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国古代书院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始于唐朝中期，最初书院是作为官方学术机构而被使用，主要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经唐末五代至宋朝真正形成制度，此后直至明清，逐步发展成以私人创建为主、聚书研修、讲学授徒的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书院时兴时废，时盛时衰，但它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文化组织，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对传统的教育模式的继承和发展，对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一、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
1.从其性质看，书院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继承了官学和私学的优良传统，但又不完全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首先，书院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因此书院是面向下层社会开放的，其生徒不受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官学，是以官家子弟作为教育对象，主要是面向上层社会的。所以，从书院的创办、招收对象来看来，两者是根本不同的。 其次，私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时代，为孔子所创办。它和书院都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向下层社会开放。但另一方面，私学一般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教育体制，而书院则是一种有组织的，结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
因此，书院不是官学，但有一些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借鉴了私学的某些做法。书院通过对两者的扬弃，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并贯穿于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
2.从教育体系看，书院是一种多层次的综合性的教育体系，包含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得到较好的衔接。
教育层次单一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严重脱节。历代王朝对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了发展高等教育而压制基础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多是由民间自发创办的，其作用和影响极其有限。 然而，基础教育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书院也正是顺应潮流而出现的。它打破了高等教育与基础脱节的局面，形成了包括两者在内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合理的发展，尤其是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对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3.从教育职能来看，书院将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相连，二者相得益彰。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
书院一开始是图书的收藏之所，后来由于官方的学术机构向私立学术机构的转变，教学职能明显增长。随着理学的广泛传播，书院成为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中心，以后各朝代便一直保留此传统，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中心。
书院教学的特色主要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教师的教授为辅，名师们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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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许多读书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学生要做读书日记，记录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并且要善于质疑，鼓励争辩。
同时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在明代，形成了讲学制度。在讲会中强调平等论学，由此提高学问修养，到达互相学习提升的目的，这种师生之间互动的教学方法非常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张扬与修炼，另一方面，讲会制度也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融各家之长，所以，胡适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1]
4.从管理上，书院采取的是一种民主性的管理模式，彰显了一种“人性化”的精神 首先，作为书院组织管理者的山长，通常也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的专家或主讲教师，脱离教学的管理人员比较少，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学术之间的交流。其次，从宋代书院开始，就实行学生自理自治并参与书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
5.从师生关系上来看，书院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相处融洽，相互促进
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古代书院教育成绩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学生树立一种良好的学习榜样。书院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融洽的师生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书院大多采用的是同吃同住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书院教师言传身教，对学生关怀备至，师生间情深意笃。这种良好的氛围，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又能够发展学生的个性。朱熹就十分重视培养师生感情，他和学生相处融洽，生前深受学生的尊敬，谢世后，学生仍对他长久追念不忘，为了继承师业，他的弟子们自建书院或执教于书院，广招学生，以此继承先生。 二、古代书院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1.开展多元化主体的办学模式
教育的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社会、企业、团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支持。民办教育是完善的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在大力发展公办教育的同时，我们应该积极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繁荣教育文化事业，为公办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
2.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注重的是升学率，而高等教育关心的是优秀人才的选拔，从而使整个教育系统脱节。古代的书院制度对我国传统教育体系中官学和私学，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分家格局的变革，给了当代高等教育一面明镜。[2]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做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与平衡发展是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提。一是确立两大教育系统统一的人才培养目标，二是衔接两者的办学理念育人观念，把育人教育放在首位，三是科学地安排教育教学内容，高等教育要体现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关注学生的个体选择和个性彰显。 3.明确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教学和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个基本职能。但是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重科研而轻教学”[3]教学成为高等学校活动的附庸，教学作为一种很难实证和测量的隐性的东西，往往被忽视，但教学永远是学校工作的主旋律。正如纽曼所言：“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4]因此，我们应从书院的模式中有所启发，明确两者的关系。（1）必须把教学作为高校的中心活动，同时把科研置于重要地位。（2）高校应根据教师个性、年龄、学科的不同，对教师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不搞一刀切。（3）应建立科学的教学与科研的评价机制，以此来影响学校的办学与教师的行为。 4.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书院的教学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学习的难点和疑点进行
