，但是两年后当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当200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没有人不佩服他的睿智。
第二，牛顿说过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经济学家也是如此。所有的正统或者主流经济学派在未成为正统和主流经济学派之前都是非主流的，它们曾经可能都备受批判，但是它们确实引领了经济学的发展潮流，正是这些新的思想促进了经济学不断前进。当纳什用博弈论证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失灵的时候，所有人认为博弈论是另类，但是自从1994 年纳什等人因在博弈论方面的巨大贡献获得诺奖以后，至今已有5个诺奖授予给了博弈论专家，博弈论已变成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提出政府调控经济时也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巨大挑战，但是你看看世界各国有哪个国家不用凯恩斯主义，那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不学习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自产生以来就变成了经济学的主流。
第三，非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往往是对正统经济学的巨大补充，有了它们，经济学才更显得完美、科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91诺奖得主科斯、1993年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以及2001年诺奖得主阿克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等人都是提出对古典经济学巨大挑战的理论—信息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这三个新学科极大地补充了古典经济学，解释很多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的现象。正统的金融学理论——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套利定价理论它们在金融危机面前脆弱无力，而且解释不了很多金融市场上的现象，比如羊群效应、买涨不骂跌等，为此行为金融学随之兴起，它提出的很多理论更符合金融市场人们的行为和决策，显然它现在是非正统的金融学理论，但是我相信它代表了未来金融学的发展方向，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因此获得诺奖的，成为正统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不断进步，走向完美。其他科学亦如此。

2. 福格尔的学业阶段遇到了哪些经济学家的指导

福格尔是幸运的，在他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都遇到了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学家的指导。

在哥伦比亚大学乔治·J·斯蒂格勒和卡特·古德里对福格尔影响很大，福格尔在写硕士论文时曾请古德里赐教。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给予福格尔的指导最多的老师有微观经济理论的阿巴·楼纳和弗里茨·马奇鲁，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伊夫赛·多玛，数理经济学的刘大中等。

3. 《乱世佳人》中争议情节的现实基础：废奴后，黑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最近美国因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压致死的事件，导致了美国国内巨大的暴乱，虽然官方对此事的定性和处理尚不明确，但是已经有很多美国民间组织或者企业，自发采取行动，希望消弭这场暴乱，就比如，美国着名电视台HBO宣布下架着名电影《乱世佳人》，因为电影中有涉及美化奴隶制的情节，所以遭到了举报。

《乱世佳人》可以算得上人类电影史上最着名的电影之一了，很多中国老电影迷也很熟悉，在美国的地位那就更高了。就好像有些中国影迷经常会计算，说如果算上通货膨胀率的话，《少林寺》会是中国 历史 上票房最高的电影一样，很多美国电影从业人员认为，如果算上通胀率，《乱世佳人》也会是 历史 上票房最高的电影。

但是就是这么一部电影，惹上了“种族歧视”的事。在这里可以简单复述下原因，简言之，这部电影就是一个爱情故事，本来主线是无关种族问题的，但是男女主人公活跃的时代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女主人公的设定是一个南方农场主的大小姐，所以涉及到了很多女主角斯嘉丽的家庭生活，这就出现了她们家的黑人奴隶。

电影中的设情节，是这家奴隶主和黑人奴隶的生活是非常融洽而和谐的，而且电影的总体基调，是对南方旧体制抱有很高的认同感的，反而是对北方取得南北战争胜利后，对南方的破坏，抱有一定的缅怀伤感之意的。因此也被很多，反种族歧视人士，认为是美化南方奴隶制而遭到抵制，又在这么一个敏感的节骨眼，所以就被下架了。

另外还要提到的是，电影中扮演斯嘉丽家里的黑人女仆的演员海蒂·麦克丹尼尔，凭借此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是奥斯卡史上首位获奖的黑人。

但是若不是特意提出来，只怕是根本没有几个中国影迷想到这份上，无非是把这部电影当爱情电影看，不过既然被拿出来了，我们就来说说，奴隶制是不是真的很美好。

《乱世佳人》的主线是爱情，但是作为一个能够名流电影史的制作，包括特朗普在《寄生虫》获得奥斯卡后，还感慨过，美国现在出不了《乱世佳人》那么优秀的作品了，肯定不单是简单的情情爱爱，从一定程度上说，故事描绘的背景，怀念奴隶制，怀念旧南方，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并不是一种很小众的思想。

