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观察时代什么时代

❶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能抽象地空洞地谈，必须坚持实践观点，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立足于解决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着眼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保持长期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1)方法观察时代什么时代扩展阅读：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要为中国广大人民所接受，就要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相融合，使之真正落地生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注重历史文化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体现了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延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当代中国、回应现实需要、解决实际问题；

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扎根中国土壤、展现中国智慧和方案，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时代特征和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❷ 比较教育的比较教育发展史上的“社会科学方法时代”

从50年代起直到现在是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三阶段，是学科的蓬勃发展阶段，方法上的特征是综合研究，这一阶段也被称为“社会科学方法时代”。
在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研究规模的迅速扩大、研究方法层出不穷、研究成果大量增加和研究领域的扩大等方面。 这个阶段，国际教育组织相继设立。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汉堡教育研究所；1956年成立了国际教育成绩评价协会；196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附设了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1968年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附设了教育研究和革新中心。这些国际性教育研究机构的成立，为开展跨国界的教育比较研究提供了组织上的便利。
1968年创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国际委员会（L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Comparative Ecation Societies），该会于1970年在渥太华举行第一次大会，更名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WorldCouncil of Comparative Ecation Societies）。迄今为止，联合会已经举行了九次大会。 除了历史法之外，还使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贝雷迪在《教育中的比较方法》一书中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工作应分为四个阶段。
(1）描述。主要任务是描述个别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为此，开始时必须广泛收集资料，了解各国教育的实际状况。收集资料的方法有阅读资料和直接观察两种，其中最重要的是直接到外国进行考察。
(2）解释。主要任务是对所了解的教育情况进行解释，以便不仅了解事物是怎样的（How），而且了解事物为什么会那样（Why）。为此，必须对影响教育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在分析时应当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3）并列。主要任务是把所要比较的国家的材料，按可以比较的形式排列起来，决定比较的格局，并且设立比较的标准。然后进一步分析资料，提出比较分析的假说。
(4）比较。主要任务是对第三阶段所列材料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验证第三阶段所提出的假说，然后作出一定的结论。
美国的诺亚（H·J·Noah）和埃克斯坦（M·A·Eckstein）被认为是比较教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典型。他们在其合着的《比较教育科学的探索》一书中，从分析比较教育的历史发展和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人手，提出了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方法。他们认为，现代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是提出假说、数量测定、参照研究和理论分析。据此，他们提出比较教育的研究程序应当是：①确定问题；②提出假说；③明确概念（提出指标）；④选择例证；⑤收集数据；⑥整理数据；⑦说明结果。
英国的埃德蒙·金（Edmund King）在他的《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一书中，对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1）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根据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划分的工业前社会、工业社会和工业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提出和这三个阶段相应的教学模式。他认为，现在西方正处于工业后社会的发展阶段，称为信息社会。教育处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决策起着指导作用；社会科学继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后对教育的研究处于重要地位。
2）把比较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与目的联系起来，强调比较教育的研究应对当前重大教育问题的决策和行动作出贡献。他不赞成比较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有什么独特性，主张比较教育的方法主要地决定于研究的目的。他把比较教育的研究分为三级，每一级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各有不同。第一级是比较教育的初学者，主要目的在于对各国教育有大概的了解。采取区域研究的方法，对各国教育的背景和制度作全面的介绍。第二级是对比较教育稍有根底的人，对教育工作上反复出现的专门问题进行跨文化的分析研究。第三级是比较教育的研究工作者，着重对教育改革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对教育决策作出贡献，采取有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参加的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方法。
3）对比较教育中的比较分析强调可比性，提出了比较分析的框架，在概念、制度和实施三个水平上进行比较分析。
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研究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冲突论和依附理论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些以批判性范式为题的新研究。这些研究既采用了宏观层次又采用了微观层次的观点。
此外，国际教育（InternationalEcation）是近年来教育国际化和教育问题全球化在比较教育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比较教育本来就是一门从不同国家的角度研究教育的学科，但随着国际社会发展在多方面的全球化现象日益增加，教育现象也越来越表现出全球化的特征，于是，比较教育的研究领域也开始从一般的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比较向对一些全球化的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总体性考察和研究扩展。 这个阶段，由于研究队伍迅速扩大，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因而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国际教育成绩评定协会1962年发表《十二个国家十三岁儿童的教育成绩》研究报告，1967年又发表了《数学成绩的国际研究：十二国比较》。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多卷《世界教育调查》、《教育年鉴》等国际性的教育调查与统计资料。
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汉堡教育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教育评论》创刊。各国的比较教育刊物，如美国的《比较教育评论》（1957年创刊）和英国的《比较教育》（1964年创刊）等，在此期间也发表了不少比较教育研究的论文资料。这后两本杂志在比较教育领域里的权威性至今仍然受到广泛认同。
这个时期，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发表了许多比较教育专着和论着，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着作外，比较着名的还有克拉默和布朗的《现代教育》，马林森的《比较教育研究概论》，乌利希的《各国教育》希尔克的《比较教育》，卡扎米亚斯和马西亚拉斯的《教育的传统与变革》，冲原澧等的《世界教育》、《比较教育学》，爱泼斯坦的《比较教育国际化的探索：在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上的报告》，阿尔特巴赫等的《比较教育》，阿尔特巴赫等的《比较教育的新方法》，库姆斯的《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斯克里沃等的《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波斯尔思韦特的《比较教育和国民教育制度网络全书》和霍尔斯的《比较教育——当代问题和趋势》等等。
在这一阶段，比较教育的发展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比较教育研究在国家分布上得到扩大；第二，比较教育研究的学会组织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并开始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网络；第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福特财团等一些国际组织和财团资助和组织的教育比较研究项目继续得以开展，其中有些项目还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者参与研究。

