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释名使用的方法

A. "试对下文所运用的训诂方法作出具体分析说明"这种题怎么做啊

训诂的方法有三种：以形说义，即形训；因声求义，即声训；据文证义，即义训。

一、以形说义
通过字形的分析去了解字所记录的词的本义。世界上有两种文字体系：表音文字（因形知音而知义，形与音关系密切）、表意文字（见形知义，形与义关系密切）。汉字是表意文字，形体直接反映出所记录的意义，形义统一在汉字的构造中，使我们由字形探求字的本义成为可能。东汉许慎《说文》对9353个汉字的字形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其词义。运用以形说义方法时主要依据《说文解字》，其次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这两者中都有些问题，所以我们还要参照《甲骨文编》、《金文编》等书籍，以求得字的原始义。
二、如何运用以形说义的训诂方法
根据字形来说解字义在传统训诂学中很早就使用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懂得拆字说义了。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止戈为武”。分析字形时要有科学的头脑，不能妄加猜测。要对字形做梳理工作，一定要追溯到它的原始形体上去，准确找出字形所代表的最初意义。不能凭现代通行的字体作主观的判断。现代人有一句歇后语：“两个山字重起—请出”。也是今人据现代汉字的形体作出的误解。出，不是从二山，而是从，从止，甲骨文作，像一只脚从居穴中走出来，是一个合体象形字。
又如“宿”字。《说文•七下•部》：“宿，止也。从,声。古文夙。”《说文》解释“宿”的最初意义是“止”，是对的。但是对这个字的字形分析却有问题。认为是古文夙，是没有根据的。宿，甲骨文写作，象一个人在（屋）下靠着带有花纹的席子止息的样子，正反映了“住宿”之义。许慎根据形体发生了变化的小篆来分析字形，难免出错。
又如：民，《说文•十二下•民部》：“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但书中没有说明“古文之象”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只引了一个古文形体：。对这个形体，段玉裁认为“盖象萌生繁庑之形。”王宁先生认为：“中间的象女字，上下左右的斜画象捆绑的绳子，因此整个字形表示的是‘奴隶’的意思。”王先生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许慎引用的字体来自孔子壁中书，还不是最早的古文字。“民”在金文中已存在，写作盂鼎；王孙钟看上去像一只眼睛被一尖利物刺中的样子。唐兰说：“民字从目，此铭中初见。”可见，民字像刺目之形是肯定无疑的。刺目是古代奴隶主对奴隶的一种酷刑。“民字”的本义是“奴隶”。《贾子•六政》说：“民之为言萌也，萌之为言盲也。”民=萌=盲，目被刺成盲人，这是许慎以“萌”释“民”的本意。段玉裁因为“萌”有“草芽”义，所以解释为“繁芜”，并不正确。
以形说义方法探求的是单字的本义，在分析之后，往往要引古代文献中的用例来证明分析的正确性。
三、因声求义
词是声音和意义的统一体，语音是词的物质外壳，要准确解释词义有时就要借助于它的语音。从汉代开始，训诂学家就注意到了汉语词语的读音。例如：《说文》中就运用了相当多的声训（以同音字作为训释字）。扬雄的《方言》很关注异地殊语反映出的读音变化。东汉末年的刘熙所写的《释名》一书，就是通过声音线索来找出百姓日用器皿的得名缘由。汉字里形声字占大多数，是主要的构字方式，汉字表音化的趋势在日益加强。汉语音韵的发展变化是声、韵、调协调发展的，某一方面的变化必然会牵动其他两个方面的变化，特别是韵的变化，往往会造成声母、声调的演变。
因声求义的方法就是要根据汉语语音的特点和历史演变的规律来推求语源、解释连绵词、辨别通假字。其中推求语源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系联同源词；2、推求事物的得名之由；3、弄清古代方言与方言之间，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音义联系，进而找出它们的共同的根词。因声求义时，应遵循两个原则：（1）以古音为依据。（2）以文献语言为依据。
四、“因声求义”方法具体运用
1.通假借
如：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害”字《说文》“伤也。”“害”的几个义项“损害、杀害、祸害、忌妒”都解释不通。通过“通假借”的办法，了解“害”借用作“何”，问题才能解决。句意是“哪件要洗哪件不要洗，回家问父母。”
2.明方言
如：人涉昂否。（《诗经》）《毛诗诂训传》：“昂，我也。”《郑玄笺》：“人皆从而渡，我独否。”有学者解释为：“昂，今北方方言变为俺。昂古与吾通，今转为俺……昂之转为俺，其声音变化之迹是非常清楚的。”另有学者解释为：“昂为的假借。《说文》：‘，妇人自称。’由于昂、声近而通用，所以成为我的通称。”
3.寻语源
黍，禾属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
韭，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
五、据文证义
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来解说词义。前两种方法“以形说义”“因声求义”都具有主观性，而这种方法则更为客观。运用这种方法时注意三点：（1）尽量从本文、本书和同一作者的其它作品中寻找证据。（2）所得结论，不能脱离被训词的意义系统。（3）存在于古书之中的明显的训诂材料，大多是因势立说，随文而释。
如：可怜（可爱）体无比，阿母为汝求。《孔雀东南飞》/可怜（值得怜悯）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瓮》/西北望长安，可怜（可惜）无数山。