当然了，有人会觉得，白人奴隶主怀念旧制度是很正常的事，毕竟自己是压迫阶层嘛。但是事情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有经济学家和 历史 学家，通过研究证明出，在解放黑人奴隶之后，被解放了的黑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了的，并在用了很长的时间（近100年），才追上了南方蓄奴时期的生活水平。

尽管废除奴隶制在道德上是绝对正确的，但绝对的道德正确，不一定能在短期内带来绝对的利益增长，有时候从纯效益角度角度看，很可能，落后的制度，还会优于先进的制度。

当然了，很多人会以为，这种看法纯粹是为了吸引眼球，就和一些博眼球的无良媒体一样，做出一些夸张的科研成果吸引注意。但是事实其实并非如此，的确是有着名的学者，做这方面研究的，就比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计量经济领域的大师，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

他最擅长的研究，就是通过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研究 历史 问题，他就曾经针对美国废除奴隶制后，美国生产水平的变化，还有黑人生活水平的变化做出过研究。

首先就是生产力的问题，按说奴隶制作为落后的制度，生产力应该是更低的，但福格尔通过引用数据发现了，实际上南方的使用奴隶的农场，效率是要高于北方的自由农场约35%的。因为南方种植园奴隶制，并非像很多人想的那么落后，事实上很多南方种植园，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好的奖惩制度来激励奴隶工作，并且在工作中会按照年龄对工作进行划分，青壮年承担比较重的工作，幼年和老年工作负担则比较轻。另外照统计，曾经被普遍认为生活在被鞭笞的痛苦中的奴隶，实际上也没有那么惨，平均每个奴隶年被鞭笞次数约为0.7次。

而且不仅仅是效率问题，更实在的问题是，在废除奴隶制之后，黑人的生活条件要比之前更糟了，集中体现就是寿命的变化。就在他的着作《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苦难的时代：美国黑奴经济学)中，通过引用资料，表明在1850年，南北战争前，美国新生儿黑人奴隶的平均寿命为，男子35.5岁，女子38.0岁。而1900年，废奴宣言后40年过去了，美国黑人男子的平均寿命为32.5岁，女子为35.0岁。

和白人作为对比的话，在1850年时，白人男子预期寿命为40.4岁，白人女子为43岁，虽然也明显高于黑人，但是差距并不算大，平均差距大约为5岁。在1900年时，白人男子预期寿命为48.2岁，女子为51.1岁，差距拉大到了15岁以上。

所以也就是说，在废除奴隶制的40年后，被从奴隶制解放的黑人，生活水平不仅比被解放之前下降了，甚至还被白人甩开的越来越大。

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如果说，牺牲生产效率换来奴隶制，是出于道德考虑，换来平等，大家的生活水平一起下降也就认了，但是结果是黑人和白人的生活条件差距拉开的更大了。

另外，我还能看到一个说法，是19世纪中期，也就是1850年前后的，美国黑奴的平均年肉食消耗为179磅（81公斤），别说南北战争之后的黑人肉食量大幅下降了，在当时要远远高于欧洲白人，甚至直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平均标准才达到了100年前黑人奴隶的标准，哪怕放到今天，年均81公斤的肉食量，也可以在各国中排名非常靠前的，可以达到西欧各国的标准，好过大多数国家（比如我国）。

从这个角度上说，当时的黑人奴隶的营养条件也是很好的。不过考虑到，我暂时找不到这个统计的出处，所以就只列在这里作为参考。

罗伯特福格尔的相关研究出来，自然是引起了很多争议的，但是他自己也表示，这个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本着负责的态度，只能给上原生的结果。

另外，还有两件关于福格尔教授的小事，可能会引起读者兴趣，一个是福格尔教授本人就娶了一位黑人妻子；一个是，福格尔教授生前非常看好中国的发展，甚至预言，到了2040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GDP占全球的40%。

当然了，这里不是绝对以福格尔的一切言论为准，福格尔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用南北方的农场做对比，就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南北方气候不同，南方气候更适合种棉花，并且在当时属于炙手可热的出口品，所以产量高也并不能太说明是用工制度带来的效率问题。

但是黑人生活条件的下降，在被解放的50年左右的时间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统计事实。也不只是福格尔做出了类似的研究，但是他是名气最大的一位。

那么原因为何呢？为何落后的制度效率竟会高于先进的制度。这其中有一定的天时原因，那就是当时的南方棉花产量丰富，又是美国的出口支柱产业，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当然了，这只是解释了农场主可以有钱给奴隶，并不代表一定要给，除了生产力因素，还要考虑到用工关系的问题。

