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方折算簡便方法

❶ 中葯古方中的二升為多少克

在中醫葯方面宋朝以前是漢制，宋朝到解放前用的是宋制
升是體積單位，1升=液體200毫升

參考：

漢代度量衡的轉化
1.度量衡制
要用好《傷寒論》中的方劑還要注意它的葯物用量問題，傷寒論中用的是漢代的度量衡，和我們現代的不同，所以我們要考證漢代的度量衡。廣東省中醫院泌尿外科呂立國
班固的《漢書.律歷制》中記載說：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就是說1200個黍米重12銖，兩個12銖是一兩。明確的指出了漢代的度量衡制度，用量單位和進位關系。單位應用了銖、兩、斤、鈞、石。石這里讀shi，在後來讀dan，是個衡量單位。
北京博物館里有漢代司農銅權，是東漢國家最高的管理農業的行政部門，它所制定的標準的衡重器具，實際稱下來漢代的1斤＝250g，漢代的1兩＝15.625g，約等於15g。
容量單位，還是班固的《漢書.律歷制》中記載：千二百黍實其龠（yue），合之為合（讀ge），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這是五個容量的計量單位。還是通過文物來考察它實際容量。結果是：1合＝20ml 1升＝200ml 1斗＝2000ml。故麻黃湯每次服用8合，就是160ml，桂枝湯每次服用1升就是200ml，和現在的用量差不多。

《傷寒論》中還用到了度量，如五苓散說白飲和服方寸匕，麻子仁丸中說厚朴用1尺。那麼1寸和1尺究竟是多少呢？還是班固的《漢書.律歷制》中記載：一黍為分（這句不是原話），「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所以分、寸、尺、丈、引是漢代關於度量的5個計量單位。進位關系都是十進位。從中國科學計量研究院收集的全國博物館所保存的14把漢代尺子測量來看，1寸＝2.3cm，1尺＝23cm，三國大將關羽身高8尺，也就是184cm，相當於女排郎平的高度。

漢朝後是晉朝，晉朝在衡重的兩和銖之間加了分，6銖＝1分 4分＝1兩。在《傷寒中》只有一個方子用了分，就是麻黃升麻湯，顯然在仲景時代是不會用分來最單位的，是後人在傳抄的時候進行了換算，或者這張方子不是仲景的方子。在《金匱要略》中出現了許多用分作為計量單位的方子，肯定是晉唐以後的人在抄寫時給改過的，不是張仲景原來的東西。當然有的方劑如三物白散，說桔梗三分，巴豆一分，貝母三分，這個分不是實際的衡重單位，而是葯物之間的劑量比例，是份的意思。四逆散中各十分也是一樣的意思。但是《金匱要略》中好幾張方子是用分作為計量單位。
晉朝到宋朝，我國的度量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1斤從200g上升到了600g左右，1升從200ml上升到1000ml，1尺從23cm上升到了33cm。在不到1000年的時間里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化，為什麼呢？根據中國計量科學研究員他們的理解認為，在這個時期地主收租想多收一些，國家收稅想多收一些，於是有的地主偷偷的把斗給擴大了，後來大家都這么作，國家就從新制定度量衡了。但是到宋代以後一直到清代的庫平制，中國的度量衡制基本就穩定了下來。沒有隨意擴大，主要是我國的經濟發生了變化，地主收租，國家收稅不再單純的收糧食，而是收銀子或銀票，再改度量衡已經失去了意義，所以就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晉、唐、宋的度量衡發生了變化但是，當時國家規定，醫葯和天文是關繫到人命和國家興衰的大事，故度量衡均用舊制，其他行業用新制。孫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燾的《外台秘要》它的葯物計量仍然保留的是漢制，宋朝以前的中葯書都是應用的漢制。宋朝在各方面都進行了改搞，包括中葯的服用方法，包括中葯劑量，宋朝應用煮散的方法，就是把葯物作成粗散，煮過後連葯渣一起吃，這是宋朝的獨特的服葯方法，如果連葯渣一起吃的話，葯量一定要減少，這樣它就用了宋朝當時的度量衡制，從衡重的方面來看，它用了斤、兩、錢、分、厘、毫。從宋代到清代，度量衡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故以後的方書基本用的是宋代這種度量衡制。因此說雖然度量衡在我國歷史上發生過很大的變化，但是在中醫葯方面確很簡單，就是宋朝以前是漢制，宋朝到解放前用的是宋制。
2.經方葯量的折算