❸ 简史比较教育史上的"借鉴时代","因素分析时代"和"社会科学方法时代"的区别与联系。

借鉴时代作为比较教育发展的第一阶段，它的开始就是以1817年朱利安在巴黎《教育杂志》上连载发表《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为标志的，“比较教育”这一术语也是在这部书中首次被正式使用的。借鉴时代的另几位重要的比较教育学家是法国的库森（VictorCousin，1792～1867）1831年，身为外国教育情报调查人的库森，受法国教育部长之命考察普鲁士的教育，并把考察结果写成了《关于普鲁士公立教育情况的报告》，为法国政府制定初等教育制度的基本法——1933年的《基佐法案》（Loi de Guizot）提供了重要参考。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教育督察长霍拉斯·曼（HoraceMann，1796～1859），1842年访问欧洲归来，撰写了一
本着名的《第七年报告》。这是一份对欧洲各国教育进行了历时6个月的考察以后提交出来的报告书。
本阶段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介绍外国教育经验，方法是访问调查他国情况，并以其作为改进该国教育制度的借鉴。
当时人们相信把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移植到另一个国家是完全可行的，所以各国都积极向国外派遣专家，从教育先进的国家学习经验，以期为我所用，比较教育因此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但这一时期的考察大多是表面化的、网络全书式的；往往忽视别国教育与当地计会生活的联系，忽视对别国的教育经验在该国的可行性的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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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是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二阶段，是比较教育学科的形成阶段，方法上的特征是因素分析，也被称为因素分析时代。

因素分析时代的开端，是以1900年英国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Michael Sadler，1861～1943）发表论文《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为标志的。
萨德勒是英国比较教育学家，撰写了28卷的《教育问题专题报告》，自1897～1914年陆续发表。这些报告，详细地描述了欧洲各国、美国以及英属领地的教育状况，分析了不同地区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总结了教育经验，并指出了教育发展的趋势。他认为孤立地研究教育是不对的，必须重视教育的文化背景，研究决定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他还提出民族特性这个概念来说明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并且强调学习外国经验的目的在于改进该国的教育制度。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深受萨德勒的影响，他的研究工作更加典型地反映丁因素分析时代比较教育的特点。德国的施奈德（Friedrich Schneider，1881～1974）和英国的汉斯（NicholasHans，1888～1969）也是因素分析比较教育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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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代起直到现在是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三阶段，是学科的蓬勃发展阶段，方法上的特征是综合研究，这一阶段也被称为“社会科学方法时代”。在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研究规模的迅速扩大、研究方法层出不穷、研究成果大量增加和研究领域的扩大等方面。
仅从研究方法可以看出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多样。
这一阶段的比较教育研究中除了历史法之外，还使用了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贝雷迪在《教育中的比较方法》一书中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工作应分为四个阶段。
(1）描述。主要任务是描述个别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为此，开始时必须广泛收集资料，了解各国教育的实际状况。收集资料的方法有阅读资料和直接观察两种，其中最重要的是直接到外国进行考察。
(2）解释。主要任务是对所了解的教育情况进行解释，以便不仅了解事物是怎样的（How），而且了解事物为什么会那样（Why）。为此，必须对影响教育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在分析时应当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3）并列。主要任务是把所要比较的国家的材料，按可以比较的形式排列起来，决定比较的格局，并且设立比较的标准。然后进一步分析资料，提出比较分析的假说。
(4）比较。主要任务是对第三阶段所列材料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验证第三阶段所提出的假说，然后作出一定的结论。
美国的诺亚（H·J·Noah）和埃克斯坦（M·A·Eckstein）被认为是比较教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典型。他们在其合着的《比较教育科学的探索》一书中，从分析比较教育的历史发展和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人手，提出了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方法。他们认为，现代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是提出假说、数量测定、参照研究和理论分析。据此，他们提出比较教育的研究程序应当是：
①确定问题；②提出假说；③明确概念（提出指标）；④选择例证；⑤收集数据；⑥整理数据；⑦说明结果。