奴隶作为奴隶主的个人商品，是终身雇佣之下的消耗品，奴隶主会出于保护自身财产的角度考虑，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奴隶的生活，另一方面奴隶主要自行解决奴隶的衣食住行，比起资本主义制度，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劳动力，这个用完了可以换，只需要支付工资即可，并不需要支付一大笔钱作为“收购”一名员工的费用，对劳动力的消耗并不在意。在早期的资本主义 社会 中，资本家往往有着这种有恃无恐，因此在法律和 社会 保障不健全的初期，并不比，已经“锤炼”了上千年的奴隶制度来得更适应 社会 。从希腊罗马时代，甚至更早西方就是奴隶制了，也经历过过度压迫下的奴隶起义问题了，所以已经可以通过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使其延续生命力。

再打个比方，在当时的美国南方，实际上只有5%的白人，能够买得起奴隶，这些大户人家的奴隶，就好比大企业的员工，其他白人是小业主，大企业的普通员工平均水平，未必要比小业主要差。废除奴隶制之后，大家都是自负盈亏的小业主了，白人就算不是农场主，多少也还有些积蓄，虽然大家都被剥削的很惨，平均的资本还是要比刚刚被解放黑人更多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逐渐拉大，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之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美国和欧洲各地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才逐渐带来让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到文章的结尾，作者还是要很严肃强调一遍的，那就是本文不是给奴隶制辩护，奴隶制的存在，就是奴隶主以剥削奴隶为获得额外价值的体制，并且拥有对奴隶生杀予夺的权利，这个阶级的存在就是错误的，这点毋庸置疑。

但是落实到经济和功利角度看，向更先进制度进步，并不会一步到位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反而会付出血和泪的代价，这一代价，可能就是要付出100年的，改革的成功，会让200年后的人受益，但是头50年的人，也许只能感受到大变革下带来的苦难。

这也是我们不能强求《乱世佳人》的原因，它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恰好又是大萧条之后，因此对旧时代产生特别的怀念是合理的，何况有这样反直觉的诉求，才好更好帮助人们 探索 真实的 历史 。而且《乱世佳人》的成功，在于主线情节的内容和人物塑造，并没有是因为给奴隶制辩护，特别是当，像罗伯特福格尔这种经济学家，都能用数字得出奴隶制并不是那么“落后”的结论，并不追求绝对真实的文艺作品，在次要情节中略有瑕疵，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属实没必要上纲上线。

4. 社会学有哪些研究方法 深描 民族志 生活史

作为“深描”的民族志研究分析
摘要：民族志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它呈现了一个整体论研究方法的成果。本文通过对民族志的发展研究，深入分析了关于格尔茨文化观的深描概念，进而运用深描来解答民族志研究的科学性。
关键词：民族志；深描；文化观；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038-01
一、民族志的发展
民族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民族志”一词是英文
“ethno-graphy”的汉译，“ethnography”一词的词根“ethno”来自希腊文中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描绘人群”，我国学者有时也翻译成“人种志”或“民俗志”。这一概念原指人类学者收集有关特定社会及文化的资料和记录，并解释这些现象的一种方法，后来伴随着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民族志也逐渐受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视。一般情况下，民族志被认为是运用观察、访谈以及其他田野研究手段，深入细致地描述某一特定人群及其文化的一种方法。民族志重视一群人的活动过程，而不是仅仅描述孤立的事件，它描述同一文化群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如何行动、互动、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等。因此，进行民族志研究，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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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资料及获奖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全称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economics prize），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其评选标准与其它奖项是相同的，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
1969年（瑞典银行的300周年庆典）第一次颁奖，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兰人扬·廷贝亨共同获得，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人均获得过此奖。
年份

获得者（国家）

得奖原因

获奖时
所在机构
Affili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award

领域
Field

1969

朗纳·弗里施
Ragnar Frisch[2]
（挪威）

他们建立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过程，前者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后者是全综合性宏观经济模型的首创者。
挪威奥斯陆大学 计量经济学

简·丁伯根
Jan Tinbergen[3]
（荷兰）

荷兰经济学院（The Netherlands School of Economics）
计量经济学

1970

保罗·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4] （美国）

他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全部领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一般均衡理论，
局部均衡理论

1971

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5]
（美国）

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哈佛大学
经济增长，
经济史

1972

约翰·希克斯
John R. Hicks [6]
（英国）

他们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理论

万灵学院
（牛津大学）

一般均衡理论，
福利经济理论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
Kenneth J. Arrow[7]
（美国）
美国哈佛大学