如麻黃湯： 麻黃三兩 桂枝二兩 甘草一兩 杏仁七十枚（去皮尖）
折算過來就是：45g 30g 15g 28g
但是從麻黃湯的煎煮方法上來看：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合，所以是三次的治療量，如服葯發汗後，不再服用。那麼一次量就是15g、10g、5g、9g，和我們現在一次開的麻黃湯的用量是基本上一樣的。

再如桂枝湯：桂枝三兩 芍葯三兩 生薑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它也是三次治療量，故折算為： 15g 15g 15g 10g 4枚
換算的時候要記住兩點：一是漢代的一兩相當於現在的多少克，還要記住這個方子分幾次吃。如四逆湯等救急的方子是一次服用，而吳茱萸加生薑湯是分五次服用的，這樣摺合才能准確。

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你了解了當地的葯物用量習慣後，按照《傷寒論》的比例套用，比如：北京的桂枝常用量是10g ，那麼麻黃湯的劑量就是：15g、10g、5g，如果它的桂枝常用量是6g，那麼麻黃湯的劑量就是：10g、6g、4g就可以了，這個方法是最簡便的。即符合的當地的用葯習慣，又符合經方的用量。

《傷寒論》中還有以容量和數量來計算的葯物。有的我們現在仍用容量來計量，如水。但是許多我們現在已經不再用容量來計量了，如半夏半升，粳米一升。那麼我們今天如何折算呢？可以先折算為現代的容量然後再稱重。比如說粳米一升，就用現在的粳米200ml進行稱重就是180g。粳米是旱地長的稻子，就是旱稻子。它和水稻是同科屬植物，但是在旱地生長。有些人在開白虎湯或白虎加人參湯的時候，葯房沒有粳米，他就告訴病人，回去抓把大米放進取。從理論上來講大米不能代替粳米，白虎湯證和白虎加人參湯證是熱盛傷津津液不足的證候，用粳米在這里是養胃氣的，要用大米的話，它除了保胃氣的作用之外還有一點利尿作用，所以對於一個熱盛傷津的病人，嚴格的來說用大米是不科學的。半夏半升，我們用半夏100ml，今天稱重大概是50g。五味子半升大概是30g。麻子仁丸中的厚朴一尺，一尺當然是23cm，但是寬和厚沒有說，我們今天用中等的厚朴，就是寬3.5cm，長23cm，稱重大概是15g。五苓散用一方寸匕，就是用一個邊長是一寸的正方形葯勺來去這個散，我用一個2.3cm見方的紙板來取五苓散，稱重大概是5－6g。

用數量來計算的葯物，我們今天還有用數量來計算的如大棗等。但是這種方法已經不常用了，都改成了稱重的方法。如杏仁，我們不再數多少個杏仁，而是稱重。有人稱得杏仁100粒去皮尖是40g，桃仁100粒稱重是30g，枳實一枚是18g（中等大小），附子一枚20g，大的附子一枚25g，烏頭一枚大約是5g。還有個一錢匕，說法很多，沒有考察清楚，大概是1－1.5g。

茲據柯雪帆教授歸納整理的資料並經反復稱量核實，摘要如下。
斤=250克（或液體250毫升，下同）
兩=15.625克
升=液體200毫升
合=20毫升
圭=0.5克
龠=10毫升
撮=2克
方寸匕=2.74克金石類葯末約2克 草木類葯末約1克 半方寸匕=一刀圭=一錢匕=1.5克
一錢匕=1.5-1.8克
一銖=0.7克
一分=3.9-4.2克
梧桐子大=黃豆大
蜀椒一升=50克
葶力子一升=60克
吳茱萸一升=50克
五味子一升=50克
半夏一升=130克
虻蟲一升=16克
附子大者1枚=20-30克 中者1枚=15克 強烏頭1枚小者=3克 大者=5-6克
杏仁大者10枚=4克
梔子10枚平均15克
瓜蔞大小平均1枚=46克
枳實1枚約14.4克
石膏雞蛋大1枚約40克
厚朴1尺約30克
竹葉一握約12克

❷ 誰能提供一下仲景經方，最好比較有造詣的前輩指教一二，而且古今的計量換算之類的

仲景經方劑量研究概況
仲景制方精妙，葯簡效宏，為歷代醫家推崇備至。其方劑葯物用量，因時移物換，原貌不可得窺，是以爭論頗大。劑量之多寡、比例之大小，與療效息息相關，實有考證之必要。近年來有關經方劑量的研究報道不少，今據近十年有有關文獻，勾勒其研究動態如下。