B. 如何评价刘熙的释名

汉代有四部着名的语言文字学着作：《尔雅》扬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 汉代有四部着名的语言文字学着作：《尔雅》扬雄的《,

C. 怎样评价柳永的词里的“赋”的运用

对于赋 ,郑玄《周礼·春官·大师》注说 :“赋之言铺 ,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熙《释名》说得较为简明 :“敷布其义谓之赋。”实际赋就是铺陈、铺叙 ,是一种直书其事、体物写志的表现手法。 在《诗》产生的时代 ,赋 ,只是“《诗》之用”中的一用 ,还没有成为一种文体的代称。到了战国时代 ,才有人将以铺陈写物、直书其事为主要特征的文体称为“赋” ,即“赋者 ,铺也 ,铺采文 ,体物写志也”,这始作俑者便是大儒荀子。他以赋名篇 ,其《赋篇》分“礼、智、云、蚕、箴”五节 ,后附“诗”。文中又采用君臣问答的形式 ,实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制之先河 不过从真正作为独立文体的赋来看 ,荀子之赋还很不成熟 ,仅仅只是开端 ,真正为汉赋体制奠定规模基础的应是宋玉。清人程廷祚对此有很好的评述 :“荀卿《礼》《知》二篇 ,纯用隐语 ,虽始构赋名 ,君子略之。宋玉以瑰伟之才 ,崛起骚人之后 ,奋其雄夸 ,乃与雅颂抗衡 ,而分裂其土壤 ,由是词人之赋兴焉。汉《艺文志》称其所着十六篇 ,今虽不尽传 ,观其《高唐》、《神女》、《风赋》等作 ,可谓穷造化之精神 ,尽万类之变态 ,瑰丽窈冥 ,无可端倪 ,其赋家之盛乎 ?” 赋作为文体 ,产生于战国后期 ,发端于荀子 ,立体于宋玉 ,兴盛辉煌于两汉。（经陆贾、枚乘、刘安、司马相如诸多作家扬其鸿藻 ,赋体之作遂蔚为大观 ,而汉赋也成为一代之文学。）而其流风直至宋代。其间经历了骚体赋、汉大赋（铺张扬厉、繁缛富瞻）、抒情小赋、骈赋、律赋（六朝——讲求对仗工稳、字句整饬）、俗赋、文赋（宋朝——突破了声律的种种限制，使之自由挥洒，富有灵活性）诸体衍变。且可以说每一体中均不乏名家名作。除前文所论及外 ,最为着名者如扬雄的《甘泉赋》、《长杨赋》、《酒箴》 ,王粲的《登楼赋》 ,曹植的《洛神赋》 ,祢衡的《鹦鹉赋》 ,潘岳的《西征赋》 ,鲍照的《芜城赋》 ,江淹的《恨赋》、《别赋》 ,庾信的《哀江南赋》 ,李白的《大鹏赋》 ,杜甫的《雕赋》、《天狗赋》 ,柳宗元的《骂尸虫文》 ,杜牧的《阿房宫赋》 ,欧阳修的《秋声赋》 ,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等。当然最能体现赋的体性这一角度来看 ,最为本色的应是汉代大赋。 北宋着名词人柳永擅长以铺叙、白描的手法,通俗的语言，写羁旅行役、市民生活,其中也透露出他仕途坎坷、飘泊江湖的抑郁心情。 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腿の兜男枨螅 丛煨缘卦擞昧似绦鸷桶酌璧氖址ā? 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上举《定风波》、《满江红》词）；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试比较两篇名作：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沙行》）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 两首词都是写别情。欧阳修词用的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则柳永词则是用铺叙衍情法，整个送别的场景、过程，别前、别时、别后的环境氛围以及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有细致的描绘和具体的刻画。欧词是借景言情，情由景生；柳词则是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叙事情和隐约的情节性。这也是柳永大部分词作的共同特点。 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凤枕鸾帷）、《浪淘沙漫》（梦觉）和《慢卷》（闲窗烛暗）等。后来周邦彦和吴文英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慢卷》）。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忆帝京》： 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 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组）”；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碧鸡漫志》卷二）。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着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蕴藉而情韵更隽永深厚。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近人夏敬观早已指出： “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