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研究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冲突论和依附理论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些以批判性范式为题的新研究。这些研究既采用了宏观层次又采用了微观层次的观点。此外，国际教育（InternationalEcation）是近年来教育国际化和教育问题全球化在比较教育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比较教育本来就是一门从不同国家的角度研究教育的学科，但随着国际社会发展在多方面的全球化现象日益增加，教育现象也越来越表现出全球化的特征，于是，比较教育的研究领域也开始从一般的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比较向对一些全球化的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总体性考察和研究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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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比较教育史上的借鉴时代，因素分析时代和社会科学方法时代

借鉴时代作为比较教育发展的第一阶段，它的开始就是以1817年朱利安在巴黎《教育杂志》上连载发表《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为标志的。
因素分析时代的开端，是以1900年英国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Michael Sadler，1861～1943）发表论文《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为标志的。
从上世纪50年代起直到现在是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三阶段，是学科的蓬勃发展阶段，方法上的特征是综合研究，这一阶段也被称为“社会科学方法时代”。在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研究规模的迅速扩大、研究方法层出不穷、研究成果大量增加和研究领域的扩大等方面。

❺ 古代用什么方式表示当天是什么时代

古代是利用皇帝“年号”或者“干支纪元”来表示。在年号使用之前是使用帝王纪年，以君主继立为经纬的历史纪年系统。中国古代以新君即位之年或次年为元年，每易一君便改元一次或数次，以新元为基础重新累计年数表年；后来还出现了帝王所立的年号纪年。中国从商朝未年的西伯昌开始，到汉武帝刘彻使用年号代替，之间都是使用帝王纪年系统进行纪年；而其中自有确切纪年的西周共和元年起计，有朝代西周（末期）、东周（含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朝和汉朝至汉武帝的汉朝初期，共701年（前841年－前140年）。讲述东周历史的两部典籍《春秋》和《战国策》都是使用帝王纪年。帝王纪年是信史的重要考察特点之一，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在确切纪年的共和元年基础上，上溯之前历史准确年代的尝试，共和以前的历史目前仍无法纳入现存连续不断且确切的历史时间体系之中。汉以前纪年没有年号，一般都是以君主在位的第一年称元年，这个也是历史记述系统的标准，即所谓纪年的帝王纪年。终君主一生，一般只有一个元年，所谓一世一元制，也有改元的例子，但都比较少有。早在商末，西伯昌即改以受命纪年[1]，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君主改元。自始每个君主都有自己的纪年。西周后期的共和行政，以共和纪年，是和西周之初的受命一样的唯二有命名的纪年，因为之中共14年都没有君主主政，却又是中国信史的时间可考起点，自此以后史事发生的时间都是确实的，可以前后推演和与公历换算。所以共和与之后的帝王纪年才有史学可考证的意义。汉以前君主在位改元的情况很少，只有两个诸候有改元，都发生在战国时期[1]：魏惠王三十六年（前334年），魏惠王与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互认为王（史称徐州相王），惠王以此年为后元年。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24年），秦惠文王称王，以此年为后元年。(或称更元年)而普遍的君主在世不改元的情况下，则在君主称号后面加上年份以表年，如秦王政元年（前246年）。要注意的是，虽然秦王政在前221年统一六国，但没有改元，则称秦始皇二十六年。在汉武帝于前140年建立年号之前，汉朝的帝王纪年中，有两位君主是有改元的：
汉文帝有两个纪年：前元（前179年－前164年，共16年），后元（前163年－前157年，共7年）
汉景帝有三个纪年：前元（前157年－前149年，共9年），中元（前149年－前144年，共6年），后元（前143年－前141年，共3年）
年号是指用于纪年的名号。一般由皇帝发起。发端于中国，后来朝鲜新罗在6世纪、日本在7世纪后期、越南在10世纪都因为中国的影响，开始使用年号[1]；古代越南、大韩帝国时期的朝鲜以及高丽、蒙古国建国初年受到中国影响，都曾使用过年号。目前仍使用年号的是日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韩国、越南已经全面废止年号。年号使用后就是用“年号XX年”的方式。如洪武元年，就表示今天是洪武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有的地方也会使用“洪武戊申年”来表示“洪武元年”。干支纪元就是使用天干地支的配合来表示时间。干支纪年总共有60组，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有时也会出现单独用干支纪年的便是方式。如《兰亭集序》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就出现单独使用干支纪年的形式。干支纪年比年号纪元晚。干支纪年兴起于王莽时期。通行于东汉时代。出了这两种方式以外还有：太岁纪年（岁星纪年）、孔子纪年、黄帝纪元。
岁星纪年：
古代中国人注意到，岁星（木星）平均每12年运行一周天，由此便产生了岁星纪年法，在春秋战国时十分流行。这种历法把黄道附近一周天由西向东分为十二星次，岁星每年行一星次，十二星次的名称分别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嵗星运行方向自西向东，正与周天十二辰自东向西的分配相反。