1973

华西里·列昂惕夫
Wassily Leontief[8]
（美国）

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
美国哈佛大学 投入产出分析

1974

纲纳·缪达尔
Gunnar Myrdal[9]
（瑞典）

他们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
数据暂无
宏观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0] （英国）

1975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11] （苏联）

前者在1939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后者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他们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
俄罗斯科学院
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佳林·库普曼斯
Tjalling C. Koopmans [12] （美国）
美国耶鲁大学

1976

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13]
（美国）

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
美国芝加哥大学 宏观经济学

1977

戈特哈德·贝蒂·俄林
Bertil Ohlin[14]
（瑞典）

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了开创性研究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学

詹姆斯·爱德华·米德
James E. Meade[15]
（英国）
英国剑桥大学

1978

赫伯特·西蒙
Herbert A. Simon[16]
（美国）

对于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研究，这一有关决策程序的基本理论被公认为关于公司企业实际决策的创见解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管理科学

1979

西奥多·舒尔茨
Theodore W. Schultz[17]
（美国）

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
美国芝加哥大学 发展经济学

威廉·阿瑟·刘易斯
Sir Arthur Lewis[18]
（圣卢西亚）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1980

劳伦斯·克莱因
Lawrence R. Klein[19]
（美国）

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计，建立起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宏观经济学

1981

詹姆士·托宾
James Tobin[20]
（美国）

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在金融市场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耶鲁大学 宏观经济学

1982

乔治·斯蒂格勒
George J. Stigler[21]
（美国）

在工业结构、市场的作用和公共经济法规的作用与影响方面，做出了创造性重大贡献
美国芝加哥大学 产业组织

1983

罗拉尔·德布鲁
Gerard Debreu[22]
（法国）

概括了帕累托最优理论，创立了相关商品的经济与社会均衡的存在定理
美国加州大学 一般均衡理论

1984

约翰·理乍得·尼古拉斯·斯通Richard Stone[23] （英国）

国民经济统计之父，在国民帐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证分析的基础
剑桥大学 国民收入核算

1985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
Franco Modigliani（意大利）

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这一假设在研究家庭和企业储蓄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宏观经济学

1986

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 Jr. [24] （美国）

将政治决策的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使经济分析扩大和应用到社会—政治法规的选择

公共选择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Choice
（位于美利坚合众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
公共财政学

1987

罗伯特·索洛
Robert M. Solow[25]
（美国）

对增长理论做出贡献提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经济增长理论

1988

莫里斯·阿莱斯
Maurice Allais[26]
（法国）

他在市场理论及资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一般均衡理论重新做了系统阐述
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
局部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

1989

特里夫·哈维默
Trygve Haavelmo[27]
（挪威）

建立了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基础性指导原则
挪威奥斯陆大学 经济计量学

1990

马科维茨
Harry M. Markowitz[28] （美国）

他们在金融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金融经济学

默顿·米勒
Merton H. Miller[29]
（美国）
美国芝加哥大学

威廉·夏普
William F. Sharpe[30] （美国）
美国斯坦福大学

1991

罗纳德·科斯
Ronald H. Coase[31]
（英国）

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
美国芝加哥大学
Theory of market
institutions

1992

盖瑞·贝克
Gary S. Becker [32]
（美国）

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扩展到对于人类行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场经济行为
美国芝加哥大学
微观经济学，
社会经济学

1993

罗伯特·福格尔
Robert W. Fogel[33]
（美国）

前者用经济史的新理论及数理工具重新诠释了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后者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 经济史

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C. North[34] （美国）
美国华盛顿大学

1994

约翰·海萨尼
John C. Harsanyi[35]
（美国）

这三位数学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加州大学 博弈论

约翰·福布斯·纳什
John F. Nash Jr. [36]
（美国）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莱因哈德·泽尔腾
Reinhard Selten[37]
（德国）
德国波恩大学

1995

小罗伯特·卢卡斯
Robert E. Lucas Jr. [38] （美国）

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美国芝加哥大学 宏观经济学

1996

詹姆斯·莫里斯
James A. Mirrlees[39] （英国）

前者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 后者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英国剑桥大学 信息经济学

威廉·维克里
William Vickrey[40]
（美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1997

罗伯特·C·默顿
Robert C. Merton[41]
（美国）

前者对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做了进一步减弱，在许多方面对其做了推广后者给出了着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涉及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然而得奖次年其以得奖理论经营的长期资产管理基金(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亦因其公式失效而破产告终
美国哈佛大学 信息经济学