D. 如何评价《释名》

《释名》是我国第一部自觉的纯粹从语言学角度撰写出来的专着，书中记录很多汉代通用的语词，可与《尔雅》、《说文》等书相参证。全书以声为训，或取同音字，或取同韵韵近字，或取声同声过字，由此可以考证汉末的语音，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

E. 急！急！！急！！！：从《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中任选一部进行评价。1000字左右

《说文解字》

最早、影响最大的字典
《说之解字》又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许慎。此书作于和帝永元二年（100年），历时21年，直到安帝建光二年（121年）才告完成。许慎在病中遣其子许冲将此书献给皇帝。
《说文》旧称字书，按今天观点看，它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同时，它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文献语言学，《说文》就是文献语言学的莫基之作。《说文》成书不久，就被当世学者所重视。
如：郑玄注三礼，应劭、晋灼注《汉书》，都曾援引《说文》以证字义。《说文》对传统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后世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字，大体不出《说文》所涉及的范围，而《说文》本身则形成一个专门学科。《说文》完整而系统地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我们认识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桥梁；《说文》的训解更是我们今天注释古书、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据。所以《说文》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说文》这样一部巨着，是在经学斗争中产生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学术思想领域中最重要的一场论争。秦以前的典籍都是用六国时文字写的，汉代称六国文字为“古文”，用古文书写的经书称为古文经。秦始皇出于愚民政策的需要，把这些用古文字写成的《诗》《书》等典籍付之一炬。西汉初年，一些老年儒生凭记忆把五经口授给弟子，弟子用隶书记下来。隶书是汉代通行的文字，称“今文”，用今文书写的经书，称今文经。后来陆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经书。这样在汉代经学家中就分成了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两派的区别不只是表现为所依据的经学版本和文字不同，更主要的表现为怎样使经学为封建统治服务上。今文经学家喜欢对经书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宣扬迷信的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家则强调读懂经典，真正理解儒学精髓，为此侧重名物训诂，重视语言事实，比较简明质朴。许慎属于古文经学派，他编着《说文》是要以语言文字为武器，扩大古文经学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影响。
《说文》全书共收单字9353个，另有重文（异体字）1163个，附在正字之末，把9353个字分别归在540个部首之中。
《说文》一书的突出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建立部首是许慎的重大创造之一。汉字是凭借形体来表示意义的，因此，对汉字义符加以分析，把所有汉字都按所属义符加以归类，这是汉字学家的工作，这项工作，由许慎最先完成了。《说文》一共分540部，除了个别部首还可以合并与调整外，从总体上说都是合理的，都符合造字意图。许慎在安排540部的次序上煞费苦心，把形体相近或相似的排在一起，这等于把540部又分成若干大类，这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义符，更正确地理解字义。
每部所属的字的排列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具体说来有三种情况：其一，词义相近的字排在一起；其二，词义属于积极的排在前边，属于消极的排在后边；其三，专有名词排在前边，普通名词排在后边。
许慎创造的540部首和一部之中各个字的排列方法，都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这种排列方法更能体现部首与部首、字与字之间的意义联系，这与后世从检字法角度的分部和按笔画多少分类迥然不同。
2．训释本义。许慎之前的经学家为经典作注，都是随文而释，所注释的字（词）义，基本上是这个字在一定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和灵活意义。许慎在《说文》中紧紧抓住字的本义，并且只讲本义（由于历史的局限，个别字的本义讲得不对），这无疑等于抓住了词义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切引申义、比喻义等都是以本义为出发点的，掌握了本义，就能够以简驭繁，可以推知引申意义，解决一系列有关词义的问题。
此外，许慎在训释本义时，常常增加描写和叙述的语言，使读者加深对本义的理解，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丰富本义的内涵和外延。
3．对汉字形音义三方面分析。许慎在每个字下，首先训释词义，然后对字形构造进行分析，如果是形声字，在分析字形时就指示了读音，如果是非形声字，则常常用读若、读与某同等方式指示读音。汉字是属于表义系统文字，是由最初的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这样通过字形分析来确定、证实字义完全符合汉民族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而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文字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许慎深知“音义相依”、“义傅于音”的原则，所以在《说文》中非常重视音义关系，常常以声音线索来说明字义的由来，这为后世训诂学者提供了因声求义的原则。
4．以六书分析汉字。在许慎之前，有仓颉依据六书造字的传说。现代文字学家认为，六书是对汉字造字规律的总结，而不是汉字产生之前的造字模式。在许慎之前，仅有六书的名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没有具体阐述，更没有用来大量地分析汉字。许慎发展了六书理论，明确地为六书下定义，并把六书用于实践，逐一分析《说文》所收录的9353个汉字，这在汉字发展史和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从而确立了汉字研究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
《说文》问世以后，研究者蜂起。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高峰时期。清代研究《说文》的学者不下200人，其中称得上专家的有数十人之多。清代《说文》之学，可分为四类：其一，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等；其二，对《说文》进行匡正，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俞樾的《儿笘录》等；其三，对《说文》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其四，订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关于《说文》研究的着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其中第三种最为重要，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4人之中，尤以段玉裁、朱骏声最为突出。
《说文》问世以后，也很快就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文》。到了南北朝时代，学者们对《说文》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唐代科举考试规定要考《说文》。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说文》。
《说文》早期传本不得而知，有记载最早刊刻者是唐代李阳冰，他在代宗大历年间刊定《说文》，但其中掺杂李氏臆说颇多。南唐徐铉、徐锴兄弟二人精研《说文》，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是第一种《说文》注本，成书于南唐末年，世称小徐本，徐锴对李阳冰谬说多有匡正。徐铉于宋太宗雍熙年间奉旨校定《说文》，世称大徐本。另外，今尚存有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一卷，仅188字。清人研治《说文》，多以大徐本为基础，同时参校小徐本。大小徐本今天均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F. 砚台第一次怎么使用