嵗星、十二辰、太岁对照表[1]
（本表嵗星及十二辰方位与太岁纪年的对应关系为战国晚期的天象）
太岁纪年（自西向东）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十二星次 寿星 大火 析木 星纪 玄枵 娵訾 降娄 大梁 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对应黄道十二星座 天秤座 天蝎座 人马座（射手座） 摩羯座 宝瓶座（水瓶座） 双鱼座 白羊座（牡羊座） 金牛座 双子座 巨蟹座 狮子座 室女座（处女座）
对应二十八宿 角、亢 心、房、氐 箕、尾 斗、牛 虚、危、女 壁、室 娄、奎 毕、昴、胃 参、觜 鬼、井 柳、星、张 翼、轸
十二辰（自东向西）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
孔子纪年：
孔子纪元，又称孔子纪年，以“至圣先师”孔子作为纪年依据的纪元，通常以孔子诞生之年为元年。
孔子生于周灵王廿年（鲁襄公二十二年，黄帝纪元2146年，西元前551年）夏历八月廿七（现行阳历9月28日）。
清朝末年，一些学者、维新党人开始反对以帝王年号纪年，提倡孔子纪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21年11月所办的《强学报》开始使用孔子纪元。康有为《礼运注·序》中，以孔子降生之年为纪年。
黄帝纪元：
黄帝纪元基于黄帝年代，黄帝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祖先。黄帝纪元是中国清朝末期变法派和革命派都曾使用的纪元。依据中华民国建国时官方认定的黄帝纪元，清末辛亥年（孔子纪元2462年，西元1911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民国元年为黄帝纪元4610年。黄帝纪元比孔子纪元早2147年，比西元早2698年。
清光绪29年（西元1903年），刘师培在《国民日日报》发表“黄帝纪年论”，反对年号制，同时也反对康有为等变法派主张的孔子纪年。刘师培主张把黄帝诞生的那一年作为纪元元年，光绪29年是黄帝纪元4614年。 可是，黄帝的生卒年月在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宋教仁主张把被认为是黄帝即位的癸亥年作为纪元元年，把西元1904年作为黄帝纪元4602年，这成为主流的黄帝纪元。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首革命派的杂志采用了黄帝纪元。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采用黄帝纪元，各省政府也跟着使用。不过，在建立共和政府的讨论中，黄帝纪元被认为是基于帝王的纪年法，这与民主共和的精神不相称。[来源请求]孙文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宣布将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之后黄帝纪元停止使用。
]黄帝纪元与西历的对照表
湖北军政府创办的《中华民国公报》，日期标注为黄帝纪元4609年10月15日
西历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1911年
干支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民报》以公元前2698年为元年 4602年 4603年 4604年 4605年 4606年 4607年 4608年 4609年
《黄帝魂》以公元前2711年为元年 4614年 4615年 4616年 4617年 4618年 4619年 4620年 4621年 4622年
《江苏》等报刊以公元前2491年为元年 4394年 4395年 4396年 4397年 4398年 4399年 4400年 4401年 4402年
成吉思汗纪年是日本扶植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使用的纪元。即以1206年铁木真称成吉思汗之年为成纪元年。在1936年－1945年记为成纪731年－740年。
日本投降后，蒙疆政府解散。但此纪年因德穆楚克栋鲁普继续寻求建立“蒙古自治政府”而沿用至1949年（成纪744年）。

❻ 在今天，我们观察宇宙的方法和李思光那个时代相比，取得了哪些进步

李四光是地质学家，不是天文学家。
从时代来讲，李四光所处的那个时代人类只能从地球上观测宇宙，而现在可以从太空中观测宇宙。

❼ 二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和什么的时代精神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要坚定理论自信，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新时代的实践创新基础上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价值在实践中彰显：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党的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善于理论创新，善于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很好地统一起来，并结合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新与理论创造，开辟出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❽ 科学时代（时期）的划分

小科学时代：

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科学逐渐呈现出被今天所称为的“小科学”状态。

“小科学”的特点是大部分科学研究活动靠个别科学家发起，只有一个或几个实验室参加，管理上依靠的是传统的科层管理模式，研究主观上是以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为动力源，客观上增长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形式上以个人的自由研究为主要特征。

这段时期还没有以科学研究为专门职业的科学家，一般由自己出资，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做科学实验。