讲解。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谁也不能再希望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形成足够其一生享用的原始知识宝库因为社会的迅速发展要求不断地更新知识。[5]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学生在自学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教会怎样迅速对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地是一名向导和顾问，而不是机械传递知识的简单工具。[6]书院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我们今天高校的学生自身能力培养的改革是一致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5.发扬自由、民主、开放式精神
书院的讲会制度蕴涵看一种“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保持自身的活力与朝气，就必须对外开放，包括高等教育之间的开放，向社会开放，向国际开放，同时还应当对教育对象开放，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讲会制度中的自由民主气氛，对教授的教学过程也有借鉴意义。 6.努力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近年来，高校中的师生关系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学生不够尊敬老师，有的老师业缺乏对学生的关爱，甚至出现了“你教你的书，我上我的课”然而，教师在一所高校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高校应该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师生协调一致，团体合作。（2）师生平等民主，教学相长。（3）尊师爱生，关系融洽。但是由于时间上的问题，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师生之间互相交流的机会甚少，更谈不上对每位学生的特点有所了解，发展学生的个性了。因此，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像古代书院一样多安排师生共处的机会，培养师生之间的感情。
7.采取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现行高校家长式的管理方法，严重地压抑了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场所，高校的管理工作应该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行民主管理，通过选举推荐一小部分学生作为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参与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老师也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多融入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去，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
②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特点
五、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之革沿
一、关键词 古代书院制度 革沿
二、思考题
1、简述宋代书院的发展轨迹
2、试比较书院与官学、私学之异同
三、参考书
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它在系统地综合
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直到清朝末年，它们之间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渗透与融合，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
（一）中国古代书院发展之轨迹
1、书院制度的起源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两类，但都不是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前者如集贤殿书院为藏
书修书之所，后者为文人士子治学之地。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文教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官学废驰，礼义衰亡。于是一些宿学鸿儒受佛教禅林的启发，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此后，归隐山林、论道修身，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发展成为较完备的书院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书院制度的确立
到了宋代，国家重归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士心开始向学，由于统治者忙
于拓疆守土，无暇顾及兴学建校之事，只重科举对现有人才的选拔和吸收，以满足立国之初的一时之需。因此在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官学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此背景下，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宋代书院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1）宋初的勃兴 宋立国后，暂时无力顾及振兴官学，因而对着名私学采取“赎买”政策，始为官私联营的学校模式出现。宋初的六大着名书院即为代表。
2）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兴学期间，官学空前兴盛；且重在改革的实践理性成为主流，纯学术的研究日渐消沉，因而书院不彰，连着名的六大书院也破败停办或改为官学。
3）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倾轧和科举的腐败，致使南宋的官学形同虚设。更由于朱熹等人对书院卓有成效的复办和理学的流行，书院又日渐昌炽。
宋代书院普遍订立了比较完备的条规，这是书院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其中朱熹亲自拟订
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书院学规的典范。
3、书院制度的官学化
到了元代，统治者为缓和蒙汉民族的矛盾，笼络汉族士心，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的政策，
同时也逐渐加以控制，使元代书院日益呈官学化趋势。
1）控制书院办学的领导权
元代书院的中后期，其山长或洞主由朝廷或地方政府委任，或派员出任，他们是朝廷命官，纳入官制系统。
2)控制书院师资延聘权
元代书院的直学、教授等须经礼部、行省或宣慰司延聘、审批或在朝廷备案。
3）控制书院经费使用权
元政府通过给书院调拔钱物，遣员到书院监督使用，对经费进行控制。
此外，元政府还对书院的招生、考试、毕业后的出路等方面严格控制。元政府采取这些措
施，逐渐使书院失去了其自由讲学的特质，最后与官学无异。它赖以生存，饮誉于世的学术特色逐渐由淡化到消失，最后沦为科举的附庸。不过，元代政府对书院改造所持的极为审慎的理性克制态度，值得注意。
4、书院制度的勃兴与毁禁
明代书院的发展“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的曲折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视发展官学，提倡科举取士，使官学兴极一时，书院备受冷落，近百年不兴。
2）中期的复兴
明中叶以后，因官学空疏，科举腐化，书院教育由此复苏，嘉靖以后，发展到极盛。
3）后期的沉沦
由于书院研究学术特质的复归，书院讲学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统治者深感“摇撼朝廷”。明代后期，当权者先后四次禁毁书院，严重地戕害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是，“洞学科举”的创设，使书院、官学、科举逐渐融为一体。
5、书院特质的消失与改制
清初，统治者为压制舆论，消除南明的复国情绪，对书院严加限制，但禁而不绝，不过这时的书院已经同官学没有什么区别，从元代开始的书院官学化倾向，到清代达到极致。清代书院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制艺，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完全丧失了书院原有的教学风格与学术研究的性质，其独立性和自
主性已所剩无几。
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百余年的“天朝大国”的大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在“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中，洋务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改革旧式书院就成为大势所趋。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终于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诏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至此书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历程之后，最终汇入了近代学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HTH]（二）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之评价