砚台使用方法;

1、如何研墨

“水养”就是把砚台放在水里，保持滋润。特别是老坑，未开采出来之前常年水浸，石质非常滋润，出土之后就开始风化了，所以水养是一种不错的好方法，很多砚友家里就放一个大鱼缸，里面除了水养一些砚台外，还有几尾小鱼相伴，非常雅致，一举两得。当砚台长期不使用时，可用上蜡的方法对其进行保养。砚台上蜡就如家具上漆一样，既可保护材质，也能增加美感。同时也可以防止风化，使端砚的美丽珍贵石品花纹可以清晰呈现。

拓展资料

砚亦称为研，中国传统手工艺品之一，砚与笔、墨、纸合称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用具。砚材的运用也极为广泛，其中以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卓尼的洮河砚、山西绛县的澄泥砚最为突出，称“四大名砚”。

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解释：“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初期的砚，形态原始，是用一块小研石在一面磨平的石器上压墨丸研磨成墨汁。至汉时，砚上出现了雕刻，有石盖，下带足。魏晋至隋出现了圆形瓷砚，由三足而多足。箕形砚是唐代常见的砚式，形同簸箕，砚底一端落地，一端以足支撑。唐、宋时，砚台的造型更加多样化。

砚台历经秦汉、魏晋，至唐代起，各地相继发现适合制砚的石料，开始以石为主的砚台制作。其中采用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歙州的歙石及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制作的砚台，被分别称作端砚、歙砚、洮河砚。史书将端、歙、临洮砚称作三大名砚。清末，又将山西的澄泥砚与端、歙、临洮，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砚。也有人主张，以天然砚石雕制的鲁砚中的徐公石砚代替澄泥砚，合称四大名砚。