一．古今度量衡制的考證

仲景著書於東漢末年，其計量單位自為彼時所慣用者。因時隔近兩千年，度量衡單位屢經變更，原制已不可知，故今人採用各種方法以考證換算之。

研究表明[1～3]，秦至東漢度量衡單位實值雖變而無大異，根據對秦始皇26年的方升、西漢初年的「尚方半」、東漢「光和大司農銅權」以及東漢「永平大司農銅合」等衡量器的考證，、東漢1斤合今制250g，1兩合今之15.625g，1升合今之200ml。而方寸匕當是容積為1立方寸的立方形容器。若以漢時1寸為2.3cm計算，其容量當是12.167cm3[4]。

而根據《金匱要略》烏頭桂枝湯方後注，經換算得出：漢制1斤約為126g，1兩約8g，與前述結論不符[5]。

更有研究認為[6]，古代常用市秤不符合葯物計量實際，古時另有古葯秤和古葯升，經實測計算得出：漢時每葯兩為1g左右，最大不超過1.6g；而每葯升容積按同制為6.34ml，按南北朝制應為10.4ml，漢制不越此值。

米氏[7]通過對《傷寒雜病論》桂枝湯的葯物劑量、煎葯加水量、煎次、煎出量用服用量的古今差異進行考證，並結合自身臨床實踐，認為現行「1錢等於3g，正圓尾數不計」的定量換算關系不符合中醫傳統用葯1錢有效量之實際數值，提出今舊市制1錢應摺合公制3.73125g，臨床使用可約為3.5g。

從上述可知，大部分研究結果接近於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1兩＝13.9g，1升＝198ml）和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1兩約合15.6g，1升約合258.14g）的記載，與現行換算關系量不符，然亦存在古市秤、古葯秤之爭。

如按上述研究結果摺合，則仲景經方劑量明顯襪清好大於或小於現代常用量。對此，各家認識不一。有認為[1～3]，量重味寡是仲景用葯特點之一，符合原意且從中醫學角度來看，也是合理的；也有的認為[8,9]，對經方葯量不必鑿求，而應以臨床葯效為准，現代《傷寒論講義》的折算標准符合臨床實際。

二．經方劑量運用規律和特點

仲景對劑量的應用有嚴格的原則性和規律性[10]，表現為：①制短揚長，如瓜蔞薤白半夏湯辛熱葯與寒潤葯為3：1，故制其寒而用其開通之性；②量依病變，即根據癥候的主次、輕重而確定葯量；③動靜相合，即動靜葯物配伍須依比例而行；④量變性變，即葯物劑量變化會導致方劑性質的變化。因而，在運用經方時應重視[11]：①每劑量，即每一劑葯物中某葯的分量，它主要是通過調整各告鉛葯間的相互比例而影響到葯物的配伍關系；②每服量，即每次服用的劑量，通常此量為該葯的治療量，顯示了葯物的量效關系，而根據量效關系原則，在一定劑量范圍內，隨劑量的增減，其方葯效也相應增減；③每日量，即一日中某葯服用量總和，此量決定於每服量和每日服用次數，即葯物時效關系的影響，而根據時效關系原理，每種葯物在服用後均有相對穩定的潛伏期、高峰期和殘效期，間隔一定的時間重復給葯可以維持葯效的連續性。從另一種角度認識，也應注意[12]：①單一方劑中的葯物用量、尤其要掌握方中較重要的葯物用量；②重視復合方劑中的每一方劑用量；③重視加減方劑中的方葯用量，即基礎方的取用量、加味葯物用量和葯味相同方的用量等；④重視方劑的每次服用量。

簡言之，經方劑量的具體應用要注重葯物的絕對量，絕對量反映了葯物的有效用量，但不能生搬硬套，應因人因時因地制宜，如病情重者宜大，輕淺者宜小，葯質輕者宜小，質重者宜大，急性病宜重，慢性病宜輕等；同時，更應注意葯物的相對量，相對量體現了各葯用量的比例，寓有組方之法度，其變化既能影響方劑的性能，又能影響其功效的大小；古今衡量雖異，然其比例恆定[8,9,13,14]。

三．某些常用葯物的劑量運用探討

甘草：《傷寒論》中甘草的用量很嚴格，根據方劑功用不同，選用大劑量為君，有復陽益氣作用，中小劑量多為佐使，可緩和葯性[15]。其劑量的掌握亦根據以下原則而定：表證輕，里證重；實證輕，虛證重；熱證輕，寒證重；治濕輕，斂陰重；治痢輕，治泄重[16]。

生薑、大棗：《傷寒論》中姜棗劑量運用有如下規律：①用小量者，生薑1～2兩（3～6g），大棗4～6枚，多用於風寒較輕、病勢較緩、邪正抗爭不劇、須微微發汗者；②一般用量，生薑3～4兩（9.5～12.5g），大棗10～15枚，多用於風寒束於肌表、邪正抗爭的病證；③用大量者，生薑5～6兩（15.5～18.7g），大棗25枚，大量生薑多用於邪氣較重的病證，大量大棗多用於正氣較虛者[17]。