1、形成机制
书院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源流密切相关，而且与封建经济的发展及期独特的政治结构紧密相连。
1）思想文化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孔子首创儒学，后经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由此成为官方哲学和统治方略。隋唐以后，儒、佛、道三教鼎立局面形成。为与佛、道抗争，再创儒家教育的真精神，宋代新儒家无可避免地要担此重任。当然，宋代理学家，并非盲目的排斥佛、道，而是理智地吸收佛、道的某些思维
到了南宋，由于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倾轧，科举的腐败，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有识之士，纷纷避居乡野民间，创办书院，潜心研究学问，力图再造先秦儒学的自由讲学之风，借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矫治社会弊病，以复兴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书院才在宋代形成而勃兴，它是中国古代私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私学的制度化阶段，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传承和传播做出了历史贡献。
2、办学特质
书院是介于私学与官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具体而论，其办学特质可以归纳为：
1）官方的认可、扶助
从历代书院的确立来看，往往与皇帝赐匾额，经书或学 有关。宋初的六大书院皆是如此。
2）注重藏书、读书
宋代“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为藏书之所” ，而藏书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读书。
3）自由讲学，研讨学术
宋明的书院，更多地承袭了私学讲学自由、各有所本之风习，以传播学术思想为职志，宋代理学的流行与书院自由讲学，研讨学术的追求密不可分。
4）坚守儒理，与佛、道争胜
书院是“三教”鼎立、争斗和兼容的产物之一，可为印证的是书院的确立正好是佛、道式微的开始。书院大多选址于名山大川、风景优美之地，这与佛、道的抗争与影响不无联系。
3、教学方式
1）讲演辩论
中国书院十分重视学术讲演，其形式有“升
堂讲说”、“学术会讲”等。书院大师除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外，还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交流。明代后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就特别制订了书院会讲制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并订有“会约”、“会规”，以道义相磋磨，学术相珍重。
2）自修问难
除学术讲演外，书院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学生自修研究和质疑问难。书院藏书丰富，这为学生自由读书和独立钻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认为，除集体讲演外，书院的老师的职责就是指导学生自修读书，强调读书须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当请教大师，这就叫做“质疑问难”。朱熹创造的读书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
居敬持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3）研究探讨
书院以学术探究和理智训练为根本。无论是大师讲演，还是学生自修，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注重学术探讨的研究精神。书院作为知识分子求知问学的精神家园，努力将学术研究与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深化学理探讨，促进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人才，扩大学派影响。正是这样交互递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和学术的发展。
4、组织管理
在组织管理上、书院也与普遍学校有所不同：
1）管理机构精简化
与私学一样，书院只有一位明确的主持人。其名称有洞主、山长、堂长、院长等，主持人往往是学派宗师，讲学释难为主要职责，而管理实为兼领。有些规模较大的书院，虽增设副讲、管干、典谒等职，但专职人员极为有限，往往由书院学生轮流分任，相较于官学，书院冗员极少，且有吸收学生参与管理的特点，或称“高足弟子代管制”。
2）管理原则民主化
与普通私学一样，书院师生均可来去自由，较少专制性的处罚。书院主持人的产生，多为公推，而非官委。有些书院曾明文规定。主持者“不称职则更易”，还有“按季更易”的条例，不搞终身制。
3）管理方式学规化
由于书院的管理人员少，而师生又朝夕相处，所以制订一套共同遵守的学规来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实属必要。书院的学规大体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指出为学的方向；二是为学、修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方法；三是规定犯过的惩治。
最负盛名的学规有：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教条》和吕祖谦所订《丽泽书院学规》。
(三)书院与官、私学之比较分析
由于书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点，因而书院与官学相比，多有不同；与私学相较，也有所别。
1、与官学之比较
与官学相比，书院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官学多
有不同：
1)从教师来看 官学的教师都是由朝廷任命，属封建王朝的官吏；书院的教师则由地方聘请推荐，多为德才兼备的学者、士大夫，有的虽是朝廷命官，但作书院教师仅为兼职。
2)从学生来看 官学学生来源多为官宦子弟，等级性强，且需严格考试方能入学；书院的学生则来去自由，没有等级尊卑之别，入学也无须什么考试。
3)从教育内容来看 官学教授的内容多为朝廷核定的教材，内容较为固定、单一；书院教学内容取决于该书院的特点及山长，主讲教师的所长，一般山长或主讲教师的讲授内容，决定于书院传授知识及学术的主流，因而教学内容较为灵活、宽泛。
4)从教学组织形式来看 官学的教学比较呆板、单调；书院教学比较灵活、多种多样。特别是书院的“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这也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
2、与私学之比较
书院自产生之日起，便与私学有天然的联系，其共通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它同私学一样，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不属官方之列，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学一样，书院是向下层社会开放，面向乡间的；其三，同私学一样，书院是以平民子弟为培养和教育对象；其四，与私学一样，书院主要是一种素质教育，不以科举仕进为办学目的。
在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书院与私学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书院
是从私学脱胎而来，但书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学，这已不是对私学经验的直接搬用，而是对私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是一种独立于官学和私学两大教育系统之外的另一种新的教育系统。
诚如前述，作为一般的私学，基本上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它还未形成一套长期稳定的完备的教育规则，具体表现为：其一，没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设施；其二，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其三，没有专门的图书藏所，更不具备印刷图书、讲义的条件；其四，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规章制度；其五，是一种手工业式的办学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学那样进行分班教学；其六，没有任何形式的考核体系，缺乏强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学校处于一种无组织的松散状态等等。而书院则不同，它站在当时
历史的高度上，对官学和私学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并进而对这两种教育制度进行了综合与改造，从而形成了一种既非私学又非官学的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与一般私学不大相同的是：
1)书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学设施，又有专门的图书藏所，不仅校舍宏伟，而且藏书极为丰富，这是一般私学所难以达到的。
2)书院有固定的教育经费作保障，建立了类似于官学的以学田为中心的教育经费体系。书院获取学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间捐献，二是政府拔赐。这是书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也是一般私学所不具备的。
3)书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建立了类似于官学人员编制和岗位。每人根据自己的
