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古代判案只能“刑讯逼供”
古代判案方式多样，包括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焚尸验喉等。由于科技落后，证据获取手段有限，口供成为了关键证据。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古代判决疑难案件时，依靠口供定罪的情况并不少见。
宋代注重取证和法医学发展，《洗冤录》和《折狱龟鉴》等着作相继问世。尽管口供仍占据主导地位，但科技证据已有所涉及。例如，通过验尸判断是否烧死或焚尸，以及通过红伞验尸确定生前伤势，这些方法在当时被认为是相当科学的。
明朝时期，刑讯逼供被合法化，官员只需通过严刑拷打获取口供即可结案。这种做法导致了大量冤假错案，体现了古代司法制度的黑暗与落后。然而，现代刑侦已发展出犯罪心理学，通过心理测试和物证分析，提高了破案的准确性。
古代也有类似现代DNA鉴定的尝试，如《大宋提刑官》中采用滴骨法进行亲子鉴定。尽管这些方法在当时被认为科学，但现代科学已证明其无科学依据。因此，现代亲子鉴定只能依赖DNA技术。
刑讯逼供不仅侵犯人权，还可能导致被审者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伤害。这种做法在封建社会中被广泛采用，体现了统治阶层对人权的忽视。随社会进步，刑讯逼供逐渐被废止，并通过立法禁止。
② 从周朝开始的古代几种审判方式
中国拥有悠久的司法历史和丰富的审判经验，司法文明一脉相承。以下是古代几种审判方式的概述：
1. 周司寇的“三刺”、“五听”裁判方法
周朝的司法官，即大、小司寇，在前人经验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裁判方法，使司法裁判从“神意裁判”中解脱出来，形成了先进的裁判体系。其中，“三刺之法”是通过征求群臣、群吏和万民的意见来裁决狱讼，相当于后世的公审咨询制度。“五听之法”则是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辞、表情、气息、听觉和眼神来断狱。这些方法是中国古代司法裁判的重大进步，对后世影响深远。
2. 孔子的“仁恕论刑”裁判方法
孔子提出的仁恕论刑，体现在他对“刖人救季羔”故事的评论上。孔子认为，在执行法律时应兼顾仁恕，如季羔在判决时考虑到了犯人的仁恕之心，因此得到了孔子的赞誉。这种方法强调在法律执行中融入仁义道德，以感化罪犯，缓和法律的严酷性。
3.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裁判方法
董仲舒主张在法律有疑义时，应以经学义理为基础解释，并在疑难案件中引用经典作为参考。这种方法强调法官在裁判时应深入探究案情和行为人的动机，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董仲舒的这一理论对中国法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 狄仁杰的“断狱如流”裁判方法
狄仁杰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任司法官，以其高效的审案速度和公正的判决着称。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审结了一万七千件积案，且无冤案发生，创造了古代司法裁判的纪录。他的速裁方法提高了司法效率，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誉。
5. 宋慈的实证检验裁判方法
宋慈作为提刑官，重视实证检验，不轻信当事人的陈述。他提出了司法检验官应亲自现场检验、亲自填写检验报告的原则，强调在深思熟虑后才能做出裁决。宋慈的实证检验方法论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取得了显着成效，其着作《洗冤集录》是中国乃至世界法医和裁判方法论的早期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