桂枝、白芍：洪氏[18]根據仲景應用桂枝的劑量變化規律，在臨床上以6～9g為中等量，小於6g為小劑量，大於9g為大劑量，應用大劑量時，採用逐步遞增或累加方式緩緩多次進服之方法。而在經方中，桂枝、白芍常配伍並用，其劑量特點有：常量等用、小量等用、大劑量重用桂枝、小劑量多用桂枝、大劑量重用白芍、小劑量多用白芍等，大凡等量並用，不論常量或小量，通常都發揮調營衛的作用；反之，則或偏調衛，或偏和營。一般重用桂枝主要為平沖降逆，重用白芍主要為緩急止痛；若小幅度變更桂芍比例，同時伴有配伍葯物變化者，則其作用主要取決於配伍葯物變化[19]。

石膏：石膏在經方中用量一般較大，現代臨床運用亦然。但安氏[20]認為凡水煎服的葯物劑量，應根據其葯物的溶解度而定，礦物、貝類葯的溶解度小，因此，縮小麻杏石甘湯等方劑中的石膏用量，同樣能獲得與大劑量用葯的相同效果。

附子：《傷寒論》對附子的使用有以下特點：①根據病情的輕重及不同病因來確定其用量及生熟，一般陽虛重證宜生用重用，陽虛輕證則炮用輕用，而風寒濕痹則炮用重用；②根據性別及體質強弱確定用量[21]。

半夏：對脾不化濕、釀痰停飲、胃逆嘔惡諸症，一般可用9～15g，如旋覆代赭石湯等；小半夏湯等也可用15g，但應與生薑基本持平，不能明顯高於其量；對於心下痞結較甚、嘔吐較頑固、逆氣沖咽或不寐證，則應投大量，30～60g，甚至120g（久煎），如生薑瀉心湯等；對於陰虛氣逆、脾虛生濕、胃氣呆滯諸證，宜以小量6～9g，為佐為使，尤其是脾胃陰虛者，其量寧小勿大，如麥門冬湯[22]。而胡氏[23]亦認為，化痰和胃小量即可（10g左右），重症痰飲嘔逆適當增加，15g左右，不寐者則重用至30～60g，其效方顯。

細辛：細辛劑量，歷來爭議頗大。據後世習俗，則經方劑量大大超越常量（按古葯秤折算除外）。是以後世用經方，細辛常減量。而王氏[24]據臨床實踐認為：陽氣虛、寒濕重者，可用大劑量（可達20g），待病情好轉，便須減量；若發病純屬風寒外感、陽氣不虛者，則用中量（10g）；若病情熱象較重、兼有濕濁不化者，可用小量2～5g佐之；然痢、泄、咳喘等，若病久、虛寒較重者，亦可用大量。