过渡时代：

19世纪科学的发展更加辉煌和繁荣，“三大科学发现”促使科学向建制化方向发展，直接表现为：第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急剧增加，科研机构或组织的相继建立；第二、科研仪器与以往相比相对精密化和复杂化。

到19世纪中期以后，科学建制化发展加速，最终在20世纪发展成为相对稳定和成熟的一种社会建制，科学研究也逐渐从为满足少数有钱人的兴趣爱好，向专门化、公有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过渡。

大科学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战争中应用的各项新兴方法和技术，在战后逐渐被人们总结和发展，让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以20世纪40年代的 “曼哈顿计划”作为标志,，认为现代科学已进入了 “大科学时代” 。

(8)方法观察时代什么时代扩展阅读

第一时代是古希腊科学家时代开始的科学研究，大多数的理论都是空想出来的，没经过试验，所以大多理论都被第二时代的可以试验推翻！

第二时代是十六世纪开始，以牛顿力学作主要代表，这个时代的理论属于巨集观，就是试验中的东西都是以那种处于绝对之态存在才能得到预期的结果！

第三时代，就是现在，以爱因斯坦作代表的相对论，还有就是量子力学、混沌、黑洞、蝴蝶效应等等。都是研究原子的的理论，弥补了牛顿力学的不足！

❾ 怎样判定一个出土的古代文物是哪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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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
http://www.zmdxq.gov.cn 2003-12-6 驻马店乡镇企业局信息网