岗位职责，分别负责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保卫安全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书院的学生也参与管理，如直接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堂长、管干、学长、斋长等，都由学生担任。
除此之外，书院还制定了一系列独有的颇具特色的教条、学规、学训等，把得之于管理实践的一系列经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是书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书院虽与私学有着天然联系，但又与私学有别；它既与官学有质的区别，但又吸取了官学中的许多积极成分，与官学有一定联系，书院正是在广泛吸取了私学和官学的有益经验基础上进行成功的改造之后，才形成的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国生
活发展紧密 古代社会近千年来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始终是官学和一般私学所不能达到，也是它们所不能取代的。
(四)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就在东方古国中国书院制度日趋成熟，空前兴盛之时，在遥远的西方世界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近代大学，就其产生的特点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古代书院不无相同之处，但却与书院有着明显有别的历史命运，为此，笔者将从文化的层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文化在最普遍意义上是指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状态的全部事物，通常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次。就文化与书院和大学的关系而言，两者主要受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
的影响和制约。
1、制度文化
从制度文化层面来说，中国古代与欧洲中世纪相比，在政治体制和宗教势力两个方面大有差异。
1)政治体制
中国古代自秦以来建立的中央统治政权，其政治体制始终是高度集权。与中央封建集权保持一致就成为书院延续的必要条件，当书院的自由研究、论辨讲学没有触犯统治阶段利益和动摇其政治秩序时，或者中央政权无力顾及书院的越轨行为时，书院方显自己本色；一旦书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越了封建王朝的容忍的上限，等待书院的只能是或被禁毁或者屈从权势而走
上官学化的道路。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同一时期的政治状况不同，当时的欧洲可能更近似于我国春秋战国诸候分立的时代，许多民族国家和世俗政权并立，这才使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办学的自主成为可能；从历史上看，欧洲中世纪大学较小受到世俗政权的干涉和干扰，中国书院却很少有那么幸运。
2)宗教势力
中国文化素以非宗教化为荣，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演化而来的道教充其量仅是一种准宗教，外来的佛教也没能发展到与王权抗衡的程度，世俗权威始终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书院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利又有弊。前者表现为书院教学与研究与社会政治联系，对于消除社会弊端，促进社会进步有益。后者主要表现
在由于缺乏宗教文化的天职观念，使书院难以抗拒世俗的功利诱惑，从而走上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这必然影响到书院学术的范围、质量和深度。
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势力强大，宗教对大学的影响远远大于世俗政权。这种影响也是利弊兼有，使中世纪大学的教学内容带有浓厚蒙昧色彩，但宗教为论证教义的合理性而主张广涉博览各个学科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也陶冶了人们的敬业钻研的职业情趣，锻炼了人们的思维的严密性，从而为科学文化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智力资源。
2、观念文化
从观念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差异更为巨大。笔者再从文化取向和学术自主这两个方面，
对书院和大学进行比较分析。
1)文化取向
文化取向问题在中西教学思想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在西方，主智主义可以说是贯穿西方教学价值观思想历史的一条主线，源远流长，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伦理本位和极端实用主义备受尊崇，自然科学知识长期被正统教育所排斥，单纯为政治服务，视学问为晋身之阶，求仕成为求学的唯一目的。综观中国书院制度将近1000年的历史中作为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注重人伦纲常之道的教育，把伦理道德当作人类生活决定性因素的价值取向，从而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儒家主张自省，而不主张向外探索宇宙的奥秘，反映在教育内容上就是教育
与自然科学知识分离，教育内容排斥科学知识。中国书院虽然注重相互争鸣的学术研究，但书院大师们在维护宗法封建社会这个根本问题上则是一致的。虽然它存在了近千年，但只有形式上数量上的变化，而无实质性的变革。中近代的落后与重德轻智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西欧社会开始走向繁荣昌盛在文化上的初步表现，中国世纪大学不仅为当时各领域的学者提供了活动的舞台，而且成为培育新一代学者的园地，学者们不仅担负起保存文化，传递文化的责任，而且担负起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天职，虽然他们没有冲破封建教会的控制，但在时代需要的推动下，他们注重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科技文化知识的传递，这是对传统基督教神学教育独霸讲坛
的一大突破，客观上为促进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学术自主
学术自主意味着学术要从政治怀抱中自由出来，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外界的压力。
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教育必须受政治权力的摆布，中国古代书院也如此，它始终未形成独立的教育体制，学术无自主性，由于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利禄的引诱，丧失了书院淡泊名利，专志于学术研究，志在治学修身而不事科举的初衷，最后逐渐官学化，成为科举的附庸。当近代革命在欧洲发生时各国都从科技成果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时，而中国的童生士子却长年累月地蠕动在应试赶考的黄土路上，在考场上比试如何写好八股文，如何代圣人立言。正因
为书院缺乏学术自主性，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时兴时衰，时浮时沉，随着封建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的没落，书院制度及其优秀传统又被封建社会所埋没。
中世纪大学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大学可以拒绝来自外部的各类干预，并为独立生存和自由研究争取了一定的“特权”，这对科学研究和学术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学术自主，使中世纪大学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对西方文化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大学不仅成为民族的灵魂，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文化渊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才使西方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积累、冶炼、更新和升华，构筑起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大厦和开放性的
知识系统。也正是在这个进程中，西方的大学制度也不断地完善，因而能够从容自由地应付新的文化挑战，历久而不衰。
由此可见，相同的时间，相同的机构，却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造成不同的历史命运，很是值得深思体味的。
③ 古代书院教育的利弊
书院发展轨迹与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樊克政在《书院史话》一书中提到：“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其别具一格的教学与组织管理等制度，萌芽于唐，形成于宋，废改于清末，有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史。”
作者认为，书院制度之所以萌芽、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唐、宋时期的主要原因有：