迈伦·斯科尔斯
Myron S. Scholes[42]
（美国）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1998

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43]
（印度）

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福利经济学

1999

罗伯特·蒙代尔
Robert A. Mundell[44]
（加拿大）

他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适宜的货币流通区域所做的分析使他获得这一殊荣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宏观经济学

2000

詹姆斯·赫克曼
James J. Heckman [45] （美国）

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他们发展了广泛应用于个体和家庭行为实证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美国芝加哥大学 计量经济学

丹尼尔·麦克法登
Daniel L. McFadden[46] （美国）
美国加州大学

2001

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 Akerlof [47-48] （美国）

为不对称信息市场的一般理论奠定了基石他们的理论迅速得到了应用，从传统的农业市场到现代的金融市场他们的贡献来自于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部分
美国加州大学 信息经济学

迈克尔·斯彭斯
A. Michael Spence[49] （美国）
美国斯坦福大学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50]
（美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2002

丹尼尔·卡内曼
Daniel Kahneman[51] （美国）

把心理学分析法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经济心理学，
实验经济学

弗农·史密斯
Vernon L. Smith[52]
（美国）

开创了一系列实验法，为通过实验室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2003

罗伯特·恩格尔
Robert F. Engle III[53] （美国）

用“随着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共同趋势”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数列，从而给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美国纽约大学 计量经济学

克莱夫·格兰杰
Clive W.J. Granger
（英国）
美国加州大学

2004

芬恩·基德兰德
Finn E. Kydland [54-55] （挪威）

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和商业周期的影响因素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美国加州大学 宏观经济学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Edward C. Prescott [56] （美国）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

2005

罗伯特·约翰·奥曼
Robert J. Aumann[57-58] （以色列）

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理性分析中心 博弈论

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 Schelling [58-59] （美国）
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和公共政策学院

2006

埃德蒙·费尔普斯
Edmund S. Phelps[60] （美国）

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宏观经济学

2007

里奥尼德·赫维茨
Leonid Hurwicz [61]
（美国）

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了基本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微观经济学

埃里克·马斯金
Eric S. Maskin[62]
（美国）
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罗杰·梅尔森
Roger B. Myerson[63-64] （美国）
美国芝加哥大学

2008

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65-66]
（美国）

对经济活动的贸易模式和区域的分析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国际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2009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67-71] （美国）

经济治理，尤其是对普通民众作出的贡献和经济治理分析，尤其是企业边际领域方面的贡献。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经济治理

奥利弗·威廉姆森
Oliver E. Williamson[71-72] （美国）
美国加州大学

2010

彼得·戴蒙德
Peter A. Diamond[73-75] （美国）

在"市场搜寻理论"中具有卓越贡献。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搜寻理论，
劳动经济学

戴尔·莫滕森
Dale T. Mortensen[74] （美国）

丹麦奥胡斯大学，
美国西北大学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74]
（塞浦路斯）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2011

托马斯·萨金特
Thomas J.Sargent[78-80] （美国）

在宏观经济学中对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81]
美国纽约大学 宏观经济计量学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Christopher Sims[78] [82] （美国）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2012

埃尔文·罗斯
Alvin E. Roth[83-89]
（美国）

创建“稳定分配”的理论，并进行“市场设计”的实践。[90]

美国哈佛大学，
美国哈佛商学院
博弈论

罗伊德·沙普利
Lloyd S. Shapley[84-88]
（美国）

美国加州大学

2013 尤金·法玛 Eugene Fama（美国） 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 芝加哥大学 金融经济学
拉尔斯·彼得·汉森Peter Hansen（美国） 芝加哥大学

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美国） 耶鲁大学

2014 让·梯若尔Jean Tirole（法国） 对市场力量和管制的研究分析。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 规制经济学

6. 罗伯特·福格尔的人物生平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1926年出生在纽约市。1944年进入康奈尔大学，1948年获得学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60年在那里得到硕士学位。196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康奈尔期间，福格尔的兴趣从物理和化学转向经济学和历史。在四十年代后半期对经济前途普遍悲观，也促使他的注意力转移 。
福格尔195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执教，但于1959年又转到罗切斯特大学。1964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1965年在那里任经济史教授。1965年，他同时兼任罗切斯特大学的教授职位，1975年他把两个职位都辞去，而到哈佛大学任教授。但是，对他来说，既要任人口经济学中心的理事，又要兼瓦格林基金会的理事，所以，1981年，他还是回到了芝加哥大学。福格尔1977年曾任经济史学会会长，1980年任社会科学史学会会长，1978年以后又一直任国立经济研究局的项目理事。
罗伯特·福格尔以他在计量经济史方面出色的工作荣获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7. Sanger法测序的原理是什么