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夏、商（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时称东夷，周、汉（公元前11世纪——公元220年）时为莒国，历史文化悠久，名胜古迹众多，自然风光秀美，是理想的旅游、度假、休养之地。 日照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着自己的文化。据考古工作者考证，在莒县陵阳河、东港区两城镇等地，已发现了一些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北京猿人时期）和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和山东龙山文化遗存。 夏、商时期，日照属东夷。《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说，西周初年的着名人物姜太公是“东夷之士”。今秦楼街道冯家沟村东南有姜公台，传说即为太公钓鱼处遗址。《史记》亦说他是东海上人。《齐乘》说：“太公，海曲县东吕乡人”。西周到战国前期，日照地属于莒国。公元前473年（鲁哀公二十二年），赵王勾践灭吴，徒都琅琊（今胶县县南），日照归越。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楚灭莒，以莒为邑，日照又属楚，后属齐。公元前284年（周郝王三十一年），燕将乐毅伐齐，入齐都临淄。齐王奔莒，莒人立齐王子法章为襄王。公元前270年，齐将田单破燕军，尽复齐失地，迎齐襄王回临淄。日照仍属齐。公元前255年，楚又北侵，取鲁，封鲁君于莒。日照亦为楚国所占。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日照又归秦国。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中国，日照为莒县之东境，属琅琊郡。 西汉时，日照地区始置县，名海曲，属徐州刺吏部琅琊郡。西汉元帝时，封城阳荒王子光为昆山侯。日照之西半境（今五莲县）属昆山侯国。东汉时，废昆山国，日照更名为西海县。三国魏时，废西海县，并入莒，属青州城阳郡。西晋初年，沿魏制。宋明帝失淮北，日照地区随莒县归北魏南青州东莞郡。公元529年置梁乡县，故址今东港区两城镇，属胶州东武郡。北周改南青州为莒州，郡县仍旧。隋代日照地属琅琊郡莒县。 唐代，日照地随莒县属河南道密州（高密郡）。五代因之。北宋时，属京东东路密州。公元1087年，置日照镇，仍属莒县。日照之名始于此，有“日出初光先照”之意。后日照镇划入胶西县，改京东东路为山东东路。公元1184年（金大定二十四年），升日照镇为县，仍名日照，属益都府莒州，县治于今日照城。元代，日照县属中书省山东东西道益都路莒州。明初，日照属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青州府莒州。洪武年间，为防倭冠，于县之南境置安东卫。清初，沿明制。1730年（清雍正八年）升莒为直隶州。1734年置沂州府，降莒州为散州，日照属沂州府。1742年（干隆七年）裁安东卫并入日照县，置安东卫巡检司。 1913年2月，日照隶属胶东道。1925年冬，改属琅琊道。1928年撤道制直属于山东省政府。1936年2月，隶属山东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日照县政府仍隶属该公署。1940年3月16日，中共领导下的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1年1月，隶属莒、日、临、赣四县联合办事处，后四县联合办事处改为滨海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1941年8月，日照隶属滨海专员公署。1944年6月隶属滨海区滨中行署（三行署）。1945年4月，滨海专员公署改为行政公署。1946年7月，滨海行政公署改为滨海行政专员公署，日照属该署。1948年8月，日照隶属鲁中南行政公署第六专署，次年7月改称滨海专署。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日照划归沂水专署。1953年8月，又划归胶州专署。1956年5月，改属临沂专署。1984年4月，临沂行署石臼港办事处建立。1985年3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日照县和石臼办事处改为日照市，仍隶属临沂行署，5月正式办公。1989年6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日照市升格为地级市，11月5日对外正式办公。1992年12月7日日照市设区带县，将原属临沂地区的莒县和潍坊市的五莲县划归日照市，同时成立东港区。1993年5月29日设立岚山办事处，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8月20日，成立日照开发区。1995年9月12日，省政府批复设立山海天(省级)旅游度假区。 重要历史人物和当代名人主要有中华武祖、周朝丞相——姜太公，中国古代着名文学批评理论家（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国民党中央常委——丁惟汾，中共一大代表——王烬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世界着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丁肇中，作家、《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等。 日出初光先照的地方 拥有中国北方最长的海滨沙滩 日照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海、山、古、林,四大资源优势互补，是理想的旅游、度假、休闲之地。 日照市依山傍海，风景秀丽，“蓝天、碧海、金沙滩”引人入胜，有中国北方最长的海滨沙滩。国家级森林公园——鲁南海滨国家森林公园，郁葱万亩。百公里海岸线，沙质细软，潮平岸阔，定会让您流连忘返。省级名胜区五莲山，“奇秀不减雁荡”。浮来山坐落着中国古代着名文学理论批评家、《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校经处定林寺。 因为被英国版本《世界史便览》记载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亚洲最大的城市”，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一直像蒙着迷人面纱的楼兰姑娘吸引着世界各地考古专家们的目光。寻找逝去的文明——两城龙山文化遗址发掘记 作者：刘新英“两城史前文明”的发掘史两城遗址是1934年发现的。说起它发掘的历史，要上溯到64年以前。1936年，当时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人马对两城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此次工作由着名的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尹达（刘耀）和祁延霈主持，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陶器、饮食用具，还有少量的金属、玉器，更有极个别至今仍不能认出的类似文字的东西。