从教育史的角度看，“促使书院产生并能得到发展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自隋、唐以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官学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一些真心求学的土子势必要在官学以外去寻找就学的场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正适应了这一客观需要。”“书院的发展及其一整套制度的形成，又是同理学的兴起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理学对于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的作用，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并不为封建统治者所认识，于是理学家们便只好以书院作为从事研究与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而这就势必促进书院的发展及其制度的臻于成熟。”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书院对中华文明史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书院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书院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书院促进了中国图书事业史的发展。”“书院对促进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元、明、清时的着名书院，一般都是当时各地的教育中心，对推进所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教学与组织管理等方面还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形成了不少与官学迥然有别的特点，如把从事教学工作与进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不同学派可以在同一书院中讲学，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师生感情甚驾以及管理人员较少等。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教育遗产，而且也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总之，宋代以后出现的书院教育的组织形式，它与官学、私学形成鼎足之势，相互渗透，融合，有力地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书院在古代文化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一书归结为五个方面：
第一，……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教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最早的书院是由官方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发展为讲书或讲学的。……私人读书治学，待学有所得，闻名遐迩，就有人前来问难求教，逐步发展为聚徒讲学，……后来的书院差不多都是沿着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的。历史上有名的书院，大多数都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着名学者探讨学术的胜地。……书院的创建者或主持人，大多是当时一方有名的学者，他们又多为书院的主讲，这是书院的传统……。
第二，书院允许不伺学派相互进行讲学，建立了“讲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尽管这种“争鸣”还受到种种限制，但较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一般学校教育却自由得多。这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一个书院有有名的学者在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或远地慕名而来的学子，都可以听讲、求教，而且受到热情欢迎，并给予周到的安排照顾，打破了一般学校关门教学的风气，有利于学术交流。
第四，书院的教学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自学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比一般学校只是先生讲，学生听，呆板、生硬的注入式教学优越得多。
书院教学一般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重视对学生读书的指导。许多名师都把指导学生自己读书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他们并将自己的洽学经验概括为读书的原则或程序，指导学生应读什么书，哪些先读，哪些后读，以及如何提高学习的效果等。……
学生读书重在自己理解，教师针对学生的难点或疑点进行讲解，所以书院教学中十分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难，鼓励学生问难论辩。早在唐代朱弼在任庐山国学主讲时，就提倡学生质疑问难，然后再详加剖析。朱熹特别重视学生提出的疑难。他认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时，常常亲自与学生质疑问难。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提出求学贵创造，要自己独立研究，各辟门径；超出习俗的见解而有新的发明。他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于窑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
书院特别强调学生要作读书：日记。……
第五，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之间的感情相当深厚。中国数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是在长期的私人教学中形成的。书院制度始于私人教学，以后也多属私人教学的性质，主讲书院的名师热心教席，慕名来学的生徒能虚心求教，所以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中也就体现得更为充分。
从事书院教学的名师，由于学识渊博，品德过人，所以能赢得学生的尊敬，此外他们能够献身教席，热心育人，更使其受到学生的爱戴。当然，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学生还必须能够虚心求教，立志成人。但是主导方面还在教师。这是书院教学的名师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启示。
我以为，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四、五两点。
赖功敏在《书院教育的“对话”精神及其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一文中提出：
“中国书院教育有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精神即‘对话’。这种对话具有自然特性，对人格形成实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它的实质在于通过对话达到一种真正的人性的觉悟。它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理想与知识独立的追求。正是通过对话这种生动而有活力的形式和过程，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并渗透到心灵的深处，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潜在特质，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为可能。”
④ 古代书院如何实施德育
中国古代道德教育视个体道德品质的培育为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务，由此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道德教育理论。这种道德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最好运用是在书院中。其中某些理念和方式，对于今天的德育仍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其一，“明人伦”的核心目标。所谓“明人伦”，就是明确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如何安身立命，如何为自己定位。其核心是树立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完善人的内在道德品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恰当地处理好各种关系，进而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以促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良好状态。宋代到清代的书院，书院老师通过传授“圣贤之道”，希望生徒能够“尊德性”、“明人伦”，塑造理想人格，提高应对世事的能力。为了实现书院个体品德培育的核心目标，书院老师提出了“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和德育为先、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希望“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并精心设置了书院教育的课程体系，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做了严格的规定。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书院选择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日常生活中各种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为设置课程的依据。 其二，环境育人的独特理念。对于个体品德培育来说，环境对其活动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足以说明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影响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认识，书院老师非常重视书院的环境建设，把优美的教育环境作为实施品德培育的要义，通过环境陶冶生徒高尚的道德情操。