Sanger法测序的原理就是利用一种DNA聚合酶来延伸结合在待定序列模板上的引物。直到掺入一种链终止核苷酸为止。每一次序列测定由一套四个单独的反应构成，每个反应含有所有四种脱氧核苷酸三磷酸(dNTP)，并混入限量的一种不同的双脱氧核苷三磷酸(ddNTP)。

由于ddNTP缺乏延伸所需要的3-OH基因，使延长的寡聚核苷酸选择性地在G、A、T或C处终止。终止点由反应中相应的双脱氧而定。每一种dNTPs和ddNTPs的相对浓度可以调整，使反应得到一组长几百至几千碱基的链终止产物。

Sanger法

是根据核苷酸在某一固定的点开始，随机在某一个特定的碱基处终止，并且在每个碱基后面进行荧光标记，产生以A、T、C、G结束的四组不同长度的一系列核苷酸，然后在尿素变性的PAGE胶上电泳进行检测，从而获得可见DNA碱基序列的一种方法。

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DNA的序列分析是进一步研究和改造目的基因的基础。用于DNA测序的技术主要有Frederick Sanger发明的Sanger双脱氧链终止法（Chain Termination Method）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Sanger法测序

8. 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哪些

[关键词]财富源泉；福利；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牛顿方法
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称；也有学者采用“政府经济学”（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的名称。从学科发展的情况来看，“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名称更恰当些。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本质上是历史的和发展变化的。因此，研究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似乎是“学说史”的任务。要把“对象和方法”截然区分开来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分别叙述的方法却是适当的。本文讨论这个问题，目的是想搞清财政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演变的原因、现状和趋势。
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财政学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经济学的源流发展来看，把经济学转为“科学”的第一人是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样被认为是财政学的开山之作。
在学说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学说称为“古典经济学”。从斯密的《国富论》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财富”和“怎样国富”的问题。斯密在创立科学经济学的时候，可以说是属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即“工业化”的开始时期。这里的“工业化”是指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工业”从它来到世间就是以“交换”为前提的，但从起源来看，最初的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什么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工业化”还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但从农业经营方式的起源来看，最初却不需要交换。如何把农业纳入交换经济，进而纳入“工业化”的轨道，同样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上述的说明已经隐含了斯密的社会发展观：资本主义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因此，在这里，“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是可以作为等同的概念来使用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量的农业人口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斯密时期，全球人口只有8亿（1750），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高达95%[1]（第180页），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并引起人口爆炸。用今天的话来说，解决“温饱”问题是社会的当务之急，物质产品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当时在“制度”安排上却是不利于“工业化”的。在成文法上，不利于“贸易自由”的制度障碍很多；在不成文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贵金属就是“财富”的重商主义观点占统治地位，严重影响“贸易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密提出“财富”就是“价值”的着名论点；并指出“市场经济”是“国富”的原因。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但斯密的“价值”只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并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是“生产性”的。他认为政府公共部门、教育、文艺等部门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是“非生产性”的。因此，他的市场经济只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方式。他倡导“廉价政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上述表明，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他的财政学是作为他理解的“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他把“国家”拟人化，即把国家行为看作自然人一样地理性行为，重点分析税收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不作为”。这可以称之为斯密传统。
西方的“工业化”时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是工场手工业全面转入机器大工业时期（蒸汽机普及时期），也就是斯密“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时期。这一时期在欧洲大约起于1750年左右，止于1860年左右，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英国，大约在1830年就结束了，而欧洲大陆则要迟30年左右。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研究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与经济学家的民族感情、社会环境、所关注的经济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有关。当时德国相对落后，意识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德国的经济学家是反斯密传统的，比如德国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斯特（1789—1846）。但应该说，历史学派在强调国家的经济作用的时候也没有把“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来看待。