G. 汉代语言学兴盛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家互相之间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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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充满爱
要说到《让世界充满爱》这个题目吧!我认为也不是非要捐钱啊,捐衣啊,捐一些书籍啊,等等.实
际我们只要能运

H. 释名的学术价值

《释名》与《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历来被视为汉代4部重要的训诂着作，在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价值主要表现为：
1．《释名》以声训解释名物，为因声求义开辟了道路，促使了古代韵书的产生。《释名》又集汉代音训之大成，为考见汉末语音，研究上古音提供了可靠的材料。特别可贵的是，《释名》中记录了当时一些语词的方言读法。如《释天》：“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清、徐以舌头言之。”“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清、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这些记录说明了汉代一些方言语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扬雄《方言》所没有的，因而十分宝贵。
2．《释名》记录了很多汉代通用的语词，可与《尔雅》、《说文》以及古代经典或传注相参证。如《说文·禾部》：“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释名·释州国》：“秦，津也，其地沃衍有津润也。”此说正是秦“地宜禾”之证。尤其是《释名》中有许多与《尔雅》、《说文》及经传不同或不尽相同的训释，是很有价值的训诂材料。如《诗·邶风·泉水》：“我思肥泉。”毛传：“所出同，所归异曰肥泉。”出自同一源头而流向异处的泉水为何称为“肥泉”？《释名·释水》曰：“本同出时所浸润少，所归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刘熙说明了原委，比毛传更进了一步。又如《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释名·释长幼》曰：“七十曰耄，头发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铁也，皮肤黑色如铁也。九十曰鲐背，背有鲐文也。”这一解释有异于《曲礼》，内容也较丰富。又如《说文》：“瓦，土器也，已烧之总名。”瓦本指烧制的陶器。《释名·释宫室》：“瓦，踝也。踝，坚确貌也。”这里所说的瓦是指盖房顶的瓦（古瓦有当，向外；瓦与当连，犹如人足与踝相连，故以“踝”释“瓦”），这说明至少在汉末“瓦”的词义已发生了转移。这类材料对我们探讨词义学和汉语史都很有价值。
3．《释名》还保留了汉代的一些古语。如《释天》：“露，虑也，覆虑物也。”“覆虑”是古语，亦谓之“覆露”，在《汉书·晁错传》、《严助传》、《淮南子·时则篇》中都曾出现，是“荫庇”、“沾润”之义。《释天》：“虹，又曰美人。”这是古代俗称。传说古时有一对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虹，故俗呼为美人虹。《释丧制》：“汉以来谓死为物故。”“狱死曰考竟。”这些古语，传达了上古时代语言的信息，可以作为考察古今语言发展轨迹的凭据。
4．《释名》所训释的对象不侧重于文献语言，而重于日常名物事类，因此它涉及社会生活面广，从天文、地理到人事、习俗都有所反映；加上《释名》成书去古未远，所以可以因所释名物推求古代制度。如《释书契》：“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说明汉代册封侯王时立有整敕其不得犯法的文书。又如《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即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碑的功用的演变由此可见。原来，古时丧葬，在墓坑两端各树一石碑，碑间架辘轳，以绋绕辘轳上，挽棺缓缓下放。后来碑用来追述先人功业。《释书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由此我们可了解古代朝会时大臣所执手板的用途。《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汉代的裲裆，相当于后代的背心。“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帔即披肩，前人认为始于晋，由此可见汉末就有了。《释首饰》：“髲，被也。发少者得以被助其发也。”原来假发早在汉代就作为头饰了。“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浮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也。”珰的产生及其流传情况由此可见。《释用器》：“枷，加也。加杖于柄头，以挝穗而出其谷也。”可见今天一些地区脱粒用的农具连枷的历史相当悠久。阅读这些记载，可以获得网络知识，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史，考究事物缘始和汉代生产生活情况。
从上所述可见《释名》对研究训诂学、语言学、社会学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着作。清人毕沅说：“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释名疏证·序》）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

I. 利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词作注释的方法,训诂学上称为什么

这种训诂方法叫做“声训”。声训是取音同音近的字来解释词义。这种方法萌芽于先秦，多见于文献的正文中，如《易·说卦》中的"乾，健也；坤，顺也。"到后来的东汉末年的刘熙的《释名》是全面使用声训方法来说明词义的着作。