四．結束語

綜上可知，有關古今度量衡的考證，其結論不太一致，臨床運用並未照之而行，強調根據病情、體質等因素而定；對經方的絕對量不拘泥，更注重相對量的確定。

筆者認為，關於經方劑量的研究，考證度量衡變化誠然必要，然不宜以古繩今，生搬硬套。要知古今體質、氣候、環境等因素變化甚大，豈能等同視之？加之，漢時度量衡制雖屬統一，然仲景身處戰亂之際，其方劑葯量是否悉依國家統一計量，實難肯定，也有可能慣用民間土法計量，或另有葯秤計量等。觀其著述，同一葯物，其計量單位亦不盡一致，如厚朴有一尺、半斤之異，石膏有如雞子大、一斤之別等，竹葉有一把之量等，即可知其計量單位不一。因此，今後的研究，不宜過分強調計量之考，而應以臨床為基礎，以實驗為手段，觀察不同劑量、不同比例的方葯療效。如以動物模型為實驗對象，進行古量、今量的比較，經典比例與變更比例的對照，或不同地域、不同氣候等因素對方葯劑量影響的比較等。廣泛引用各種先進手段的方法以研究之，可望獲得對臨床更有意義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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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振祥·細辛用量之我見·吉林中醫葯1982；（1）：48 另轉載:《傷寒雜病論》方劑劑量單位是斤、兩、分、銖、黍等諸多方面，與當今劑量單位不同，對此筆者查閱有關文獻，並結合自己臨床實際體會，確認研究仲景方葯劑量單位，必須結合臨床實際，只有從臨床實際出發，才能避免從文獻到文獻。今根據明·李時珍於《本草綱目》中說：「今古異制，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也。」又如清·程知於《傷寒經注》中說：「大約古用一兩，今用一錢足也。」李氏程氏所言「古」，當指東漢時期，所言「今」當指其所處的時代。現將《傷寒雜病論》方葯劑量單位折算為當今劑量單位：一兩為3g，一升為18～30g，一方寸匕為6～9g，一錢匕為1.5～1.8g一尺為30g，雲如雞子大為48g，一合（容量）為6～8ml，一升（容量）為60～80ml，一斗（容量）為600～800ml，附子一枚為5g，杏仁、桃仁雲40個為10g，枳實一枚為1~2g，烏頭一枚為2~3g，竹葉一把為10g，栝樓一枚為15～30g，水蛭百枚為200~240g，百合一枚為2～4g，礦石類雲彈子大15～20g，梔子一枚1～2g，芍葯一枚為2～4g。又仲景於方中所言「錢」者，當言「錢匕」，可從「錢匕」計算，且不可將仲景所言「錢」與其後所言「錢」而換算為3g；關於有些方劑言劑量曰「分」者，此「分」字不是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之「分」字，而是指方中劑量各佔多少比分之「分」字，因此理解「分」字不能將「分」折算為0.8g左右。但為了使方劑劑量統一定為國際標准計量單位，現將某些方劑如薯蕷丸等劑量比分之「分」折為3g，可供臨證參考用量。對此還要知道方劑劑量比分用量在臨床實際中可根據具體病情而適當地按比例增減，以使方葯組成與證機切切相應，達到愈疾之目的。</p>

❸ 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是有那幾種葯配成

桂枝6克，麻黃3克，芍葯6克，生薑6克，灸甘草4克，杏仁3克 大棗2枚。

❹ 炙甘草的疑問

甘草味甘，卜帆，入中州脾胃，所以治療中焦脾胃之虛證基本必用炙甘草。用量和葯材加工、服用方法等有關。關鍵是炙，古代炙不是現代的蜜炙，而是採用消弊野火烤的炙法，類似於存性之碳，所以即使用量大也不會造成對脾胃的刺激。
說文解字：炙，會意。從肉從火。小篆字形,肉在火上烤。本義:燒烤,把去毛的獸肉串起來在火上薰烤。炮炙，炮製中葯;燒烤;烘烤。炙烤，在火上烤拿喊。所以應該是存性之碳，補益中州而無擁塞之虞。

❺ 張仲景《傷寒論》中方劑(經方)用葯劑量如何換算,1兩=克

據網上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對漢今度量衡計量單位換算方法說法不一，比較權威性的有

、高等醫學院校中醫教材:《方劑學》在「古今葯量考證」一節中說:漢代「一兩約合現代的9g(三錢)，一尺約合六寸九分，一斗約合二升，一升水約合二合(200ml)"。又說:「古方一劑等於現在的三劑葯，如直接的折算，可按一兩約合了3g(一錢)計算」。《傷寒論講義》「古今劑量折算表」中有類似的記載，並雲「凡雲若於升者，若作容量計算，以摺合60-80ml為宜」等。http://wenku..com/view/71ad4529647d27284b735122.html

❻ 各位老師，《傷寒論》里一兩究竟等於多少克

《傷寒雜病論》一兩等於現在的3克。

《傷寒雜病論》成書於東漢時期，漢代醫學上用的兩和漢代常用兩重量不同，漢承秦制，醫學上用的兩一直延續用秦朝，因此漢代張蘆唯仲景的醫學著作中的兩為秦兩，相當於3克。

西漢時期，重量一斤相當於現在的258.24克，一陪鋒培兩等於現在的16.14克。

王莽及東漢、魏晉南北朝，一斤相當於222.73克，一兩等於13.92克。

隋朝初年，一斤相當於668.19克，一兩等於41.76克。

隋末，一斤相當於222.73克，一兩等於13.92克。

唐至清代，一斤相當於596.82克，一兩等於37.30克。

(6)經方折算簡便方法擴展閱讀

公元3世紀初，張仲景博覽群書，廣采眾方，凝聚畢生心血，寫就《傷寒雜病論》一書。中醫所說的傷寒實際上是一切外感病的總稱，它包括瘟疫這種傳染病。該書成書約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紙張尚未大量使用，印刷術還沒有發明的年代，這本書很可能寫在竹簡上。

2003年非典期間，該書和張仲景便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傷寒雜病論》系統地分析了傷寒的原因、症狀、發展階段和處理方法，創造性地確立了對傷寒病的「六經分類」的辨證施治原則，奠定了理、法、方、葯的基衫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