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发掘的文物如今大部分在南京博物馆收藏，蛋壳陶的豆、阔沿高柄杯等少数陶器精品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些散落到了异国他乡。 挖掘现场1 现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芝加哥的历史自然博物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博物馆都藏有两城遗址出土的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刘敦愿教授又对两城遗址进行了不间断的调查。1957年，山东省文物保护机构对其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试掘，但这些发掘非常零散，缺乏系统性，所以也没有什么大的收获。这以后，有关部门对两城遗址的调查一直在陆陆续续进行着，具体调查了多少次，谁也说不清楚。 直到1995年，一直关注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群美国学者和山东大学考古系的专家 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察小组，对两城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考察。在考察现场，他们几个人一个小组，排成“人”字形编队，对每一寸被认为有价值的土地进行地毯式考察，考察范围以两城为中心，四周辐射到五莲的丹土、叩官，胶南的海青、大场等地，有时一天要步行几十公里。大量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之后，中美专家一致认定两城遗址是一处罕见的龙山文化遗址，其规模和范围很大（具体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对人类文明早期发展的研究将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于是考察小组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申请再次发掘这一遗址，获得了国务院特批。 1999年10月1日，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着名学院的5位专家学者和我国山东大学的考古专家们开始了有史以来对两城龙山文化遗址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这次发掘是建国以来我省首次涉外考古项目。发掘中运用了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考古技术，发掘与钻探、实验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使获得的每一项成果都有最确切的证据。1999年年底，野外工作基本结束，共发掘台基2个，面积约700平方米，灰坑140余个，柱洞几十个，还有无数石器、陶器和器物的碎片，具体数字待专业人员修补后才能得知。山东大学考古系主任于海广教授欣喜地告诉记者，这次发掘是1999年国内田野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为龙山文化的研究，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神秘面纱背后惊人的遗迹两城遗址的文化层（在地质埋藏中，没有留下人类活动痕迹的地层是生土层，生土层以上为文化层）很有特点，堆积厚度一般为2—5米，主要堆积的是4600年以前到4400年以前日照先民们活动的痕迹。由于缺乏保护，有的地方文化层堆积高度与现在的屋檐一样高，而有的地方却很薄，高高低低差别很大。据考查，七十年前的文化层大约比现在要高1米左右，可见人类活动破坏的触目惊心。 这次发掘最初的选址是位于两城镇六村附近田野里一个地势较高（也就是文化层较厚）的漫岗。这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规模较大的建筑台基，面积大约有500平方米。台基上半部分被破坏，但还是保留了1—3米高度的下半部分，遗迹中最大的房间约有百余平方米，有祭祀时点过火的痕迹，有生活废弃物（即垃圾）坑，有若干当时房屋的柱洞，有类似现代地窖的藏贮坑，在这些地下仓库里，祭祀不同对象所用的陶器分不同的层次有序地存放着，遗迹中还发现了墓葬和古代的尸骨。从这些迹象可以判断，如此规模的庄院，需要运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建成，充分说明这是一个龙山文化时期的贵族居住区。 考古队对遗址中发现的尸骨、腐朽的木炭和土壤标本，除了用传统的碳十四测定法测定年代以外，还用了最先进的硅酸体分析法，清楚地测定出文化层中各个年代不同的堆积物，并发现当时贵族的城堡内部的结构已经比较复杂，有了居住区、墓葬区和专门祭祀地方的分别。更令考古队惊讶的是，通过钻探的方法，在城的四周还发现了淤泥的痕迹。从这可以看出，当时这一居住区已经有了战争防御系统，用以保卫城内的居民。一个与后来的城池相类似的居住区已初具雏形了。 挖掘现场2 这个大的台基正在紧张的发掘过程中，两城六村一村民在建新房子时又发现了一处较小的台基。这个台基面积大约200多平方米，位于现代村落规划的居民区里，周围都是村民新建的住房，能保留至今实属不易。台基上同样也发现了柱洞、灰坑、藏贮坑，同时也出土了一批陶器和石器，收获不小。 通过这两个台基中的遗迹，可以了解两城先民从4600年前至4400年前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还有人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窥见我国在龙山文化时期古代文明的缩影。考古队美方负责人、耶鲁大学教授文德安女士激动地说：“美国考古学家都知道，中国文明在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而龙山文化这一时期在中国又是非常重要的时期，通过考察，我们又知道了两城遗址是中国这一时期遗址中最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现在看来果然不虚此行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处台基堆积的文化层中，考古学家们又陆续地发现了一些周代、汉代、宋代、元代日照先民们生活过的足迹，证明了这一地区一直有人类在生息繁衍。遗迹中迷人的陶艺及其它 近几年，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市民休闲时有个时髦的去处，叫做陶吧。年轻人无聊时可去用陶泥和一些现代化的工具制作古朴的陶制花瓶、罐子等器物，欣赏自己的艺术创造，并美其名曰“陶艺”。可是与4400多年前的两城人的制陶工艺比起来，他们恐怕要自叹弗如了。这次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两城遗址的发掘，收获最多的文物标本就是大量的陶器，其中有一个藏贮坑里就出土了可以复原的几十件陶器的碎片。 两城先民们的制陶技艺非常高超，遗址中已发现的就有黑陶、白陶、红陶、黄陶等多种颜色的陶器。