书院的选址注重自然环境的淡雅幽静，书院的建筑风格和文化意蕴方面非常注重反映或体现文人、贤士的建筑观念和美学情趣，书院特别重视通过装饰来营造“文以载道”的人文环境，书院大都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悬挂楹联等举措装饰书院，其内容饱含了大量人生哲理，对生徒具有强烈的教化作用。在朴实、典雅、庄重的氛围中求学，更能唤起书院生徒修身养性的内在迫切感，除去浮躁烦扰惶然之心。 其三，注重个体特质与“分年”教育。关注受教育者的个体特质不仅是书院对生徒文化素质教育实施的培养方式，而且在书院品德培育中被广泛采用。为了使品德培育更有针对性，书院提出通过“质疑问难”的途径来了解生徒，提倡生徒自学，“虚心涵养”，切己体会，循序渐进。与此同时，书院探索出了一种细则化的教育组织形式，对生徒进行层次性、阶段性的品德培育，即“分年”教育。由于不同的年龄往往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和思维发展水平，相应的品德培育目标也具有阶段性，在这方面，朱熹所设计的“分年”教育法颇具代表性。朱熹将人生教育分为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两个不同阶段。他虽然为每一阶段都规定了不同的学习内容，但认为两个阶段的学习内容并不是孤立割裂的，而是把它们看作品德教育的一个完整过程。小学教育是“学其事”，“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教导生徒只是依照规矩去做，“知其然”。大学阶段的教育，则主要推究其理，“知其所以然”，因为此阶段的生徒其身心素质已相对成熟，所以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要对小学阶段的内容进行扩充、深化，来完成“圣贤”教育。 其四，开放式教育与道德考评。实行开放式教学，是书院教育与古代官学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古代书院所倡导并践行的开放式教育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中讲会是书院开放性德育课堂的主要形式。虽然许多人认为，讲会是不同学派的学术交流活动，但实际上，讲会大多是围绕伦理道德问题而展开的，讨论的中心议题也是如何明理正心、修身进德等相关理论问题。通过讨论能够使人更为全面地了解品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提高生徒的道德修养创造条件，因而书院这种开放式的讲会更是实施品德培育的公开讨论会。除了讲会外，接触自然与接近社会是书院开放式教育的又一重要形式。书院老师认识到对生徒的品德培育既不能自我设限于课堂，也不能拘泥于书本，而应该接触自然和接近社会，在融入大自然与贴近实际生活的过程中广泛学习课堂和书本以外的知识。道德考评书院称之为“课考”，其考评指标主要参照历史上“贤者”和“圣人”的言行举止，考评方法多种多样，但大致可以分为他评和自评两种方法。他评法是指书院选定的主考者对生徒的品德进行考评的方法，自评法是指书院生徒对自己的品德做出自我评价。与此同时，书院还对生徒的品德状况进行不定期的随意抽查，督促品德的落实。书院对品德考核不合格者，根据书院的办学宗旨和学规教条相应规定，轻者给予处罚，严重者直至开除学籍。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⑤ 评述我国古代的书院教育制度
一、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中国古代着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基地，是着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历代书院的主持人(山长)几乎都是学坛巨子，学有专长，不少人在学术上自成流派。他们在书院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学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样就把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了起来。如宋明两代书院的勃兴与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有关。由于学术大师们充分利用书院来宣传与发展学术，这就使得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关系空前紧密，并且使学术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广泛的传播。
因此，凡主要学派思想的形成、着作的完成、派别的产生，无一不是与书院的教学活动紧密相联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与近七十所书院有关联，其重要的理论着作，如《太极图说解》、《大学章句》、《伦语精义》、《易学启蒙》等等，都是他在福州创建的三所书院即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中完成的。在书院的授徒着述活动中，朱熹的理学思想逐渐成熟，同时培养了大批弟子高徒，形成了人数众多的考亭学派。其门徒又以书院作为阵地，宣传和普及理学，在几代人的学术传承中，理学影响后世几百年。同样，明中后期理学革新运动中产生的阳明学派，其形成和发展与书院讲学直接相关。阳明心学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都是在书院讲学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弟子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作为传播心学的大本营。王在二十多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将书院作为传授心学的阵地。他死后，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开讲会，使阳明之学“流传愈百年”。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
反观现在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很多人的教与研相互脱节。学生难以学到高深的学问，老师难以做出高深的学问。我们的中等教育围绕高考指挥棒，本科教育围绕考研指挥棒，教材是全国通用的教材。而古代书院将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体现了书院教育的独立精神，这种独立包括独立组织、独立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对于当今的教育界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尊重学术自由开放教学
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书院盛行的“讲会”活动始于南宋，在明代得到很大发展，一直延续到清代，并逐步制度化、组织化。历史上一些影响较大的书院都有关于讲会制度的规定。如“白鹿洞书院续规”规定了明确的会讲之期，且规定即非公讲之日也可随时研讨。
会讲实为师生的平等讨论。书院主持人主讲时，每讲一题，一般都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师生互相切磋交流，将教学与研究合二为一。东林书院的“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每会推一人为主讲，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等等。书院史上最着名的讲会要数朱熹和张式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了。《新修岳麓书院志》说：“这次会讲‘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由此可见当时讲会场面的宏大壮观。这次“朱张会讲”持续了大概有三个月，他们就很多哲学和人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次讲会，更有意义的是它秉持的自由讲学之风，彼此双方能切实从学术角度出发相互切磋，互有裨益。《宋记》记载，张式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朱熹也在一封信里提到，张式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
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书院的会讲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例如，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甚至邀请论敌陆象山前往讲学，双方都显示出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不仅不同学派间求同存异，即使同一学派内部也允许有不同主张，师生间互为学友，自由切磋，学生被鼓励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而且，学生可自由听讲，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允许学生中途易师。
可以说，书院的“讲会制度”为不同学派争鸣论辩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体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自由精神和兼容并蓄精神。这种思想和教育的包容性给我们在今天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学如何更大程度地追求学术的“兼容并蓄”和开放办学以有益的启示。
三、注重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养
书院多提倡自学精神。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提高，讲究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在自学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教师询问，或者学生间互相讨论。这样乍一看以为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录在“功课程簿”上，由山长定期亲自抽查。