“工业化”完成之后，用今天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由“温饱”转入“小康”。社会关注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精神需求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学说史的角度看，1890年马歇尔发表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宣告古典经济学的终结，同时，马歇尔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但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风气在1860年前后就形成了。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第一卷）、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原理》（1871）、社会政策协会的成立（1871），“是明显标志着另一个时期到来的一些事件”。马歇尔拓宽了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劳务”也是有价值的，也是“生产性”的。这样，就把斯密的市场经济扩大到非物质生产领域，但他同样认为政府部门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同时，马歇尔也注意到“工业组织”的制度变迁，社会分工更为发达，从生产到消费的环节越来越多，经济研究不应该再从“供给”出发，而应该从“需求”出发。他认为，斯密只强调自由竞争是不够的，竞争也有缺点，合作也有优点。不仅如此，“国富”光凭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已经远远不够了，需要人们深入认识，自觉“驾驭”。他认为社会发展不像斯密所说的那样“自然而然”，而有“人为”选择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斯密理论中关于“自然工资”、“自然利润”、“自然地租”、“自然利息”的概念是不贴切的，应把“自然”改为“正常”。这个“正常”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比如“正常利润”、“正常利率”等等，甚至在此后发展起来的宏观理论中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也采用“常态”和“非常态”的概念。他认为“纯粹”的经济学只研究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不可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尽管对经济有重大影响，比如政治问题，不属于“纯粹”经济学的范畴。这就是说，“政治问题”、“国家问题”对于“纯粹经济学”来说，只是外生变量。从此古典经济学喜欢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被“经济学”替代。这一切就是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新”，并形成“马歇尔传统”，但理论的“本体”仍然是“古典”的。直至今天，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研究被列入“主流”的地位，而且不如此就似乎不正宗。
在学说史的研究中，通常把“新古典”时期划到1936年，即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那一年。我以为不妥，“新古典”时期的终结年代应该以1950年左右为界。凯恩斯在主流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很高，名声很大。我以为从经济学说的角度看，凯恩斯的“名声”大大超过了他的学术贡献。从学术成就上看，他仍然应该被纳入“新古典学派”，但标志着新古典学派的终结。他的名声之所以那样大，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创立的宏观理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根据。从1930年代以后，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日益加强，导致20世纪40年代发展为“混合经济”。二是二战以后直至1970年，资本主义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1930年代的危机给西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于是人们把“政府干预”以后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凯恩斯。三是凯恩斯是英国财政部的高官，参与重大经济政策，包括国际经济组织的策划。而他的老师马歇尔却是纯粹的学者，凯恩斯可能是开经济学家直接参与政治先河的代表人物。这是政治决策发生明显变化的重要标志。凯恩斯以后，英国在经济学方面“原创性”成果最多且领先的地位也结束了。
马歇尔有两个着名学生：一个是庇古（1877—1959），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一个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们不迷信老师划定的经济学研究范围，一个把社会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学的大雅之堂；另一个把宏观问题请进经济学的殿堂。但在对市场经济的“本体”认识上仍然是“斯密”的；在经济分析方法的“本体”上仍然是“马歇尔”的。因此，把他们列入“新古典学派”是适当的。
这就是说，新古典学派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领域。在“效率”方面，把斯密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市场经济”拓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盈利性部门。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领域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三条主线，没有统一的理论模型，三者之间的关系很有一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味道。凯恩斯学说确实名噪一时，主流派甚至一度认为微观问题已经被研究得差不多了，社会的注意力几乎主要被宏观问题所吸引。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在主流研究中，“效率”是市场机制的事情，即“市场经济”的事情：“公平”和“稳定”是政府的事情，即“非市场机制”的事情。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政府却只是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并没有从微观上研究“非市场”的“机制”问题。但社会关注的问题不是理论研究的全部，真正的理论家需要以他对社会进步的思考、以他独特的知识积累、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以他超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来“捕捉”和“研究”有关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是当时社会所“不关心”的，但仍然有一批真正的理论家在“耐得住寂寞”状态下进行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仅比凯恩斯的《通论》迟了一年，可是在很长时期“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40年以后才名声大噪，被誉为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科斯的论文实际上把“企业组织”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回答了“企业组织”的“性质和原因”。在传统的“效率”研究中，“企业组织”历来是作为“价值”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科斯却把它内生化，并提出“交易费用”的着名观点，从而确立了“企业组织”在经济研究