更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从外表上看，根本就看不出有些器物的颜色，因为它本身可能是白陶，外面却刷上了一层红色的“陶衣”，而有的是红陶，披的却是黑色的“外衣”。可见当时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陶器的生活用品作用，而是开始对其进行装饰，有了初步的艺术追求。器物上流行各种器盖、长流、宽把、竖耳、小鼻、泥饼饰、鸟头足、袋足，都很有特色。纹饰以弦纹、竹节纹、附加堆纹为多见，偶有兽面纹和复杂纤细的云蕾纹，为其它遗址所罕见。于教授特别提到了黑陶中的一种蛋壳陶，他说：“就是现在用最先进的工具仿制出来的蛋壳陶，也比不上两城遗址中出土的蛋壳陶工艺高超，它外壁薄如蛋壳，看似稍碰即碎却恒久弥坚，令人叹为观止。” 按以往的惯例，考古学者一般从器物的外形来推断它的用途，好像有点缺乏力证。而这次，因为对两城遗址的特别关注，考古队专门从美国请来了酒类考古专家和陶器考古专家，从文物标本内壁取样进行化验，通过实验来证明它的用途。譬如：一个出土的陶(“规”下加“鬲”)，从前仅是凭借形状被判定为酒器，而这次专家从内壁取样进行化验，证明它的用途其实有两个：一是温酒，一是烧水。 经过初步的浮选，专家们发现，出土的陶器有炊煮器、饮食器、盛储器以及祭祀不同对象所用的不同器物。在堆放文物标本的房间，记者看到了一个陶制的圆形中间有小孔的东西，经介绍得知原来是一个纺轮，是人们纺线的纺车上一个比较关键的部件。由此可见，陶器已广泛地应用于龙山文化时期两城先民的生活中，涉及到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两城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新时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因此这次发掘出土的遗物，除以陶器为主的生活用品外，还有以石器为代表的生产工具。记者见到的比较典型的石制生产工具有石斧和箭头。石斧的个体较大，是砍伐用具。用手摸一摸刃部，还能感觉到它当年的锋锐。斧身后部有方孔，可以安上木柄用树皮或兽皮捆扎，与现代斧头的形状相差无几。有的刃中还可见一些小的缺口，大概是当时使用频率很高，砍伐大树时崩坏的。 遗址中出土的箭头很多，每一个都磨制得非常精细，箭头两端很尖，整个形状呈菱形锥体，每一道棱都是整齐笔直的，一端插入木制或竹制的箭柄，用驽弓发射，可射杀猎物，是人们的狩猎工具，这是它的一个用途；结合已发现的城墙和壕沟的遗迹，专家们判断箭头的另外一个用途是用来进攻和防御，射杀敌人，所以它即是生产时的工具又是战争时的武器。通过它既可以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有所了解，又可以对当时的战争防御有所认识。 这些文物是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直接证据，通过对它们的浮选，可观察到当时的生产工艺、生产技术以及人们生活的必须品；通过对它们的化验、测定还找到了当时食用的粮食种类的证据；同时对这一时期陶器、工具、用具和武器的加工技术也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逝去的文明能否追回 据于教授介绍，这次考古队对两城遗址只作了部分发掘。鉴于旅游开发等原因，剩下的将暂缓发掘。已经掘开的部分也将用浮土掩盖，以保护遗迹现场。谈起遗址的保护，于教授讲了一件令人心痛的事情。有一天，一位村民去考古队驻地找他，说挖菜窖时挖出一件陶器来，请他去看看。不巧他正好有事出去了，等回来听说后立即赶往该村民家，可是已经晚了。他赶到时等待他的只是一只鼎的一块碎片，其余的碎片在那个村民去找他时已经不知被谁弄到哪里去了！于教授推测那些碎片将会成为一只很完整的陶鼎，他能把它修复得很好，可是太遗憾了，擦肩而过的文物标本就这样消失了。 清理挖掘出的陶片 公元前2000年前后，不知是随着古代文化的变迁，还是政治形势的更迭导致战争爆发，抑或是自然灾害的原因，盛极一时的两城文明谜一般衰落了，再也没有达到过龙山文化时期的昌盛。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后人们就这样一点点地吞噬着自己祖先留下的文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刻意地去保护它，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守着人类史前文明的宝库在生活着，更没有意识到这是当地人千万年的荣耀。 今天，逝去的文明能否追回呢？ 我们不妨把两城遗址与西安半坡遗址作一下比较： 位于陕西省会西安的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氐族聚落遗址，距今5600—6700年之间，1953年发现，1956年建立博物馆，1958年正式对外开放。陈列物品有石斧、石铲、石刀、箭头、磨盘、纺轮、陶钵、陶盆、陶罐等，遗址大厅是就地发现、原貌保存的半坡先民居住区的一部分，包括房屋遗迹、窖穴、墓葬等遗迹，面积约3000平方米。 两城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400—4600年之间，1934年发现，现在发掘出的物品有石斧、箭头、纺轮、陶罐、陶（“规”下加“鬲”）、蛋壳陶等，有两城先民中贵族的居住区，遗迹中包括房屋遗迹、窖穴、墓葬等，已开掘面积700平方米，还有更大面积未开掘。 半坡遗址有的，两城遗址也有，遗址规模并不十分逊色，与半坡各代表不同时期的典型文化。而半坡博物馆开馆至今已接待中外游客2000多万人次，平均每年接待游人50余万人次，单是每年的门票收入就达几百万元，还不说为遗址周围第三产业带来的一系列收入。 日照作为新兴的沿海开放城市，旅游业刚刚起步，美丽的金海岸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然而，人们在把青山、碧水、蓝天、金沙滩饱览之后，再往何处去就感到茫然。蓝色的文明是不是缺乏一点更深文化层次的陪伴，新兴的城市是不是缺少一些文化底蕴？我们有过“亚洲第一城”的辉煌，也有陵阳河遗址文化的繁荣，只是这繁荣、辉煌的“旧貌”不再。至此，人们应当反思：如何从文明的演变，历史的连续，大文化的烘托，旅游经济的整体上进行适度、有序的开发，让昨日黄花重现异彩？ 两城遗址的重大发现似乎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这也许正是眼下旅游圈的人们急于寻找的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大量而丰富的文物，源远流长的文化，不同年代的文化层，为我们提供了招徕客户的旅游产品，范围广泛的遗址到底能容留多少游人，是我们应当认真设计规划的。 旅游这一”朝阳产业”似乎在向我们招手。蓝色的海洋文化与底蕴丰富的远古文化的结合，必将出现一轮蓬勃的朝阳。如果我们也像半坡那样，舍得投资，懂得保护和开发，把自己祖先开拓史前文明的艰难足迹生动而具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把两城先民留下的珍贵遗产很好地开发利用起来，一定能够追回那已逝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更加辉煌的时代，续写“亚洲第一城市”之人类文明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