书院的教学模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朱熹指出：“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这就要学生除了必须具备牢固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具有批判质疑的能力，富有开拓创新的思维。
这种以学生自我钻研、体悟为主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养成学生独立性、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而且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我们现代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最欠缺的就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乃至中小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和创造力。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论辩，使学生受到启发，从而促进其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这又是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巨大启示作用，对当前的教育意义重大。
四、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构建
中国古代教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但这个传统却并非在官学而在书院﹐因为官学的师生许多时候以利害关系为主﹐故关系容易流于冷漠疏远﹐不及书院的师生往往有着纯粹而真挚的师生关系。
一方面，由于生徒是择师而从的，他们未入门时已对老师的学问和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门后得到老师的悉心教导及人格感召，故对老师更加尊崇。例如，理学家陆象山，当他客死他乡时，他的学生千余人，一路浩浩荡荡将其灵柩送归故里，此情此意，震撼人心。另一方面，老师教导学生，并不重在传授知识，而着重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更重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召，因此，往往对学生十分爱护和关怀。这样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以诚相待，时间长了自然感情深厚、关系融洽。
而现代教育注重技能知识的传授，师生缺乏交流，相对来说却疏忽人的情感，因此，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求理性的了解，而许多时候不能有互相的关怀和感通，造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疏离和隔膜。这种师生关系势必会影响教育效果。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说过“要办教育便须与学生成为极亲近的朋友而后始能有一种了解，始能对他有一些指导。”这就是强调教育要重视学生心理、生理上的健康，要和学生心灵相同，方能取得最佳的教育效力。因此，书院这种和谐的、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当前教育尤其是高度教育应该汲取的经验，这也是书院教学的名师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启示。
⑥ 用史料来说明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成功经验
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着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的高等学府。从唐中叶至清末，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如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 (723)，书院主管人员的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兼作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称为书院，如：皇书院，在江西吉水县，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松州书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陈与士民讲学处；义门书院，在江西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梧桐书院,在江西奉新县, 唐罗静、罗简讲学之处。 书院盛于宋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宋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着，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初最着名的书院,除公认的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之外，还有茅山、石鼓等。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 [岳麓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北宋时期书院曾一度衰落，这是由于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兴办官学，一方面推重科举。读书士子就学门路增多，而且非经科举，难得入仕之途,因而不愿长守山林,对书院失去了兴趣，以至“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然而北宋的官学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日渐腐败,因此,南宋时期兴办书院之风再起南宋书院发达同理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南康军时,在庐山发现白鹿洞书院故址,申请兴复，于次年告成。朱熹为书院确定了条规，对书院的宗旨，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名曰《白鹿洞书院学规》，后世书院大都仿此办理，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白鹿洞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元朝的书院，据称“几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严，缺乏论辩争鸣的气氛。书院虽多，却无书院讲学的特点,几乎与官学无大区别,这是书院官学化的开端。延至明初,依然如此。直到正德(1506～1521) 嘉靖(1522～1566)之际,书院讲学论辩之风才又兴盛起来。王守仁、湛若水和他们的弟子对明朝书院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王守仁讲学，“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湛若水是着名学者陈献章（白沙）的学生，他所到之处必建书院讲学授徒40多年。这时的书院把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不同学派各标其宗旨，各讲其主张，往往超出书院讲坛的范围，发展成为规模相当大的地区性的学术活动，形成独具特色的书院“讲会”制度。 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特点最为突出的书院据《无锡金匮县志》载：“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在城东南隅,宋杨文靖(时)讲学于此,后即其地为书院”“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及弟允成始构成之。宪成殁，高攀龙、叶茂才相继主其事，榜其门曰东林书院”，“当宪成、攀龙讲学时，……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可知东林书院名声之大。东林书院的重要特点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致力于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为此，它的名声大振；但它也由此而遭到统治者的禁毁《明史·顾宪成传》说: “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着，而忌者亦多”。明末曾四毁书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赞以“官学不修，别起书院，耗财扰民”为借口,“申毁天下书院”第三次是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为了整顿吏治、整顿教育,遂以书院多无实学,且“科敛民财”为理由，封闭全国书院。第四次就是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四毁书院的根本原因都是封建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一项政治措施.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非常特殊的教育机构和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出现于唐末至五代时期，发展兴盛于宋、元，延续到明、清，合官学和私学于一身，集讲学、研究、藏书、议政为一体，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书院形成了许多具有科学内涵的教育思想，值得当代教育借鉴。首先肯定，教育是相当的重要，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当然是人才，人才怎么来，靠教育，没教育，我们的国家面临的又将是以前的东亚病夫。。所以教育是相当重要的。这是书院教育对我国的影响，希望对你也有帮助。
⑦ 中国古代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和书院教育制度各有什么优缺点