9. 伏格尔法的伏格尔法的步骤

伏格尔法一般能得到一个比用西北角法和最小元素法两种方法所得的初始基本可行解更好的初始基本可行解。伏格尔法要求首先计算出各行各列中最小的cij，与次小的cij之间的差的绝对值，在具有最大差值的那行或列中，选择具有最小的cij的方格来决定基变量值。这样就可以避免将运量分配到该行（或该列）具有次小的cij的方格中，以保证有较小的目标函数值。所以，伏格尔法的基本步骤如下。
1、算出各行各列中最小元素和次小元素的差额，并标出差额最大的（若几个差额同为最大，则可任取其一）。
2、在差额最大的行或列中的最小元素处填上尽可能大的数。
3、对未划去的行列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得到一个初始解。
由此可见，伏格尔法同最小元素法除在确定供求关系的原则上不同外，其余步骤相同。伏格尔法给出的初始解比用最小元素法给出的初始解更接近最优解。

10. 罗伯特福格尔是什么时候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1926年罗伯特?福格尔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市。

福格尔是幸运的。在他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都遇到了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学家的指导。

在哥伦比亚大学乔治?J?斯蒂格勒和卡特?古德里对福格尔影响很大，福格尔在写硕士论文时曾请古德里赐教。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给予福格尔的指导最多的老师有微观经济理论的阿巴?楼纳和弗里茨?马奇鲁，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伊夫赛?多玛，数理经济学的刘大中等。

指导他博士论文的西蒙?库兹涅茨，对福格尔影响最大。在学生们眼中，“他说话和气，中等身材，人们在他班上不用很长时间就会发现他是一位顶尖的智者，不仅通晓经济学，而且也在历史、人口统计、统计学及自然科学方面有广博的知识。他的经济增长课程覆盖现代技术变化史、人口统计和人口理论，以及利用国民收入总量进行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分布的比较研究”。库兹涅茨的课程很有价值。他反复指明经济学的中心统计问题并非随机误差而是数据中的系统性偏误，而且他传达一些对付那个问题的一些强有力的方法，特别是重视灵敏度分析的作用。

在福格尔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时候，他已制定了自己今后十年的两个研究方向。第一是测量主要科技革新，主要政府政策及主要环境和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道路的影响。第二是提倡更多利用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和统计方法以研究经济史家们集中注视的长期复杂过程。这两项目标密切相关。提倡新方法的最好论据是证明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例如铁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方法比传统方法优越。新方法有可能以一种方式陈述主要分析问题，使它们便于测量，识别为解决争议之点所需证据的种类，发展既适合问题又适合现有证据的测量技术，评估研究成果的可靠性。

福格尔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得到有关教授的关心和支持，他们给予他尽可能的财力和物力的帮助。甚至当福格尔还是一名未经考验的新助理教授时，列昂纳尔?W?麦克肯齐提供了几名研究助理，一名计算机程序员和他所需要的所有计算机机时。

福格尔195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执教，但于1959年又转到罗切斯特大学。1964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1965年在那里任经济史教授。1965年，他同时兼任罗切斯特大学的教授职位，1975年他把两个职位都辞去，而到哈佛大学任教授。但是，对他来说，既要任人口经济学中心的理事，又要兼瓦格林基金会的理事，所以，1981年，他还是回到了芝加哥大学。福格尔1977年曾任经济学会会长，1980年任社会科学史学会会长，1978年以后又一直任国立经济研究局的项目理事。

罗伯特?福格尔以他在计量经济史方面出色的工作，荣获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福格尔的《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史学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计量学”或“新定量经济史学”的诞生。这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同统计推断原理相结合的一门新学科，用以考察这样的反事实性问题：如果铁路从来就不存在，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是多少？对那些反对这一问题的人说来答案是：所有历史研究实际上都是提出反事实性问题，不过是采用含蓄的而不是直率的方式罢了。

在围绕“新经济”史学的兴起而展开的热烈讨论中，福格尔坚定地维护《美国经济史新释》和《“科学”史学与传统史学》中明确制定的方法。不仅如此，对于19世纪美国铁路的经济影响，福格尔推翻了不少过去的研究；与恩哲尔曼齐心协力，重新考察了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美国史是以其受到热烈的争论而着名的课题，而《苦难的时代：美国黑奴制经济学》要算是迄今在美国史方面出版的一本争议最大的书。康拉德(A.H.Conrad)和迈耶尔(J.R.Meyer)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958年4月、10月号上的那篇文章《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学》，最先与那种认为奴隶制是一种无效益、不赢利的生产方式的正统观点唱反调。福格尔和恩哲尔曼接受了这篇经典文章的论点，进而严加抨击像种族主义者那样地死死维护正统观点的那些人；坚持认为奴隶制具有相当的效益，并且惟有像南北战争那样的超经济力量才可能导致它解体。他们的书已多次被译成别种文字。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这本书的各种评论文献就远远超过了原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