摘要 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办学宗旨是培养各种封建统治人才，以供朝廷之用。设置了专门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长官来管辖中央官学。教育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中央官学在培育各种优秀人才、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科学、学术事业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促进中国与亚欧诸国的文化交流和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也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⑧ 中国古代的书院有哪些主要的教育特色
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主要是以文科教育形式为主，也就是我们传统社会所追求的儒家精英教育，培养的是能做官，能够为民请命的士大夫和人才。
⑨ 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是怎么样的
古代书院的“一把手”不叫“院长”，多称“山长”、“洞主”。这是因为古代书院多建在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山上，喜欢与道观、寺庙为邻。宋代以后，书院成了古代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学术圣地。而成就书院这一崇高地位的，是其办学理念。
书院与官学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不设门户，完全开放，讲学自由。学生的培养目标不是政治精英，而是学术精英。书院刻意与官学保持一定的距离，教授保持独立的学术品德，学生尊崇独立的自学精神。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相当于如今的大学校长，虽然没有行政级别，但山长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既是书院最高行政领导，也是首席教学主管和“学术带头人”。
山长始终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参与一线教学工作。如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朱熹、张栻等名儒大师，在主持书院日常教学时都是亲自进课堂给学生授课。
日常教学中，山长授课一般放在每月的一、三、六、八日。书院一般每月有三次课试，从出题到评阅，均由山长负责。兴办于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的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即规定：“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覆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
北宋教育家范仲淹当年在应天书院执教时就曾“勤劳恭谨，以身先之”，据《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遗事录》记载，范仲淹“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
给学生出试题作文，自己先做一篇，这样能不受学生欢迎吗？范仲淹由此名气远播，“四方从学者辐辏”。
书院招生不设门槛无户籍限制
明代文昌书院学子“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
古代书院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其平民教育情怀，即便如元明清时期好多书院改为“官办”，这种情怀也没有改变。
书院从诞生那天起，便向社会下层和民间士子开放。书院招生不设门槛，入学无户籍限制，只要有志于学业的，不分贫富，不论地域，均可入学，即孔子所提倡的“有教无类”。如四川文昌书院的“招生简章”（文昌书院记）中便有这样的说法：“凡越隽生童，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按月观课。捐廉奖赏，作育人材，大公无类。”
“大公无类”一直是书院的办学准则，也是“有教无类”办学理念的升华。虽然招生不设门槛，但入学要求还是有的，名气较大的书院，因为报名的人多，“招生标准”也很严格，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都相对较高。考核包括学业在内的综合素质测试，光学习好还不行。如白鹿洞书院，一度要求入学者是举人，朱熹的《招举人入书院状》可以为证。
古代书院的招生指标由各书院依办学实力自定，人数从几十到上百不等。除了招取测试成绩优异的“正课生”，还会录取稍次一些的“附课生”。附课生也写作“副课生”。如清道光年间安徽阜阳的聚星书院，每年招生名额（学额）为生员正课20名，副课20名。
在招生上，老师说了算。如白鹿洞《洞学榜》择生徒上即有这样的规定，“自今凡奉公移来者，慎于所选，从游之后，洞师验与可拒者则拒之，上司不必挠其权。其四方有志之士，听其肄业。”
从中可见，如今天的官方推荐生、拿着领导人介绍信的照顾生是不受书院欢迎的。即便入学了，如果主管老师（洞师）测试后觉得不行，仍会将其辞退，领导（上司）不能干涉。
书院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田”
元代明道书院每名学生每月给5贯“膏火钱”
古代办书院的办学经费除了“官助”之外，主要靠民间集资、捐献和书院创收、自筹，其中“学田”收入是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每个书院都会尽可能地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很多时候，学生在书院读书，不仅不要学费，而且“食宿费全包”。如文昌书院，学生便“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另外该书院“更欲立书舍，给膏火，招徕来学，以广栽培”。
所谓“膏火”，就是学生学习期间的花费，古人俗称“养士费”。“膏火”原本为资助困难学生的，实际使用时已普遍散发，生徒都有份。或给钱两，或给粮谷，或钱粮兼给。
“膏火钱”补助的高低历代不一，不同书院之间也不同。以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为例，在元代至正年间，此时已改为官办的书院，每名学生每月给零花钱5贯钱。5贯即5000文，当时书院的勤杂工每月工资才300文，做学生比打工还来钱呢。另外，每名学生每天还有口粮“米2升半”。
清道光年间，安徽阜阳聚星书院的正课生每名每月膏火钱1200文，副课生500文；童生正课1000文，副课500文。正副课生住院肄业者，每名每月另给小麦3斗。
有的书院因办学经费有限，学生食宿费无法全包下来，也尽可能给学生提供免费伙食。一般来说，古代书院是没有“考试费”、“材料费”等现代学校常见的学杂费的。
成绩优秀可获“奖赏钱”、“花红钱”
清代蕲州书院考试前4名每人奖“膏火制钱二串文”
古代书院大多希望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才，所以对学生的要求极严。以作息时间来说，不分冬夏，每天早上五时头鼓，五时半二鼓，六时三鼓上课。
为了使学生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书院还设有奖励制度。奖励的形式很多，既有精神鼓励，更有物质刺激，如月课奖赏，积分升级。还有相当于现代奖学金的所谓“奖赏钱”、“花红钱”。
月课奖赏是依据每次考试的成绩来定的，于考试之后兑现。如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延平知府陈宓在南平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书院模式建造的延平书院，便设“奖赏钱”，书院规定每月三课，上中下旬分课本经、论、策不同内容，“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
对学生予以奖赏，在清代的书院中似乎规定得最清楚，标准也较高，可能与清代书院“官学化”有直接关系，书院将膏火钱改成“奖金”发放，凭“奖票”领取。
清《蕲州志·学校》记载，同治年间湖北蕲州书院的奖励标准是这样的：生员参加相当于今教育局或考试院组织的考试（官课），每次取超等4名，每名膏火制钱二串文；特等12名，每名膏火制钱一串二百文。文童则每课取上卷8名，膏火制钱一串四百文；中卷20名，每名膏火制钱一串文。
除了书院应给膏火、花红外，教育主管部门也会“酌给花红”，以示鼓励。
清代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在湖北武昌所设的经心书院将考试时的优秀作文结集刊出，先后出版了《经心书院集》和《经心书院续集》。这种“荣誉奖励”，比奖金带给学生的刺激还大，还管用。
岳麓书院内朱熹
书写的“忠孝廉节”
奖惩分明试卷凭“浮票”领取
清代丹阳书院“抄写雷同”“罚停膏火一月”
奖惩分明，是古代书院的基本学规之一。学生在书院不认真学习，不约束言行，也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清代湖北归州丹阳书院规定：“学长稽查在院肄业生童，有不勤学励行者，正言规劝；如其不从，禀明山长，加以惩罚”。
清代蕲州书院的学规中也明确要求：如果在山长课期生员超等旷课一次，扣钱六百文；特等旷课一次，扣钱四百文；文童上卷旷课一次，扣钱四百文，中卷旷课一次扣钱三百文，再旷遂加录成文或雷同全数扣除。
学生在书院学习时的学业等级是动态的，实行“积分制”，有“升降级”。即使录取时的优秀学生，即所谓“正课生”，如果旷课，平时考试成绩不能保持在前列，也有可能被降为“附课生”。
清代均州南阳书院规定，以缺考的次数和考试的等级来确定升降，内课生如有一次不应课者，停止发放一月膏火；两次不应课者，降作附课。正课一连三次不考，超特等者降作附课以内，附课连考三次超等者，可以升补为正课。降级的同时，其膏火钱也会降低标准发放，甚至不发。
古代书院考试纪律很严格，试卷凭“浮票”领取，并设编号。学生考试时出现作弊、抄袭等不诚信行为，都会受到惩罚。清代归州丹阳书院规定：“抄写雷同及不在院作文，并次日交卷者不列榜 ，初次不列榜，罚停膏火一月；再次不列榜，降作附课,冒名顶替者逐出住院。”
与现代教育理念一脉相承的是，古代书院同样“德育”先于“智育”，当然，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古代的“德育”大多是“忠、孝、廉、节”等内容。如果“缺德”，后果很严重，轻者重罚，重者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